生存悖论与伦理选择——多丽丝·莱辛《幸存者回忆录》中的多重共同体

多丽丝·莱辛的《幸存者回忆录》构建了多重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这些共同体通过不同的空间进行表征:艾米莉的原生家庭、墙背后变化无常的房间、现代城市解体中的“杰拉尔德之家”。运用共同体理论与文学理论阐释三重共同体，是解析多丽丝·莱辛对共同体危机与现代文明灾难间的深刻反思。小说结尾暗示理想的共同体是个体实现自我超越后的人与自然、生物的道德共同体，这也体现了莱辛关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共同体生存形态的伦理选择。     

乡约的契约伦理色彩及其产生、变异分析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程度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乡约。不过，“乡约”这种契约伦理共同体跟现代以个体权利为本，通过契约缔结的社会组织有本质的不同。“乡约”旨在提升个体德性，以便将个人更好地收摄进家族式群体生活方式之中，而不是让个体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因此，入明后，“乡约”即被君主专制权力所利用，成了官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牢笼人心的工具。于是，“乡约”这种具有一定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终究没能发展壮大并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探明乡约的契约伦理特性及其产生、变异的原因，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形态的现代转型，有利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     

传统家庭伦理思想与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兼论《弟子规》与青少年家庭道德教育

传统家庭教育中德育职能至上,重视个体自我教育和儿童行为习惯的养成。现代家庭教育的德育职能则逐弱化,出现家庭道德教育空白的现象,导致个体人格的缺失。因此,建立新型的家庭教育模式成为必然。以《弟子规》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在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和青少年家庭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从熟人社会到现代治理：民族地区互助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及目标走向

中华民族的互助行为源远流长,为了应对社会风险,人们逐步建立了家庭、家族、民族内和民族间自发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加强熟人社会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的风险冲击下适应性明显削弱,需要建立现代互助共同体以提升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现代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积极介入、共同价值观、制度理性、立足传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互助共同体走向生人互助模式,在拓展资源共享、增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应将互助共同体融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并引导居民自治、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注重乡村互助文化的创新发展。     

美国黑人家庭模式的转变与发展

研究美国黑人家庭的模式转变 ,有助于察看当今美国黑人在生活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趋向。美国黑人家庭的发展、演变经过三个阶段。在作为奴隶身份被卖到美国的第一阶段中 ,其家庭结构表现为或是女性统治为主心 ,或是不稳定的、一种杂乱亲属关系的共同体 ;在从奴隶转为自由民的第二阶段中 ,传统式的家庭结构渐渐消亡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家庭模式开始发展 ;从 19世纪末到现今的第三阶段中 ,以父权为统治表征的双亲式家庭已成为发展主潮。     

家庭文化的历史考察与现代诠释

传统社会的家庭通过制定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族规祖训、家规家训,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的家庭文化。佛教祖师大德把"孝道"置于更高人文价值的一个环节,重新解释和定位了家庭文化并对之进行了某种改造和超越。近代以来在打破宗法制度和传统家庭伦理的过程中,传统的家庭伦理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传统社会从群体出发解释"家庭"之意义不同,现代社会多从个体出发看待家庭的意义。如果现代家庭文化能够适应家庭个体成员的时代诉求,便有可能使传统家庭伦理得到延续并在时代条件下发挥作用。个体只有融入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家庭文化氛围中,才能够达至个人幸福之目的。     

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中国宪法上的家庭观及其转型

重思家庭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需要科学的家庭观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构造。新中国宪法史中的家庭观延续和发展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家庭与国家关系的文化反思与选择,将家庭改造纳入到以个体自由保障和国家能力整合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建设议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家庭观念形态,分别是作为革命对象的家庭、象征个体自由的家庭、再政治化的家庭、个体与国家价值适度平衡的家庭。因家庭未在宪法价值体系中获得主体性地位,使得家庭观念受宪法整体价值诉求的影响,呈现为一种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间徘徊的特征,并在部分历史时刻走向了极端,对个体、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走出历史困境,需重建具备主体性的家庭观和制度表达,通过宪法及其相关制度平衡个体、家庭和国家的宪法关系。     

现代蒙古族家庭美德结构的调查研究

家庭美德对个体和族群的发展都十分重要,本研究以现代社会为背景,以整体文化的视野,采用调查法就蒙古族整体文化中的家庭美德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通过对380名成年蒙古族被试的调查,得出了如下结论:现代蒙古族家庭美德结构是由家庭教育、忌讳、家庭习俗和尊礼四大内容维度构成;在现代蒙古族家庭美德结构中家庭教育处于核心地位;许多忌讳内容依然存在,而且在家庭美德的形成发展中起着稳定性、民族个性化和监控的作用;家庭习俗和尊礼相统一而存在,并成为家庭美德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共同体意识”分析

文学伦理学批评应具有"共同体意识",这主要因为在后现代条件下社会个体认识到"社会正义"实现的历史性,也认识到"生活和谐化"的达成只有以"理想共同体"为展望并在合理协调"团体与个体"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不仅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生存智慧",它同时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应有之义.     

社会转型与家庭伦理地位转变

社会转型引起家庭道德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表现为:家庭道德内容的变化,传统家庭道德在扬弃中发展,现代家庭道德处于建构之中;家庭道德指向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从传统社会的差序等级关系向现代社会平等友爱、独立自主关系的转变;家庭道德精神也在从家庭本位向个人与家庭双重价值取向转变;家庭道德作用范围发生了变化,更广泛的表现在对个体自身道德约束上,影响范围比重缩小;受内外因素影响,家庭道德的教化功能在个体道德成长中地位比重在减弱,但家庭道德在道德教育中的基石作用却依然重要.     

自主和多元化的和谐家庭观

现代社会生活气候的转变带来了个体性情的思想解放,同时也使家庭模式动荡不居。和谐社会作为一种价值观的指引,给个体和家庭更大的生活空间。在和谐社会家庭伦理观的建构中,如何达到个体、家庭以及社会的总体平衡,重新定位三者的关系也就显得格外重要。     

西北农村“分家”特点及原因分析——以甘肃白银市X乡Y村为例

基于分家的时间、分家时到场的人员、分家意见的权威性以及对分家认识的积极化趋势分析,"分家"现象有普遍化、简单化和分家评价的中性化趋势;与此相联系,代际关系也出现了从感情型向理性化、从"老一代为中心"向平等或向"新一代为中心"方向的变化.这种普遍化、简单化和分家评价的中性化趋势与当前土地经营方式有关,与西北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与农村消费取向的转移和年轻一代中"个人本位"、"小家庭本位"意识的增长有关.     

农村家庭伦理价值与代际关系的权变——基于苏北渔村四代同堂家庭的个案调查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化竞争中有其自身的适应逻辑。农村四代同堂家庭虽具传统大家庭同居共食之形,但其价值伦理已经发生权变。即家庭内部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通过分财独立和空间区隔保持代际成员之间的自主性;代际之间以子代核心小家庭为重心进行资源倾斜,形成亲子关系倒置的理性化关系格局。面对城市化压力和市场化竞争,农村四代同堂家庭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代际分工中形成情利一体的伦理共同体,究其本质是以核心小家庭辐射大家庭的代际关系实践,体现了农村家庭积极理性化的权变策略。     

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问题研究

随迁老人在城市适应中面临着子女家的"局外人"身份和城市社区的"陌生人"身份的双重尴尬。本文调查表明随迁老人在城市适应中存在着适应程度的个体差异,同时家庭关系、随迁老人夫妇有无一起随迁和参与社区活动频率是影响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因素。现阶段解决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问题应以家庭为主、社区为辅;以个体性为主、共同性为辅;以主动适应为主、外力推动适应为辅。     

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年大学生自信程度的影响

家庭是影响一个人心理发展的第一环境,尤其对青年大学生早期心理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笔者通过对青年工作资料的整理及个案分析,说明了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年大学生自信程度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否定型和民主型家庭的孩子所表现出的自信个性心理特征的大相径庭,为广大青年工作者和家长提供了一些新的思索和理性参考。     

论家庭教育的功能、特点和基本要求

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三种基本形态,个体成长离不开这三者的共同作用。要教育好青少年,不仅要重视学校教育、社区教育,而且还必须抓好家庭教育,统一这三方面的影响力量,在共同的教育目的基础上形成教育合力,对青少年产生整体的积极影响效应。只有全面地认识家庭教育,才能科学地进行家庭教育。     

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基于个体化视角的广场舞分析

广场舞象征个体的私人生活正在向公共空间扩展,基于个体需求自发形成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化形态。在家庭核心化与个体崛起的背景下,广场舞对个体而言既是一种健身运动,进行身体展示与个体审美追求,个体也渴望在广场空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为自己而活的身份追求。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广场舞并没有形成紧密封闭的公共生活,在团体内部出现了“抱团”与“找朋友”的双重公共生活,前者体现了群体内部的圈层互动,后者呈现了个体希望通过主体间的互动建构群体归属感。总体而言,广场舞刻画出一个松散而开放的公共社群生活,凸显了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实现了个体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有效联结。     

夫妻“共签共债”规范的功能优化——以家事法目的性介入模式为指引

夫妻“共签共债”模式从司法解释进入《民法典》,确立了其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当前,我国学界对夫妻“共签共债”入典的合理性以及司法适用价值存在争议。从理论层面来看,对夫妻“共签共债”规范的争议源于在道德层面、经济层面、入典必要性层面存在的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对立;从司法实践观察,夫妻“共签共债”模式存在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失衡问题。《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主要法条、司法解释贯穿夫妻“共签共债”活动始终,而夫妻生活的亲密性、伦理性和隐私性压缩了家事法的适用空间,故目的性介入模式在夫妻“共签共债”规范的功能优化中具有适用正当性。家事法目的性介入婚姻家庭处理夫妻“共签共债”法律问题,需要接受后果主义思维的指引,从触及底线性道德、家庭内部调整功能失灵、夫妻共同体的解除与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三个维度由浅入深地推进。     

家庭德才结构研究

从不同角度研究家庭结构可以得出不同结论。从德才相结合的观点出发 ,由于每个人的德才条件不同 ,夫妻之间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家庭组合。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不同时代的德才标准、德才条件不尽相同 ,不同时代的人群结构和家庭结构也不尽相同。基于我国的经济及其表现出来的人群、家庭组合现状 ,有针对性地加强家庭建设 ,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是有益的     

家庭结构与住房状况的实证分析

住房是家庭的基础物质载体,安居乐业是家庭幸福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和变革的时代环境下,探究家庭结构与住房状况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2010年7省（区）调查的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包括家庭规模结构、家庭代际结构和家庭类型结构）与住房状况（建筑面积、间数、承重类型和住房来源等）有明显关联。人口学特征与住房状况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尤其是年龄与家庭住房产权有直接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城镇化持续推进过程中,我国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将在总体上改善家庭住房状况;家庭住房状况的改善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和独居（单人户）的增多。建议在分析与预测国内住房市场的现状与变化时,重视分析家庭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能仅局限于考察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