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伦理价值与代际关系的权变——基于苏北渔村四代同堂家庭的个案调查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城市化浪潮和市场化竞争中有其自身的适应逻辑。农村四代同堂家庭虽具传统大家庭同居共食之形,但其价值伦理已经发生权变。即家庭内部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通过分财独立和空间区隔保持代际成员之间的自主性;代际之间以子代核心小家庭为重心进行资源倾斜,形成亲子关系倒置的理性化关系格局。面对城市化压力和市场化竞争,农村四代同堂家庭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代际分工中形成情利一体的伦理共同体,究其本质是以核心小家庭辐射大家庭的代际关系实践,体现了农村家庭积极理性化的权变策略。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道德权变与道德冲突的消解

权变是人们在进行道德选择时需要经常面对的一个复杂的问题,权变作为一种方法论始于孔子,此后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思想家阐述了自己的权变思想。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权变在中国古代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概况;介绍了道德权变和道德冲突,以及对道德冲突的分类;提出对道德冲突的消解方法。     

代际伦理视域下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与出路

社会转型引起伦理规范的转型,新的以利益为重的代际关系对原有的以"孝道"为核心的代际伦理关系产生巨大冲击。代际伦理转型下的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供给的双重困境,子女供养不足,政府补贴与社会救助乏力。家庭结构的变化、代际伦理的转型、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造成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的主要原因。当前形势下,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应该从协调家庭关系、寻求代际公平、完善保障体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调动社会力量支持等方面探寻出路。     

农村分家模式对家庭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分析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可以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分家模式发生明显的历史性变动,主要体现在兄弟分家和父子分家两方面:兄弟间的分家模式从"一次性分家"向"多次性分家"转变,兄弟结婚后越来越多地是结婚一个就分出去一个,而不是等所有兄弟都结婚之后再一次性分家;父子之间,原有的父亲选择与独子或者小儿子一起居住的模式也正在发生改变,父亲与所有儿子甚至是独子分家、形成空巢家庭在全国不少地区成为普遍趋势。分家模式的这两种变动趋势是农村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的直接推动因素。     

近代早期英国个人主义的成长与核心家庭的兴起

17至18世纪期间不仅是英国资本主义迅速成长的时期，而且在这种经济中，财富和成就都必须个人化，从而为资本化提供手段和动力。社会变革的步调也紧随其后，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则成为这种变化最直接的指示剂。生物、社会、政治、经济、心理和性的变化，为个人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为社会个体尤其是传统的弱势群体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创造更多的个人发展空间、满足日益增长的个人情感需求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也成为现代自我意识的肇始。因此，个人主义的兴起被视为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此时英国上层社会中流行的情感式个人主义不仅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宗教道德对人性及家庭的束缚，也在社会中引领了一种新的风尚。     

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影响

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定量描述了现阶段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的基本情况,并从代际关系运行状态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遭遇问题并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乏的结果,更是农村代际关系朝向下位运行的结果,即代际关系朝向上位的、双向平衡运行逻辑已被朝向下位的、单向失衡运行逻辑所取代。作为一种超经济伦理性的行为特征在代际关系的运行中逐渐消失,子代在养老行为中越来越理性化,这是当前江汉平原农村社会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     

中国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趋势与变迁------来自七省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七省区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揭示了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子女家庭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水平较低,且重视经济支持,日常事务性支持与情感支持欠缺。因子女外出就业、结婚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显著高于因儿子分家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老年人;亲代与子代配偶相处得越好,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越多。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在代际支持上“分而不离”,但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加之家庭子女数减少,未来网络家庭的养老功能将趋于弱化。在居家养老仍为农村主要养老方式的现实下,为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改变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农村养老产业,实现农村养老资源多元化的同时,重视农村现代养老文化建设已成为必然。     

论民工代际变迁及农村家庭模式的转变——新老农民工与家庭组织变化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模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生着代际变化,作为青壮年劳动力的两代农民工在其独特的生存环境与意识形态影响下,家庭组织结构与功能已逐渐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长大,深受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并形成其独有的家庭观念和价值体系,希望能脱离农村到城市寻求发展,落地生根,农村家庭对其成员的向心力亦逐渐减弱,形成了一种相对松散的家庭模式。近年来出现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都反映了农村家庭组织状态的变化。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生存状态及意识发展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现代农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转变。     

农村家庭非正规就业的代际传递性研究

非正规就业是当前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2009年农村数据,采用递归双变量概率模型对农村两代劳动力非正规就业选择中的代际传递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影响两代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因素存在差异,但两代农村劳动力在非正规就业选择中也存在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子代的就业选择明显受到父辈就业状态的影响。这意味着农村子代劳动力在非正规就业选择中缺乏相应的独立性。     

家庭发展能力:农村家庭策略的比较分析

从鄂西农村与华北农村的差异出发，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探讨了家庭发展能力的有效基础。鄂西农村相对薄弱的半工与半耕、低度的代际合力以及有限的人生任务，与华北农村相对充分的半工与半耕、紧密的代际关联以及近乎无限的人生任务存在鲜明差异，最终体现为家庭发展能力的差异。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不同，农民家庭可以大致划分为发展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等三种类型。农民家庭的“分类治理”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政策落地的重要基础。     

农村留守家庭研究综述

留守家庭是我国城镇化、现代化以及社会转型的产物,农村留守家庭对于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特征具有独特价值。基于劳动力迁移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研究国外留守家庭产生的原因,分析留守家庭现状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检视发现,中国农村留守家庭有其特殊性,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给个体、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多重影响。农村留守家庭的产生不仅源于家庭,更有复杂的制度、政策以及经济原因,要将留守家庭问题纳入到城镇化发展战略中来,创造农民举家迁移的进城市民化和就地集聚城镇化的制度环境和自由选择条件,才能解决留守家庭衍生的问题。     

家庭代际分工与农村妇女地位提升

中国农村家庭在转型期形成的代际分工模式对促进妇女就业和提升妇女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代际分工模式将中青年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缓和了妇女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妇女持续参与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代际分工模式建立在亲代对子代厚重的责任伦理和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之上,是转型期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重要方式。本文分析表明,代际分工模式重塑了妇女与家庭的关系状态,妇女地位的提升不再完全是家庭内部权力斗争和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家庭功能性整合的产物,从而超越了家庭权力斗争的视野。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要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促进妇女权利保障与家庭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妇女地位提升、真正通往美好生活的目标。     

农村婚姻移民的家庭融合及对其异地适应的影响

异地联姻是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的县、市、省而形成的跨地区通婚,婚姻移民是因为异地联姻而发生了迁移的人员。婚姻移民家庭融合程度较高,这是因为异地联姻是在各种结构性因素限制下联姻双方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符合婚姻移民和当地居民双方的利益。但是,异地联姻家庭中也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家庭问题与家庭矛盾,"异地联姻"的因素仍对其家庭融合产生负面影响。家庭融合对婚姻移民的异地生活适应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家庭结构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

以理性行动理论为指导,对影响西部农村居民迁移意愿的家庭结构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的分析,证明了迁移意愿是基于家庭结构的理性决策,家里是否有父母或子女是影响个人迁移意愿的重要因素。在考虑了年龄和教育的影响之后,有学龄子女的农村居民迁移意愿较低,有老年父母的农村居民迁移意愿较高。     

中国传统文化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家族企业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由此得出中国的家族企业在构建家族企业文化时应突出个性特征,努力寻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