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市政策下我国粮食价格波动成因分析

基于2003—2014年稻谷、小麦和玉米主产区的面板数据对托市政策下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成本、通胀水平以及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粮食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较大。竞争作物价格对粮食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居民收入对不同粮食品种价格的影响方向存在差异,对小麦和玉米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稻谷价格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口对稻谷价格具有负向影响,与小麦和玉米价格具有正相关关系。上一期价格对当期稻谷和玉米价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以小麦、稻谷、玉米和大豆为例,选取2009—2016年的相关日度价格数据,运用BEKK-GARCH模型考察了我国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间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我国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间存在价格波动溢出效应,但溢出程度在不同粮食品种之间有差异。主粮作物小麦、稻谷和玉米期货对现货价格的溢出效应较弱,非主粮作物大豆期货对现货价格的溢出效应较强,四个粮食品种现货对期货价格的溢出效应均较弱。分析表明：由于我国在调控粮食市场的思路和力度上对于主粮作物与非主粮作物存在较大差别,从而造成了四个粮食品种期货与现货市场间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的差异。     

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与影响程度

选取小麦、大米、玉米、大豆四种粮食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年度和月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方法对影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成本推动、国际传导以及预期等三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内粮食价格波动主要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推动和自身价格滞后的影响,国际价格波动只对大豆价格影响较为显著,对小麦和玉米影响较小,对大米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政府稳定粮食价格应首先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此外,短期可通过粮食储备进行调节,长期则应通过生产规划和完善期货市场以平抑价格波动。     

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对国内外粮食价格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

根据小麦、玉米和稻谷2003年1月至2015年12月国内外月度价格数据,利用VEC DCC GARCH模型研究了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对国内外粮食价格波动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均值溢出效应;政策实施前,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具有波动溢出效应,而实施后不具有波动溢出效应,并且国内外粮食价格相关关系的持久性减弱。由此可见,中国实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有助于减少国际粮食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但同时也扭曲了国内粮食市场,提出国家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发现和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尽快完善和改革我国粮食价格形成机制。     

中国粮食生产潜能分析：一个基于“俱乐部 收敛”的视点

我国的粮食单产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不同地区粮食单产的收敛分析有助于预测粮食生产潜能。对1980年至2012年全国30个省区市稻谷、玉米、小麦三种主粮单产数据的收敛分析发现,传统收敛β收敛与σ收敛的分析结果相互冲突,并且与现实不符。而俱乐部收敛分析发现,稻谷单产全国范围内趋于收敛;玉米单产同样在全国范围内收敛;但小麦单产则不存在总体收敛趋势,而是收敛于三个不同的俱乐部。进一步以“俱乐部”内最高单产为参照测算三种主粮历年的生产潜能,预测结果显示,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三种主粮在2012年的潜在总产量为6.6万亿吨,仍比实际产量高26%;初步估计,未来10—20年之内,三种主粮的增产潜能会保持在10%以上。     

我国三大主粮单产水平的时空演进与地区收敛

在分析1978—2015年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单产时空演进趋势的基础上,检验了全国产区省份、主产区省份和非主产区省份三大主粮单产的收敛情况。研究表明:全国三大主粮单产均在波动变化中显著提升,且主产区省份三大主粮单产基本都持续高于非主产区省份;全国产区省份和非主产区省份三大主粮单产均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单产绝对差距持续缩小,初期单产较低省份的单产提升速度更快,离自身稳态值越远的省份单产的提升速度也越快;主产区省份三大主粮单产收敛趋势则不具有普遍性,小麦单产绝对差距未明显缩小,稻谷单产提升速度也无明显差异;与主产区省份相比,非主产区省份三大主粮单产收敛趋势更显著。     

永磁轮毂电机的磁热双向耦合方法研究

分析我国粮食进口及价差驱动特征,并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品种实证检验国内外粮食价差对粮食净进口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粮食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进口,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粮食生产成本高、缺乏竞争力;价差不仅对稻谷、小麦和大豆的净进口量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且对稻谷和小麦净进口量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价差对各粮食品种净进口量的影响并不相同,这可能与粮食品种本身的价格水平、贸易状况、贸易政策及国际竞争力等因素密切相关。     

关于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模型分析

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研究粮食价格的波动并针对价格波动的特征提出可行性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运用ARCH类模型,选取小麦、玉米和大豆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波动分析,表明:玉米不存在显著的异方差效应;小麦和大豆具有价格波动的集簇性;小麦和大豆均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小麦市场不存在南风险高回报的特征,但大豆市场存在.要加强对小麦市场的价格上涨的监测和控制.对大豆市场应当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争取定价权.     

国内外粮价波动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国内外粮价波动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前沿的时变溢出指数方法,将小麦、玉米、大米和大豆等四种粮食产品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多个维度考察国内外粮价波动溢出关系,并量化分析影响国内外粮价波动溢出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粮食市场是国际粮价波动溢出的净接受方,国际粮价波动对国内粮价波动的平均溢出效应为22.11%,显著高于国内粮价波动对国际粮价波动溢出的7.84%;国内各品种粮食价格受到国际粮价波动的直接溢出效应较大,间接溢出效应较小,其中,大豆受到国际粮价波动的溢出效应最大,高达38.64%,其次为玉米,小麦和大米受到溢出效应较小,但各粮食品种均是国际粮价波动溢出的净接受方;粮食进出口、国际粮食供需基本面及价格支持政策是影响国内外粮价波动溢出的关键因素。     

全球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小麦为例

以1975—2012年间国际小麦价格为例,从供给、需求和金融化三个视角分析了国际粮食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口增长和生物质能源发展是影响小麦价格长期走势的最主要需求因素;金融投机是造成小麦价格短期波动的最主要原因。研究还发现,粮食储备变化也是小麦价格短期内波动的原因之一,而能源价格、美元汇率和人口结构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粮食政策市场化改革与浙江农作物生产反应:价格、风险和定购

基于诺罗夫局部调整模型,采用1991-2002年浙江省10个地市的"时序--截面"数据,就粮食政策改革进程中浙江早稻、晚稻、大麦、小麦、棉花和油菜籽等六种农作物生产对产品价格、经营风险和粮食收购定额等因素的反应程度予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政策改革进程中农业生产者表现出相当的经济理性,产品价格对作物生产具有明显的正面效应,生产者行为对经营风险呈现显著的厌恶性反应.不断减少粮食定购尤其是2001年取消定购已对浙江粮食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有助于棉花和油菜籽种植规模的扩大.此外,产品比价的变化也明显地影响作物种植关系,早稻与晚稻呈现较强的互促关系,油菜籽价格的提高将会减少大麦及小麦面积,棉花生产对稻谷价格提高呈反向变化.     

基于Lasso和支持向量机的粮食价格预测

首先利用Lasso方法在影响粮食价格波动的众多因素中选出了粮食储备、粮食生产成本、粮食产量、粮食政策、生产需求、贸易需求、心理预期等7个主要影响因素;然后在Lasso变量选择的基础上利用支持向量机进行粮食价格的回归与预测,同时,把Lasso、支持向量机、Lasso-支持向量机及ARIMA方法的拟合预测效果进行比较。实证结果表明：Lasso-支持向量机组合预测方法的拟合预测效果要优于另外三种预测方法。     

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小麦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估计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小麦市场价格波动的直接影响,利用2009年1月4日至2016年12月30日小麦现货与期货价格日数据,通过将政策作为虚拟变量引入GARCH模型,实证研究政策对平抑小麦期现货价格波动的作用,并从政策执行区和非执行区的视角比较政策在不同地区维护小麦市场价格稳定方面的效果,对模型结果和价格传导路径进行验证和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对小麦期现货价格波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能够显著降低小麦现货市场的波动程度,并通过期现货市场间的联系对期货市场产生影响,但政策对期货价格波动的作用方向则相反;政策在平抑小麦价格波动方面的效果具有空间上的溢出效应,通过区域间的市场联系从执行区传导到非执行区,导致非执行区价格波动程度的下降。     

大米市场价格波动态势及周期性特征分析

探索中国大米市场价格短期波动态势及周期性特征,以期为稳定农民的市场预期,提高其生产积极性提供参考。在对国内外大米市场价格波动分析的基础上,以2006年1月-2010年12月的中国大米市场价格周指数为样本,采用TARCH类模型,分析了中国大米市场价格的周期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米市场价格具有显著的ARCH效应,其波动具有集簇性、非对称性、记忆性和持续性。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和相关主体可根据大米市场价格波动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下期的大米市场价格进行预测,密切关注价格上行趋势,采取相应措施减缓中国大米市场价格短期剧烈波动。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中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的测度

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在综合考虑国内外粮食市场行情、外部冲击因素、内部产业因素和受控可能性的基础上,构建粮食贸易安全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粮食贸易安全水平进行测度后发现：1992-2011年我国粮食贸易安全状态多为贸易弱态和贸易劣态,总体处于基本安全和基本不安全状态,且口粮和饲料粮的贸易安全状态高于工业用粮;在粮食贸易安全变化趋势上,小麦贸易安全水平有小幅上升,而稻米贸易安全水平波幅减小且略有下降,玉米贸易安全水平围绕0值上下波动,大豆贸易安全水平呈“阶梯式”下降;我国粮食贸易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是产业竞争力、国内市场行情、外部冲击因素、产业政策、受控可能性和国际市场行情。     

生态标识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及增值贡献分析——以大米、挂面的特征价格调查为例

抽取武汉市6家大型连锁超市内117个大米和132个挂面为样本,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特征价格模型测算绿色标识、有机标识、无公害标识、地理标识等指标对于粮食价格的影响及其增值贡献程度。研究表明:绿色标识、有机标识、无公害标识、地理标识会对大米价格产生正向影响;绿色标识、质量标识会对挂面价格产生正向影响。得出结论:对生态标识类粮食产品的研究,既推动了粮食产品的定价,又加强了消费者对生态标识型粮食产品的认知,同时还提高了农民种植生态粮食的积极性,有效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