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哀希腊》的两个译本

本文以对《哀希腊》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马君武与苏曼殊两个译本,从格式韵律、风格、意境与政治效应几个方面加以评述,旨在从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的角度对翻译教学产生积极意义。     

魏晋六朝诗歌“哀美”崇尚之成因

魏晋六朝时期,"哀美"开始成为艺术审美的风尚,成为文人自觉的追求,表现哀美的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逐渐放出了异彩。究其源头,"哀美"自有其深厚的历史及社会原因。     

《福尔摩斯探案》译本对中国近代侦探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

晚清时期西方侦探小说翻译中《福尔摩斯探案》颇受青睐,研究者将霍桑探案的作者程小青比作沟通中西侦探小说的桥梁人物。但福尔摩斯探案的翻译与霍桑探案的创作之间并非直线移植关系,期间福尔摩斯探案的接受经历了非常艰辛的接受历程。本文通过该译本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接受状况探析其对中国近代侦探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影响。     

希罗多德与司马迁

希罗多德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约公元前485──424年）的古希腊，著有《历史》（亦称《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司马迁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公元前135年──？）的西汉武帝时期，著有《史记》（亦称《太白分书》）。他们均以自己毕牛的努力及不朽的著作，奠定了中西方史学的独立地位，都被后人誉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司马迁以前，不能说希腊、中国就没有史学，但那只能称之为史学的胚胎或萌芽。文学还与其它学科混合交溶在一起，还没有成熟到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而恰恰是希罗多德与司马迁总结了前人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成果，集…     

试论中国近代的译诗

许多年来,人们花去了不少的精力来研究近代小说的翻译乃至社会科学的翻译.例如严复,人们熟知于严译名著八种;例如林纾,人们熟知于林译小说.至于近代的译诗,人们了解的可就不多了.充其量,能指出的只有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等对于拜伦《哀希腊》的翻译.阿英先生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最先进行了近代译诗的搜集工作,所辑虽然不多,但筚路蓝缕之功却不可没.近几年来,论述近代译诗的论文也时有所见,其中不乏精粹之见.直到最近《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卷》的出版,才算填补了这一段空白.它所搜集的丰富的近代译诗,不仅拓宽了近代翻译文学的领域,也展现了近代翻译家的辛勤劳动和丰硕的成果,同时,又使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使研究者们的视野更为广阔.     

《哀江南赋》旧注发微

本文考察了隋唐时期《哀江南赋》魏澹、崔令钦、王道珪注的产生时间、注家身份,分析了某些佚文内容,并论及宋元时期文人读该赋的笺注方式。通过对旧注的研究,认为《哀江南赋》至唐中期已为多数文人所接受,并联系杜甫“庾信文章老更成”诗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影响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称《教程》）自１９３９年在中国翻译出版后，曾在较长时期被视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高典型”，它在中国的地位远远超出了一般历史教科书，其影响巨大而久远。论文详细地考察了半个世纪来《教程》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历史过程，比较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程》对中国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同特征。着重从苏联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对比关系角度，研究《教程》在普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提高党员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指导党内斗争以及开展中共党史研究等几个方面的突出影响，客观全面地评价了《教程》的积极作用和消极意义，分析了《教程》所以在现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历史影响的社会历史条件等诸方面的动因，从中抽象出应有的历史反思和须借鉴的经验教训。     

拜伦《赞大海》等三诗译者辨析

一直以来,拜伦的《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被认为是苏曼殊的译作,而根据黄侃的自述,三诗乃黄侃所译。从文献上看,两人的创作风格和诗体特点相差悬殊;曼殊的生平和学习汉语的经历决定了其语言的使用风格离三诗的浑厚和高古存在一定距离;黄侃先生胸怀若谷、恃才傲物,不可能无中生有;而在黄侃文稿中发现三诗的译稿进一步证实黄侃乃三诗的真正译者。从文本上看,三诗的翻译风格和苏曼殊的其他译诗迥异。因此,三诗乃黄侃所译。     

谈谈辩证法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辩证法思想历史很悠久,在中国,在西方,大约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或者时间更长。辩证法思想的发展,经过几个历史阶段,就是古代希腊、罗马自发辩证法时期,近代欧洲形而上学时期,现代科学辩证法时期。 我先从古代希腊、罗马的自发辩证法讲起。     

从《论语》英译看经典翻译的双重视域

自明末西方传教士入华以降,西方世界对《论语》及其他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已蔚为可观。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处境中,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随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新的《论语》译本不断涌现,而重译中国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西方汉学界重新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学界重新建构自身文化的内在要求。然而,经典的重译必须建立在对已有翻译检视的基础之上。本文首先对《论语》英译的历史作简单的回顾,结合对《论语》英译不同翻译模式的考查,反思翻译之理念及经典翻译中的"中外"及"古今"双重诠释学视域,并进一步思考由此生发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及经典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     

浅析《垂死的尼俄柏的女儿》《拉奥孔》 所呈现的古希腊雕塑作品中的理想美学与理性哲学

《垂死的尼俄柏的女儿》和《拉奥孔》分别为希腊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两件代表作.本文尝试做了以下两方面的探索:第一,梳理了两件作品所经历的从制作到进入博物馆后经典化的历史;第二,并将其置于历史情境之中,与同时代的哲学思潮相联系,分析他们在理想美学和理性哲学追求上的异同.     

莫及群答问

莫乃群,广西滕县人,一九一一年生,历史学家,著名广西地方史学者,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广西历史学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及广西分会主席、广西通志馆馆长.莫老在青年时期就读于梧州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一九三二年秋,经老师夏征农介绍到上海《申报》工作。一九三五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日文版马列著作,翻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任广西大学教授.一九四二年秋在《广西日报》任总主笔。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授。一九四九年出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     

关于《文心雕龙》“哀”体的几个问题

《文心雕龙.哀吊》及《祝盟》论述了以“哀”名体的两类作品:哀辞和哀策。刘勰不把哀策作为“哀”体文的重点,与《文心》全书都更重视晋以前作品的总体倾向一致,同时在简短的论述中,刘勰也注意到了哀策在体制上实与诔相同;对于哀辞,刘勰基本上认为它是施于幼童的一种文体,这一认识是当时创作实际情况的反映;对于“哀”体的认识,稍后的《文选》和《文心》不尽相同。     

宗教文献翻译与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

本文概述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佛教与基督教文献翻译,回顾了翻译在这两大宗教进入中国文化后的表现,从宏观文化背景及微观文化背景两个角度剖析翻译与佛教在中国的接受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拒绝之间的关系,论证翻译在一定文化背景影响下对文化传入的反作用。     

《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翻译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史记》在18世纪被传往俄国,19世纪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带回大量中国藏书使俄藏《史记》的种类繁多,20世纪俄国和苏联时期都曾大规模来华购书,俄藏《史记》更加丰富。俄罗斯汉学家19世纪起就节译过《史记》,20世纪自1972年起启动了俄文全译注释《史记》的宏伟工程,于2010年推出了世界上惟一一种欧洲语言的《史记》全文译注本。《史记》在俄罗斯被收藏、翻译的过程,折射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过程。     

从《侠隐记》看近代译介小说及文学翻译的流变

近代中国是中国文学翻译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期译介小说的考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文化状况,比如对实用主义的重视以及白话文运动等等,这些社会现状同时也造成了近代文学翻译的俗化思潮以及重实践轻理论的特点。本文拟对《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的译本进行分析,从中看到中国近代译介小说叙事与语言风格的转变,并通过对译者伍光健在翻译实践和理论上的贡献来探究近代中国文学翻译从业余到专业的发展,以及其中存在的不足。     

严译《天演论》与中国近代文化

严复,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代表之一.他于一八九五年译述的《天演论》是甲午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趋深化的产物;严复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翻译了《天演论》,而更重要的则是他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重新"改做"了《天演论》;严译《天演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占着重要的地位.     

中国先秦时期的涉农区位布局理论

通过整理《周礼》《考工记》《尚书》《管子》《诗经》《汉书》等中国先秦时期文献中涉及农业、农民和农村居民点区位布局理论的内容,明确中国远古时期有代表性的区位布局理论,可以为认识中国农村居民点区位布局优化、农业用地区划的历史文化根源及其演变过程奠定基础。     

《狼图腾》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

文化负载词作为一个民族特有的词汇,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随着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数量愈来愈多,文化负载词成了翻译的重点和难点。论文以《狼图腾》英译本为例,将《狼图腾》中的文化负载词分为四类,即蒙古民族特色词汇、"文革"词汇、中国历史词汇及成语,并进一步分析译者葛浩文在翻译这些词汇过程中所采取的直译、音译、意译、厚译及删译等翻译方法与技巧,为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提供参考。     

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

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