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的文学翻译观

引言解构主义文学翻译观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强调解构作者的权威地位,是译者赋予了原作作者作品以新的生命。因此它赋予译者更大的自由,让译者主动地在阅读中介入作品的再创造。一、译作:原作的再生本雅明为波德莱尔《巴黎雕像》译文所作的序言《译者的任务》,一向被视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经典文献。这篇文章提到了译作是原作后起的生命这一观点。译作的依据当然是原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文章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译作所依据的并非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来世。本雅明认为翻译总是晚于原作,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     

文化转型语境下的翻译策略研究

中国的翻译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大多停留在语言层面,很少触及翻译活动所能产生的庞大文化力量,以及翻译活动与译者主体的互动作用。巴斯奈特认为翻译家应起到积极、创造性的能动作用,认为译者与原作者处于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relation of symbiosis)之中;译者并不透明的翻译不仅使原作超越时空的局限,具有后续的生命(continued life)和来世(afterlife),而且译者具有在改变原文本的同时进而改变世界的力量。①本文旨在从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语境的角度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意图、理解策略和翻译策略,揭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运用翻译策略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解构与重建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观发出了挑战。传统的翻译理论把原文和译作看作是对立的两极，并把二者的关系赋予了性别色彩：译作低劣于原作，且服从于原作，好比女性服从于男性。这种隐喻是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而女性主义翻译观则通过解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重建原作和译作的关系．指出二者既平等又互补的共生关系。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可以通过和作者进行移情置换和角色转换实现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平等。     

试论翻译的风格

翻译中如何保持原作的风格是衡量译文好坏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是译者知识结构、语言素养、翻译水平和才情的最好体现。保持原作的风格即指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等。由于翻译受原作的局限，译文的基本体式和风格不能由译者随意加以改变或演染，因为，原著的思想内容不取决于译者，而取决于原作者。译文应取的基本体式也受到原文很大的限制，译者不可能不顾原著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随心所欲地抒情、叙事、议论，不可能做到“文必已出”。原作如果是通俗的口语体，不能译成文绉绉的书面体；原作如果是粗俗…     

解释学观照下的文学翻译

现代解释学对文学研究的借鉴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但要充实自己的前理解,而且必须遵循翻译的若干原则,要注重把握原作的整体风貌,尤其是要注意文与题的相互印证,这样才能完整、系统地理解原作的整个思想蕴义,准确地再现原作的神韵和丰姿。     

钱钟书翻译思想探微——以解构主义为视角

1963年钱钟书发表《林纾的翻译》,首提"化境"一说,学界称其为翻译最高境界。在化境说中他提出"诱"、"讹"和"化",分析了翻译中的可译和不可译、译者与原作者、译作与原作、文本与意义、翻译确切等问题,与西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翻译有时是一个不可译的事件,翻译不是复制原作,原作需要打开封闭性,为开放性阐释提供思想张力,由此,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真正确切的、好的翻译文本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从翻译审美看创造性叛逆

随着译学研究的发展,翻译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过程;同时,译者作为一个有思想有意识的审美主体,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自身审美心理情感的折射对审美客体也即原作进行再现。因而在翻译中,译者不仅创造性地再现原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自身对原作的审美评价,译者对原作的叛逆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也即从翻译审美的角度看,创造性叛逆必然存在。     

论小说翻译的符号学途径

符号学的翻译观为语用意义的理解和再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将解释项引入翻译过程,与其相对应的语用意义就成为翻译中意义转换的首要任务。在小说翻译中,翻译者应该分析原作语言符号,主要是句法结构所蕴含的丰富的语用意义,并在译作中忠实地再现出来,从而再现原作的社会历史现实和艺术意境。     

翻译的社会功效

翻译的社会功效在于促进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发展。它决定了翻译的动因，原作的选择，并且构成译文效果评价的重要方面，因而是翻译生命之所在。     

论《格萨尔》文学翻译之科学性把握

不讲科学性的《格萨尔》翻译,就不是再现原作,而是歪曲、背叛原作。所谓“科学本”（资料本）,如果翻译不好——若不能准确表达史诗的语义、逻辑和风格,就不能体现《格萨尔》多功能的研究价值,是无法体现所谓其“科学性”的。《格萨尔》翻译的科学性,应最大限度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风格。其“科学性”首先体现在“信”上。准确理解和译好字词是译文“信”的基础。     

文学翻译中的风格的可译性

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翻译一直存在着争议。很多翻译者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只能是意思的翻译,而不能把原作中的特殊的方面,尤其是作品风格在译文中表现出来。而很多翻译大师却认为文学翻译风格是可译的,原作的风格可以通过相应的方式进行转化而迁移到译文当中。在此通过对文学风格的探讨以及风格可译的二元观说明文学风格的可译性,对以后的风格翻译研究提供一些说明。     

傅雷翻译实践的成功路径及其意义

选择原作过程中坚持有所不为,做到选择的目光与翻译的目的统一;翻译原作过程中保持严肃求真的姿态、注重感情的投入和匠心的运用;以"先为艺术家、再为文学家、终为翻译家"为攀登翻译文学高峰的路径;把儒家精神中的执著进取与道家思想中的推崇天然之美完好地结合在翻译实践中.以上是傅雷的翻译实践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是傅雷对今天的翻译活动具有的意义.     

解读文学翻译的非表象要素

学文本的审美要素由表象要素和非表象要素构成,译者在对原作翻译过程中,要正确把握表象要素,解读非表象要素,真正理解原作的审美意境。译者要通过对原文的审美阅读,在译文中形而上质地再现原作的质感之美。     

试论中国主体文化对翻译活动的规范和制约

翻译的功用之一是译介与内化外来文化。在翻译史上的不同时期,中国主体文化总是有选择地把外来文化纳入由自己主导的发展轨道。经过中国文学传统的文体和语言改铸后的外国文学,不仅具有了独特的、即便是原作也无法取代的艺术魅力,而且顺利地融入了中国文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学有机的组成部分,进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创作经验。     

浅议语言素质对翻译的渗透

翻译语言的文化性、审美性和翻译语言的情感化、性格化取决于译者的语言素质。要到达到一定的翻译水准 ,掌握语言“活”的灵魂至关重要。在译文中一方面要正确地理解原作 ,另一方面要恰当地表现原作 ,既不可太过 ,也不能不及。译者要较好地完成“文化桥梁”任务 ,必须要有深厚的母语功底 ,具备相当丰富的有关两种文化的修养 ,既要有准确感受原语文化、语言的领悟力 ,又要有得体反映其在译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和自由驾驭译语的表达力     

从西夏翻译透视其翻译文化

分析汉籍西夏译本中普遍使用的翻译策略可以揭示西夏翻译文化中的一些典型现象和主导意识;对照分析汉原本和西夏译本,可揭示译者对汉文化的了解程度,进而揭示汉文化对西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并挖掘其中根源。对西夏翻译的个案研究之外,更应展开对西夏翻译和汉夏文化间关系的翻译文化的系统研究,这是夏译汉籍研究的价值所在。     

关联理论对隐喻翻译的动态阐释

隐喻是人类认知世界和进行交际的重要手段,广泛存在于日常话语中。但由于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上的差异,隐喻的含义有时并不完全相同,这种差异性决定了隐喻理解的多样性,隐喻的理解与翻译一直是跨文化交际中的难点之一。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认为人类语言交际是一个通过寻找关联进行明示—推理的过程。关联理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翻译活动是一个涉及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双重示意—推理的语言交际行为,该推理模式可以为隐喻的翻译提供重要的启示。隐喻翻译可以在关联论的模式框架内,通过译者对原作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再结合原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来取得最佳语境效果下的关联。     

忠实与创造的统一:文学翻译不可偏离的准则

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 ,不仅要忠实地传达原作的思想内容、意境和韵味 ,还要在忠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 ,达到形似与神似的和谐统一     

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本——晚清翻译选材的历史回顾

文章摆脱了将重点放在原作与译作文本对比上的传统翻译理论的束缚,从解构主义理论和文化翻译理论出发,讨论了意识形态的定义、特性和作用;从历时的角度,对晚清翻译史做了回顾和研究,从而阐述了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本的影响和操控作用.同时,也揭示了此影响并非是绝对的,而是具有相对性的.相对语言文字在翻译活动中的显性作用,这种影响是一种隐性作用力.     

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艺术。在面对文化差异和语言转换的困难给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挑战时,创造性叛逆往往成为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选择。创造性叛逆既可能造成译本在新的接受环境中增值,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原作文化信息的失落。得失之间,恰好凸显了翻译研究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