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原则到整体主义——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群己观探析

群己关系是任何一种文化价值体系都环绕着的中心问题之一。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儒家学派基于对合群性意义的认识及对群体秩序的关注 ,更多地强调了群体原则。汉代以后 ,随着儒学被体制化 ,特别是发展到宋明理学 ,先秦儒家的群体原则已被引向了整体主义 ,这种整体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强调个体对群体特别是作为群体秩序代表的专制君主的服从 ,贬斥和抹煞个体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整体主义的兴盛与流行 ,导致和强化了中国人的人格依附性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被拉长 ,中国文化迟迟不能进入近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的自觉与群体认同——明清之际儒家群己观的衍化

人既是个体(自我)又是类(群体),自我与群体如何适当定位,是社会面临的永恒问题。作为人伦的关注者,儒家自先秦开始,便对群己关系作了原则的阐释。尽管儒家并不否定个体,但就总体而言,群体的认同无疑压倒了自我的确认,这种群体原则在尔后的正统化儒学(特别是宋明新儒学)中逐渐衍化为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然而,至明清之际,与历史的剧烈变迁相应,传统的群己之辩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后者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观的转换。     

先秦儒家秩序构建思想中的天

先秦儒家思想的共同目标是结束乱世,实现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的转变,使人们生活在一种具有安全感和稳定感的社会秩序之中。先秦儒家秩序建构思想的终极依据可以归结为天:秩序本身及其规则来源于天;秩序建构主体的智慧和权力来源于天;秩序建构的核心价值及其崇高性来源于天。以天为秩序建构依据的思想后来为董仲舒所发展,并且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晚明群己之辩的演进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群己之辩”构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论题。自先秦开始,中国的哲人便对自我与群体、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给予了相当自觉的关住,并在理论上作了多层次、多侧面的探讨。就总体面言,从先秦儒家到程朱理学,中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基本上是注重整体与群体的整体主义。然而,随着明代心学的崛起,群已之辩在晚明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演进的历史轨迹。     

论魏晋价值观的重建

魏晋时期,价值观上的天人关系以自然与名教之辩的形式出现,尽管先秦道家的观念得到了某种复兴,但玄学的主流仍上承了儒学的传统。不过,相对于前此的儒学,玄学所体现的儒家价值体系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突出地表现在自然原则的空前提升。儒家从先秦开始,注重人道原则和人文价值,与此相应,儒学始终将化自然为当然放在首位。这种价值取向无疑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随着儒学的正统化,体现人文价值的当然逐渐衍化为名教,并趋于外在化与虚伪化,后者终于导致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危机。忽视当然与自然的联系,显然是形成这种危机的内在根源。与儒家相对,道家关注于自然原则,后者对儒家的价值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纠偏的意义。正是通过援道入儒,玄学的主流将注重之点由化自然为当然转向了化当然为自然,并由此对重建天与人、自然与当然的统一作了尝试,这种尝试既表现为化外在的名教为内在的道德本体(王弼),又表现为普遍本体与个体自性的融合(向秀、郭象)。魏晋玄学由化当然为自然而确认名教(当然)与自然的统一,固然体现了儒道合流的历史趋向,但是以名教(当然)的自然化重振名教这一基本思路,决定了它在总体上仍表现为儒家价值体系的延续;而以仁义规定天性、以安名分为自然等等,则表明尽管玄学力图重建当然与自然的统一,但这种尝试似乎未能完全如愿。     

消解与回归:《水浒传》忠君观念新论——兼论《水浒传》的民间性

《水浒传》是一部怒书,其忠君观念同封建正统忠君观念有差别。书中,作为封建伦理纲常核心的忠君观念在社会行为层面上受到侵蚀和消解。第一步是绿林之“义”对君臣之“忠”的破坏,第二步是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又进而消解绿林之“义”。这种消解在更深层次上又是向先秦儒家人文精神的回归。《水浒传》成书过程的独特进一步使忠君观念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态     

道义优先于功利:先秦儒家义利、王霸之辨的政治哲学阐释

先秦儒家认为,道义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性,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源泉,也是评价社会政治生活的最终依据。道义优先贯穿于先秦儒家的义利、王霸之辨,先秦儒家根据道义原则判断功利,拒绝了结果主义的考虑,强调功利只有符合道义才有意义;根据道义原则品分政治,认识到王道合乎道义,霸道讲求功利,形成"尊王贱霸"的立场。先秦儒家用道义这一最高标准制约功利、区分王霸,形成了对优良社会生活的基本设想。总之,先秦儒家义利观遵循道义优先、以义制利再到义利统一的逻辑,孟荀对义利、王霸关系的认识不存在根本差异。     

董仲舒“德治”思想与现代化建设

董仲舒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兼收先秦诸子之精华,以孔子儒学为旗帜,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构建了适应汉王朝大一统政权需要的儒学宗法制封建神学思想体系。该体系以道家宇宙论为逻辑形式,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是一种天人宇宙论图式。董仲舒的思想观点,迎合了西汉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很快被封建统治者接受。经他改造后的儒家文化成     

董仲舒法哲学体系新探

董仲舒建构了一套以天论为实证基础,以人论为中间环节,以王道论为价值指向,以天人感应论作保障的一套法哲学体系。他的天论实际上就是对封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描绘;他的人论就是对处于封建社会里的民众的伦理分析与道德要求;他的王道论实际上就是他所向往的封建国家的理想状态;他的天人感应论实际上就是封建国家和老百姓的双向互动关系。董仲舒把这些现实世界的内容包裹在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的外衣之中,借助于神(天)在人们观念中的力量,熔铸成为具有强大功能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文化奠定了法哲学基础。     

董仲舒的“仁学”刍议

董仲舒的“仁学”刍议于首奎＂仁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董仲舒的仁学，是上承先秦儒家仁学、下启宋明儒家仁学的中心环节，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值得作一认真深入的研究。一＂仁＂这个概念。早在儒家学说创立几百年前，就在社会上比较广泛地使用了。当时．它主要是...     

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孔子撰《春秋》,书“王正月”,经《公羊传》发挥为“大一统”之说,至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形成了完整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经汉儒“包装”,大一统又被奉为“正统”,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无不以“正统”思想为指导,实践其政治一统的理想,使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大一统思想又是凝聚华厦民族的精神支柱、现代集体主义思想和国家统一意识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董仲舒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精华

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的基本观念为核心,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将历史哲学、社会政治理想和信仰体系一起囊括在他的天人合一即天道观思想之中,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儒学理论和核心价值体系,其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使得先秦天道观和王道理想进一步罩上神圣的光环,"大一统"思想更加凸显了政治化、伦理化意蕴,天道教化的理念经由信仰的建构渗透到社会人心之中。     

思想与皇权的协调——论孝观念从孔孟到《白虎通义》的转变

孝是先秦儒家提出的整合社会的思想观念之一,到<白虎通义>已经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规范.但关于孝的讨论,从孔孟经荀子、董仲舒到<白虎通义>,无论在孝的源由、内涵、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既反映了儒学理论自身矛盾的发展,也有皇权意识的制约与渗透.孝从孔孟到<白虎通义>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思想上的观念如何转化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一般过程.     

论魏源伦理思想中的近代因素

所谓伦理思想中的近代因素,主要涵义是指与封建正统伦理思想相区别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平等自由意义的伦理思想因素。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伦理思想主要是儒家伦理思想,它是维护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以后,直到宋明理学家把这种纲常原则不断抽象化,膨胀为宇宙本体,神化为“天道”“天理”,从而在哲理上系统论证了封建纲常伦理秩序的合理性、神圣性和绝对性。封建统治阶级又不断地提侣“移孝为忠”,把人伦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并与族权、神权、夫权相结合,把政治化的人伦原则进一步强化为法律原则,窒息了人们个性的自由发展,培养了人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论中国正统经济思想的内容及其关系

本文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经济思想的内容 ,提出了贵义贱利、黜奢崇俭、轻徭薄赋、重本抑末和平利均富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 ,与目前较权威的认识有些不同 ;探讨了正统经济思想所包括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讨论了重本抑末这种在先秦法家提出的思想与儒家的正统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 ,得出这些思想之间是互相融合的结论     

先秦儒家经权论的涵义及历史价值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经权问题的讨论是与义利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在儒家思想家对经权问题完善的过程中,也预示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了儒家的人文主义观念的提升,同时也折射出儒家价值体系向权威主义衍化的历史趋势.     

略论苏联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及其启示

苏联解体崩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即在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对舆论工具的控制、放任＂反思历史热潮＂则是导致苏联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紊乱乃至崩溃的原因所在。苏联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崩溃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切实加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方法宣传社会核心价值,增进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认同,有效抵御和排斥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     

代“天之天”为“人之天”及其多重意蕴

天人关系是儒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先秦开始,辩析天人即构成了儒家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由此形成的人文传统则绵绵不绝。明清之际,以天崩地解的社会震荡为背景,天人之辩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并进一步展开于儒家价值体系的各个侧面。当然,时代的变迁使明清之际诸儒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又对天人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后者从一个视角展示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体系的转换。     

先秦儒家的等级意识与人文精神之关系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意识与董仲舒之后的"制度化儒学"不同,其本意是社会、家庭生活中的每个人应在自己的位置上施行权力,同时也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先秦儒家提倡的等级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在社会等级意识、家庭等级意识中,更是处处彰显人文精神,先秦儒家还主张用"权变"的思想对待等级意识。先秦儒家的等级意识与人文精神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并且对现代生活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