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因素对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2001年河南省和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资料,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域因素显著地影响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同时也证明,农村非农劳动力数量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越高。     

乡村振兴过程中规模性返贫的风险测度 ———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收入冲击的考察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农户生计产生系统性风险冲击，导致更大概率的规模性返贫发生。通过考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收入的冲击，判断其风险应对能力大小，为测度评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规模性返贫风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视角。鉴于此，基于A省968户脆弱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有效评估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纯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的冲击效应，并且比较了冲击效应在不同家庭贫困属性、家庭健康状况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本下的组群差异，以此来实现科学测度乡村振兴过程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研究目标。研究结果表明：其一，虽然脆弱农户家庭纯收入经受住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但更多依靠的是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帮助，只要政府转移性收入发生变化，脆弱农户的家庭收入就可能会受到冲击。其二，通过组群差异分析发现，在重大外生风险冲击下，应更关注非贫困、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以及劳动力资本较为充沛的脆弱农户。其三，根据分析结果，应从重视_“造血_”功能、构筑产业防线和优化政策体系三方面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实现共同富裕。     

基于分位数和OLS回归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甘肃省的333份农户调查问卷,通过OLS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从外部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户主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而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只对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才会产生增收效益;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提高农户收入,但在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偏小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多样化会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亲戚朋友的数量只会对中等收入的农户家庭产生显著的影响;户籍制度和惠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效果显著,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提高家庭外出务工的人员比例能有效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的微观考察——基于湖北16个地市州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科学地识别贫困人口特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16年湖北省扶贫办在16个地市州开展的大规模脱贫攻坚督查活动得到的问卷数据,建立Logit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基本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等三类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视角出发,对影响农户贫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贫困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户主性别、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个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居住状况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户主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户主学历越高、劳动力越多和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越不容易陷入贫困。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非农活动是否扩大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的验证

利用2018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户非农活动参与模型和收入方程，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考察了家庭成员非农活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成员中的劳动力数量、是否接受过相关培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农户耕地面积、农户户主年龄等因素通过影响农户参与非农活动进而对农户家庭总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模拟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假设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业活动总收入，进而计算模拟这种情况下的基尼系数，发现消除农户非农活动的影响后，农户家庭收入差距趋于缓解。研究认为，尽管农户非农活动日益普遍，然而非农活动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将显著扩大；基于当前农村现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仍然是促进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     

基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农户收入差异分析——以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为例

通过对重庆市永川区青峰镇234户农户进行实地走访和调研,获取了农户收入相关数据,对不同收入组的农户收入结构进行了比较,并着重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认为：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收入越高;户主为40～50岁的家庭,其收入处于最高峰,户主为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家庭,其收入相对较低;农村家庭中非农劳动...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省307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参与用水协会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用水协会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第二,校正了选择性偏差后,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家庭劳动力数量、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地转入:来自小规模稻农的实证

基于农业生产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以1 080户小规模农户为研究样本,分析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较为普遍,但不同环节存在较大差异,整地和收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高,插秧和烘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已成为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整地和收割环节;插秧和烘干环节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不大,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不明显;家庭经济特征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较为显著,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占比的逐渐提高,农户扩大农业经营的意愿逐渐增大;而家庭人口结构、承包地特征和个体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家庭劳动力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具有关键作用,劳动力老龄化与健康状况下降是制约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因素。     

山西省非农就业及收入决定实证分析

利用山西省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建立了农户就业天数决定函数和收入决定函数,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分别考察了农户户主个人属性、家庭属性、人力资本、村庄属性对农户就业天数和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各属性中,人力资本在就业天数和收入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初中水平的劳动力与其总就业、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天数正相关。拥有技术职称、受过培训、健康自评对劳动力各就业天数、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农村家庭户主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关系实证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抽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户主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户主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收入来源越广,家庭收入结构越合理;其中家庭工资性收入水平与农村户主人力资本存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明显。     

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祁阳县的实证研究

基于湖南省祁阳县的农户融资调查,不仅将农户个人信息、劳动力人数、家庭生产经营及收入支出信息等因素,而且将人们长期以来忽视的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农户从事经济活动类型等影响农户融资行为的因素也包括进来,重新设计与整合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多元Logit模型对农户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劳动力人数、农户从事的经济活动类型、家庭收入、社会资本情况对农户的融资行为有较显著的影响,而农户是否担任村或乡镇干部对其融资行为影响不显著。     

我国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宁夏地区调查数据为例

通过对影响宁夏农户家庭收入因素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方面,家庭平均教育程度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家庭人口数对人均收入有负向影响作用;社会资本方面,家庭成员中有党员、有商人均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转移方面,家庭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越多,人均收入越高;林业政策方面,农户家庭是否参与林业工程对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资源禀赋方面,家庭人均林地面积对人均收入有正向影响作用,而人均耕地面积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收入不确定性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

基于2001—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在测度收入不确定性基础上,研究了不确定性的程度、方向和心理因素对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的不确定性程度、方向和心理因素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出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基于此,提出促进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对策建议。     

共同富裕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

960多万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有73%以上的搬迁人口在西部地区,如何实现搬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关键。基于三区三州怒江州少数民族515户的调查数据,建立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耦合协调类型、生计策略选择和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搬迁移民现阶段的生计资本水平较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稳定恢复期;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搬迁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优于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在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负向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多样类型移民家庭有显著影响;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家庭资产数量、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其中居住地生态环境、房屋面积、家有资产数量...     

城市郊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长沙市8乡镇农户调查数据

城郊土地利用与城市长远发展和城市农产品供给息息相关,根据长沙市近郊8个乡镇26个村的236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土地流转特征、土地认知和社会因素等五个方肼进行回归分析探寻影响城郊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户主文化程度、流转土地农业生产所占比重、流转价格、受法律保护的程度、参加合作组织等5个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劳动人口、土地流转时间、对土地的态度、对土地产权的认识等5个因素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农业收入所占比重、政府介入程度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家庭收入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

文章构建了影响创业意愿的指标体系,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处理和实证分析,重点考察了家庭收入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家庭收入过低或过高的家庭子女创业意愿较低,而处于中间位置的家庭子女创业意愿较高。该结论说明,在促进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对创业意愿较高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和扶持,对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力市场分割、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回报

使用中国省级层面劳动力市场分割数据,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考察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回报的影响。研究表明:（1）劳动力市场分割会显著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2）在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较低时,劳动力市场分割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回报,但在人力资本水平高于临界值时,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降低人力资本回报。（3）市场分割会显著影响女性、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水平,但是对男性、城镇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启示是:从短期看,"一刀切"的市场分割保护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低素质劳动者的收入,但并不利于高素质劳动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何实现低素质劳动力充分就业和高素质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市场分割会降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从长期看,不利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坚持人力资本提升战略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劳动者的收入回报。     

医疗保险有助于家庭创业吗？

目的：探究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方法：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数据,在控制家庭受教育程度、人口规模、财富、年收入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后,实证分析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结果：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越高, 城市家庭创业的倾向越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均起抑制作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家庭倾向于创业,而城市家庭却相反。结论：政府可通过扩大普惠式的医疗保险激励家庭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