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清末旧官僚、袁世凯的政治心腹唐绍仪在辛亥革命民主潮流的荡涤下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并与袁世凯决裂的过程,肯定了他在辛亥南北和谈、促成共和、创建民国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他拥袁的调和立场给辛亥革命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唐绍仪在这时期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与辛亥革命历史、民国命运息息相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蔡锷与云南护国起义

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和杰出的军事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成功地领导了云南辛亥武装起义;二是领导了反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本文试将蔡锷在云南护国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探讨,以向同志们求教。一、辛亥革命前后的蔡锷蔡锷从一八九八年初入长沙时务学堂起,即深受在该学堂任教的梁启超之赏识和影响。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外族之凭陵”,激起了出身贫苦的蔡锷的爱国热情。他说:“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决心投笔从戎。一九○二年,蔡锷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入东京士官学校学习,成绩优良。一九○四     

中华革命党与护国战争

民国初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夺取辛亥革命成果,进而复辟封建专制,爬上“洪宪皇帝”宝座。对此,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表达“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扫除独夫凶焰”,重建中华民国。经过广大革命者的共同努力,1915年12月25日。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讨袁为标志的护国战争爆发。结果,袁氏王朝垮台,民国得以复生。在这场战争中,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所起的作用,学术界长期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致许多人一谈护国战争就只称许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忽视了中华革命党,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关于评价陈其美的几个问题

陈其美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任沪军都督,后来领导过反袁斗争,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于沪上,成为著名一时的“上海闻人”。几十年来,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褒贬各异。褒他的人,称他是“民国伟人”、“共和长城”、“伟大的革命家”;贬他的人,则斥之为“上海流氓集团大头子”、“杨梅都督”、“资产阶级政客”。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陈其美才符合历史实际,须要探讨。本人想就下面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黄兴与1913年南京反袁独立

1913年6至8月,孙中山继辛亥革命之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史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国民党称之为“二次革命”。 1913年3月,袁世凯在国会召开前夕,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于上海车站。同年4月,袁世凯又与五国银行团非法签订二千五百万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积极准备发动旨在消灭国民党的内战。对于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孙中山坚决主张以武力进行反击,奈因党内意见分歧,迟至这年6月,当袁世凯悍然罢免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6月9日)、广东都督胡汉民(6月14日)及安徽都督柏文蔚(6月30日),并派兵南下时,始起兵讨袁。7月工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独立,15日黄兴在南京独立,18日陈炯明在广东独立,随后陈其美在上海进攻江南制造局,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熊克武在重庆,也先后率部分军队独立,兴师讨袁。在各地独立中,以李烈钧领导的江西独立和以黄     

康梁党人刊布“光绪杀袁遗诏”的历史背景——兼论“遗诏”的真伪问题

光绪帝死后,载沣摄政。康有为梁启超等全力以赴推动载沣杀掉袁世凯。载沣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罢免回籍后,康有为梁启超党人为了推动载沣对袁世凯采取进一步的惩治行动,大力制造攻击袁世凯的舆论,在其掌控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和上海《时报》刊布了"光绪杀袁遗诏"的内容。"光绪杀袁遗诏"说流行甚广。康梁党人刊布的"遗诏"出现最早。其后流传的各种"遗诏"版本,或照抄康梁所刊布的遗诏,或在内容上与其相似。康梁党人的"遗诏"是有目的地炮制出来的。"光绪杀袁遗诏"没有实物为证,不可信。     

孙中山与护国运动

辛亥革命以孙中山的去职和袁世凯窃国阴谋的得逞而宣告失败。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陷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长期处于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为民主共和国奋斗了几十年的孙中山先生,并没有灰心,他继续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同北洋军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尤其在袁世凯彻底毁弃民国、复辟帝制的时候,孙中山劳苦奔波于海内外,号召全国人民“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     

两宫崩逝后康梁反对袁世凯活动述论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11月14日至16日,远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康有为听到光绪濒临死亡的消息,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世界各地保皇会员和国内各省督抚等处发电报请讨伐袁世凯而救护光绪帝。当康有为梁启超得悉光绪死亡确讯后,立即致电、致函保皇会员、督抚官员、普通国民等,宣称袁世凯毒杀光绪帝,号召讨伐袁世凯;他们重点联络善耆和岑春煊作为讨袁同盟力量。11月底,康梁得悉载沣的摄政王位并非袁世凯拥立,转而采取联络载沣杀袁的行动方针。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免后,康梁放弃杀袁的方针,但仍希望载沣给袁世凯定罪,以防其东山再起。尽管康梁使出浑身解数,但受种种因素制约,杀袁和给袁定罪的目标最终归于失败。     

论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袁世凯在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帝制自为，千百万人为之流血牺牲的共和国体有倾覆的危险；正值“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入所不敢言”①之际，梁启超     

袁世凯戍戌提兵入京质疑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光绪帝等支持下，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但是，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拼命反对变法。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1898年夏天进人高潮。那拉氏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北洋三军，控制北京和天津，并准备于10月间在天津阅兵，强迫光绪退位。在此危急时刻，维新派计划拉拢握有军权的袁世凯，以兵力支持新政，康有为等通过待读学士徐致靖，上书光绪奏荐，称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拥军旅”，通晓西洋兵制及内政、外交谋略，建议光绪帝对袁“加官优奖”①。康又指示谭嗣同也向光绪帝上折建议“抚袁以备…     

梁启超辛亥前后思想变化的实质与表象

<正>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梁启超素以“善变”而知名。对其变,褒之者誉其紧随时代潮流,贬之者责其看风使舵,罪莫大焉,就连梁启超本人亦往往“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自嘲,弦外之意,肯定现在,否定既往。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梁启超终其一生的多次变化这一奇特现象缺乏深切理解,无法作出公正的评价。本文拟透过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回应这一短暂的瞬间,力图揭示梁启超“善变”的真实心迹及真正原因。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改良派与革命党人的尖锐对立，梁启超对国内的政治形势采取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方针，既依附袁世凯，又防备袁世凯，两者若即若离。袁世凯上台以后，梁启超出于组织政党、控制国会、相机组阁、以便和革命党人相抗衡的考虑，同袁世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在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力量积极出谋划策。然而这期间，双方在政党政治与专制独裁、爱国与卖国、以及一些内政外交的具体问题上仍存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袁世凯称帝以后，梁启超断然与之决裂，重新回到了革命阵营。梁袁之间由合作到决裂，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矛盾和斗争尖锐化的产物。     

试论袁世凯的封建帝王思想和活动

<正>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强烈权势欲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和大独裁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为了欺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尽快让出政权,由他来统一中国,所以在采取武力进攻的同时,复于1912年2月13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假惺惺地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要“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3月10日,他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又信誓旦旦地重申:“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但是,曾几何时,他这些话,     

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爱祖国发展到革命救国,这是广大华侨爱国思想的一条主线。为了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广大华侨积极支持和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又为捍卫共和,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而继续战斗。本文拟就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进行初步探讨。(一)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为了建立独裁政权,派出爪牙刺杀了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接着残酷地镇压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接着又解散国会、毁弃约法。至此,共和民政,荡然无存,人民又陷入苦难的深渊。孙中山等再次流亡到日本,革命进入了艰难困苦的低潮时期。     

试论“二次革命”期间黔、桂、滇的革命斗争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领导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希望重新夺回已经失掉的辛亥革命成果。过去,学术界多以为二次革命始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钧江西湖口举兵,中经黄兴在南京、柏文蔚在安徽、陈其美在淞沪举兵,广东、福建、湖南讨袁军之继起,而结束于同年九月十二日熊克武在重庆起义的失败。这种观点却忽视了二次革命期间,在西南贵州、广西、云南所爆发的由革命派领导的反袁斗争。笔者认为,这些地方的革命斗争,是二次革命的组成部分,了解黔、桂、滇地区的反袁斗争,是研究二次革命不可或缺的。     

清末岑春煊评述

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县那劳村人,是清末政治舞台上颇有名气的人物,与袁世凯齐名,有“南岑北袁”之称。其仕途生活始于康、梁宣传维新变法之时。变法失败后,岑仍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改革思想的影响。但他始终以“忠君     

一位被遗忘的“二次革命”烈士——欧铸

1913年爆发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最后一幕。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进行了一次悲壮的斗争。这次斗争最后失败了,许多革命忠贞之士英勇地牺牲在袁世凯的屠刀下。在这次革命中,东北有     

孙中山史实订误一则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所派刺客枪伤,两天后去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宋案”。事件发生后,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立即归国。主张兴兵讨袁。但是关于孙中山归国日期,许多著作的记述都是错误的。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为3月26日(下册458页);     

论辛亥革命后的黄兴

<正> 黄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优秀代表,与孙中山齐名,合称“孙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般史学家都认为他对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他也有很多缺点,但是个应予肯定的伟大历史人物。之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尤其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有些史学家对他的评价就不够实事求是了。在这方面,初中历史教学参考书是有代表性的。该书在罗列了黄兴在辛亥革命后为湖北会馆题词“南北一家”,以及不参加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