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

在先锋小说家当中 ,余华是较为独特的 ,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从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到长篇之作《许三观卖血记》 ,他不断地叙说着自己对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的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 ,展示着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余华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独特的 ,这种独特根源于他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对世界独特的感知方式。但总观其作品 ,自《在细雨中呼喊》之后 ,创作风格出现了明显的转型。前期作品中的暴力与血腥明显地减少了 ,叙述时不再那么冷漠…     

《现实一种》的“真实性”解读

余华作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现实一种》是他此期的重要作品,通过一个大家庭内兄弟之间的仇杀来展示人性的罪恶,亲情的颠覆,道德的沦丧,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足以让读者在震撼和不可思议的同时质疑它的真实性。而余华在《现实一种》所要揭示的真实,并非是简单的照搬照抄现实生活,而是对现实生活精神真实的再现。     

绝望者的寓言--从《变形记》和《现实一种》看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

本文从影响研究的角度,以《变形记》和《现实一种》为例,分析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对中国先锋派作家余华的影响。 余华不仅在叙述风格上,而且在小说意义的处理方式上和情绪浸染方面,均与现代文学鼻祖卡夫卡遥相呼应。     

从《兄弟》看余华小说主题的承袭与超越

长篇小说《兄弟》体现出余华作品主题对以往的承袭与超越。在《兄弟》中,依然承袭了余华对人类悲剧性尴尬状态及荒谬的人生困境的揭示,关注着苦难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而在对人性的理解上,余华已经不再一味地强调人性恶,而是在人性美的迷失瓦解中对人性欲望进行追问。《兄弟》是适应时代的产物,也是余华内心的产物,不变的是他的怀乡之旅,而变化的是他对灵魂的救赎。     

论余华笔下的“现实一种”

先锋作家余华对于现实的关注和理解，突破了常规世界对于“现实”的束缚，他赋予“现实”一种新的内涵。在80年代的创作中，他以“局外人”的视角，冷漠地对暴力和死亡进行精确的叙述，构造出“自我世界”中的现实一种；90年代创作的变化，使作家由一个“局外人”转变为现实世界的介入者，运用含而不露的幽默与温情，透过现实的险恶、苦难，从平凡人类的灾难经历和内心世界中，发现生活的坚韧。     

偶然:余华小说叙事的神话

偶然，是余华结构作品的常用方法，并贯穿余华小说创作的整个过程，成为余华叙事的神话。在以苦难为中心话语的创作中，这一手法的运用显得尤为突出。但由于叙述方式的不同各作品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同样是出示苦难，《现实一种》是悲剧，《活着》是正剧，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是喜剧，从中可以看出余华叙述的成熟。     

指向身体下部的叙述——余华《兄弟》的肉体狂欢化叙事

余华的《兄弟》是种肉体狂欢化叙述,这种指向身体下部的叙事具有强大的修辞功能。在作品上部,狂欢化叙事反映出余华对悲剧时代人生苦难进行消解,以及对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进行颠覆的企图;在下部,狂欢化叙述则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一方面它展示出当代社会的世态人生,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现代人欲望骚动的心理。肉体狂欢化叙事凝聚着余华对历史现象的思考与批判,也透视出作家对当代现实的关切与焦虑。     

对余华笔下人生的解读

从《在细雨中呼喊》到《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完整的展现了余华对人生新的解读。既讲述了人生一世的苦难、无聊与平庸,也讲述了人面对苦难时的坚忍与顽强。余华的态度由愤怒、冷漠转向了平静与超然。将更多温情的目光投注到作品中,进而在小说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生,相对死而言,是一种永恒的强大。     

试论余华作品的文革叙述

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成年后的写作方式,甚至影响到他的写作方向。出生于1960年的余华,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文革的潜在记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余华作品的解读,探讨余华作品中潜在的文革记忆,即叙述的方式是回忆与想象,叙述的主题是暴力死亡与温情苦难,叙述的风格是冷峻与狂欢。     

余华小说的死亡叙事及其转变

作为先锋派代表人物,余华一直都以善写暴力和死亡著称,他对于死亡的叙述不仅是他写作观的表现,更折射出余华对于生命的看法。而他的小说作品以《在细雨中呼喊》为界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典型的先锋派,后期则转向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向。这种不同不仅是表达方式的不同或叙述内容的不同,更深层次的来说,这是余华创作思想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小说中的死亡叙事也有了明显的差异。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西方作家对余华创作的影响——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文章通过对余华近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解读和分析，从四个方面说明余华受西方作家影响较深：受博尔赫斯的时间理论影响，余华在叙述时采用重复与循环的叙述结构；罗兰·巴特的“零度理论”让余华在写作中情感零度介入；川端康成清丽的语言一直影响着余华，让他的语言风格从“铺张扬厉”转变为“清新质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存在主义对苦难的超脱和激烈态度，被余华分别借鉴，形成了独特的悲剧表现方式。     

在冲突里走向人性的单纯和坚守——试论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我胆小如鼠》

余华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和《我胆小如鼠》具有相同的叙述结构,都以一个轻度弱智者的视角,描述人们对他极尽嘲弄之能的事件。小说中对应的人物及其言行,一方面反映了一个人与他所生存世界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性中单纯与坚守的力量。     

戏侮与冷酷：映现人性的丑与恶——契诃夫《苦恼》与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之比较

余华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的一位出色小说家,他对原生态生活的书写,对人性的剖析,对普通民众的关注,尤其是对那些小人物命运的言说,使他的创作有一种直面现实的社会担当。他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和俄罗斯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苦恼》在主人公塑造、苦难叙述、人性剖析以及情节设计诸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小说家竟有如此这般相像,不论它是一种偶然巧合还是有着某种深层的因果关系,对其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译者中心论视角下的《活着》英译版对比研究

在生态翻译理论中,以译者中心论为方法论去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价值和作用。译者中心强调作为唯一主管因素的译者在适应与选择中的核心地位,以白睿文翻译的《活着》为例,在原文写作风格方面,他选择了尽可能继承余华先生的独特风格,多采用直译的方式处理特有名词的翻译,并且多使用简单词汇来保留余华先生朴实的叙述风格,而在中英文时态冲突的问题上,他抛弃了英文时态的丰富变化,用一种时态规避了与中文时态的不同步。然而,在专有名词和中国式叙述方面依然反映出白睿文先生明显的关于中国文化知识的不足。     

《第七天》: 真与幻的变奏曲简

在文学创作上，余华从来不安分，他的创作一直处于变动中，且常变常新。当代的很多作家在写作上都有或显或隐的自我重复，余华则很少自我重复，相反，他常常进行自我颠覆与自我反叛。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活着》，从《活着》到《兄弟》，从《兄弟》再到其新作《第七天》，我们都可以看到余华的探索与突破。     

《许三观卖血记》的叙事印象

曾被誉为先锋派作家的余华的创作越来越注重人物和叙事。《活着》是他创作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继续保持了他对生存的肯定与温情。虽然余华尽量要淡化时代背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创造纯民间的场景,但从作品的事件描述上读者依然清晰地阅读出了那些时代因素。这是越中小镇城市贫民的生存状况。主人公许     

余华:用死亡来放大人类的处境

评论界普遍认为,自90年代初余华小说创作发生了转向:由先锋回归到现实。先锋侧重于形式,现实也不过是一种方法。余华90年代的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一个地主的死》等日常的经验增多了,形而下的描述加强了,但就此以先锋/现实的二元对立论之,恐怕有皮相之见的嫌     

重复叙述的单纯和丰富——试评余华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

本文以余华《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三部长篇小说为例,考察重复叙述的单纯及其所蕴涵的丰富意味。首先从重复叙述与音乐叙事的类同关系,分析余华作品通过语词、片段、细节等不断重复达到叙述丰富的过程。其次,从构成的圆环式叙述结构拓展意义空间,阐述重复叙述所产生的个与群的意义。最后指出重复叙述对主题的强化功能及其产生的丰富内涵。     

《马贩子的女儿》中的自然主义倾向

劳伦斯的短篇小说《马贩子的女儿》的自然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人是受生理本能驱使的动物;人的命运是由环境决定的;追求叙述的客观性。劳伦斯是一个受自然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家,他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索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冷漠,阐明了人类只有摆脱工业文明,回归自然和本性,才能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