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变革中国政治的理论支柱之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他依据孟德斯鸠学说构建的新“政体”,是从改革清朝的官制作突破口的.地认为改变政体,也就是“变官制”与“正定官制”为同义语.他说:“凡百政事,皆待官而始行.”因此,变官制为变法之本,是变法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苟官制不改,以数千年积弊之衙门,只     

试析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兼论作为思想武器的近代经学

<正>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身为今文经学大师的康有为所倡导的“托古改制”,是引人注目的一幕史剧,它的悲剧性结局,不仅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格局有关,而且受康有为本人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本文拟通过对康有为“托古改制”及其思想武器——“经学”进行剖析,进而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深层的文化意义上解释:为什么类似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改革在中国不能成功?为什么作为思想武器的近代经学,会由推动改革的工具逐渐变成束缚思想家的精神枷锁?并以此就教于同行与先辈.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要是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参加变法运动的。那么,变法失败后为什么梁启超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康有为不能呢?我们应该看到,早期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相比,就存在差异。百日维新以前,梁启超将民权和绅权并重,     

更高意义上的回归——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思想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不支持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考察梁启超政治思想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掀开历史人物的面纱——读《张荫桓日记》有感

本文以《张荫桓日记》为主线,结合中日两国档案,对晚清重臣张荫桓史实予以探讨.认为张荫桓是我国近代倡导海外华侨教育的第一人;他因劝导光绪皇帝变法而葬身新疆;并对政变后光绪帝要杀张荫桓的传闻予以分析.指出张氏于变法初期,曾积极向皇帝推荐康有为,但面对反对变法势力之猖獗,张荫桓改变初衷,与守旧势力往来密切,并且于戊戌七月扣压皇帝关于派康有为赴日本坐探变法事宜的谕旨,故政变后守旧派"谓张非康党",得以"保其首领."     

从论政到变政——戊戌时期的行政改革析论

戊戌变法以变官制开始,又以变官制失败而告终,所以与其说是变法,还不如说是行政改革.这场改革由康有为倡言设计、光绪帝付诸实践,不仅在精简国家机构、变革人事制度、修订行政法规等除旧方面有切实可行的改革举措;而且在新式行政机构设置、简化行政手续等布新方面也有别开生面的具体办法,可以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改革.然而,改革是外力催逼的结果,急迫、张皇而失去了从容,最终以悲剧性结局收场.透视这场超前、激进的改革,则不能不引起反思,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教训.如今行政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探讨戊戌时期的行政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康有为的日本观

康有为的日本观臧世俊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他青年时代就关注日本的明治维新，认真搜集日文书籍。甲午战争之后，他更加注重对日本的研究，并毅然提出“以强敌为师”，推动了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他又亡命东流，得以亲眼目睹日本的状况。本文拟就康...     

回归还是超越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者之一,然而1919年游历欧洲后,却逐渐拉开与"五四"人的距离,被认为是回归传统文化.考察梁启超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思想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梁启超与王船山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北洋军阀当政,他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就以"流质易变"相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多次总结自己的变化,<三十自述>即记载了青少年治贴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有人说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①.在梁启超这多变的一生中,他用力最多不是王船山的著作,但对王船山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他对王船山的研究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戊戌变法的前后,二是在日本侨居时期,三是归国后尤其是脱离政治从事教育时期.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的梁启超对王船山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论一九○○年前后康梁思想的分歧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借助日文大量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因而思想大变,他自己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康有为辗转日本和加拿大,思想停滞保守,在海外鼓吹“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一八九九年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宣称要变法“非仁圣如皇上不可”。自此,康、梁思想日趋分歧。为了进一步探讨戊戌后到一九○二年间康、梁在海外活动的思想脉络,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就正于同志们。     

曾巩与王安石变法

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期间,曾巩与王安石由盟友转为敌对,这个问题引起史学界的极大争论。曾巩是否反对王安石变法?曾巩为什么反对变法?最后,对曾巩的政治生涯,究竟应作如何评价?弄清这些问题是解决他们之间关系变化之原因的关键。 一 变法之初,曾巩与王安石之间,在政策、方针、方法等问题上,似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是各执已见,不欢而散。所以曾巩忿而作诗:“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竞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曾巩对王安石推行变法由劝阻而哀怨,由哀怨而绝望。     

纪念康有为先生逝世6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青岛召开

<正> 由青岛大学、青岛康有为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康有为先生逝世6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11月4日至7日在青岛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就下列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关于康有为的评价。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戊戊变法以后康有为日趋堕落,成了历史的绊脚石。在这次讨论会上,有的学者仍持此说,但大多数学者持有异议,其中有的原来力主此说而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之后现已放弃,认为康有为在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质疑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中,常常遇到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为什么不能避免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象日本那样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什么不能按照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从封建社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     

试析康有为明治维新知识之来源

<正>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十九世纪后期的戊戌维新在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整个戊戌维新过程中,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以东邻岛国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效法的榜样和学习的楷模,并将其与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结合在一起,从而来指导和推动己所进行的维新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戊戌维新是康有为明治维新观在中国的一次不成功的实践,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中国的一个翻版,戊戌维新是中国式的明治维新.     

戊戌密谋史实考

<正> 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欲扫除变法障碍,曾策划捕杀慈禧.慈禧先发制人,囚光绪帝,杀六君子,并宣告维新派为“逆谋”.而康有为和梁启超为免授人以柄,始终矢口否认,讳莫如深.近年来,随着一些重要史料的面世,密谋真相已渐露端倪.但论者一般仍认为康有为原主张和平变革,策划密谋是在慈禧将要发动政变的紧急关头不得已之举.事实是否如此,有必要就现有资料深入分析.     

论维新时期康有为的西方富强观

维新时期康有为对西方国家何以富强的时代课题作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上清帝第一书阶段揭示中西强弱之别的原因在于势俗之异，触及比较深层的思想内容；公车上书阶段全面系统总结概括西方富强之道，使之与维新派变法要求融为一体；戊戌年阶段着重阐明日本变政经验，主张以直接学习日本代替直接学习西方。三个阶段的认识构成一套建设近代化富强国家的完整设想     

近谋远虑谁能解得失成败论书生——戊戌变法一百一十周年祭

戊戌维新既是一场肤浅的制度变革,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康有为等人没有能力把握处理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下的利益关系,因此失败的结局是注定的.但从另一层面说,变法的必然趋势又是不可逆转的.戊戌政变后,变法的部分目的通过曲折的方式、流血的代价,依然得到了迟到的实现.如此说来,变法又不能说完全的失败.戊戌时代,康有为等人极力争取的,其实是绅权.其基本思路是通过绅权的申发,一方面启发民智,为扩张民权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制约皇权,从而达到"布衣改制"的目的.康有为在投身改革灰暗的现实政治的同时,念念不忘在心中描绘人类社会玫瑰色的未来图景.这种远大的理想关怀,绝非简单的"空想"一语便可轻易打发的.     

翁同和与百日维新关系探析

<正> 翁同和是晚清宫廷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曾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恽毓鼎:《澄斋日记》<稿本>第四函)对当时政局起过很大作用。戊戌变法的期,翁氏既是军机大臣,又兼总署差事,故与新政关系极为密切。但是,翁是支持变法还是持反对态度?翁氏与康有为关系究竟如何?将翁氏赶出朝廷的是光绪还是慈禧?上述问题晚近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它们对戊戌变法研究又至关重要。要正确评价翁同和,要     

从历史上的改革看中国当前的体制改革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主义改革。这种改革的实践方兴未艾,正在不断地向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领域发展,它将日益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我们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都纷纷地起来响应,勇于创新,勇于革新。也有些同志思想有些耽心:改革会不会搞乱了?搞糟了?改革能不能成功?有的同志说:历史上的改革往往失败,改革人物往往没有好下场。商鞅变法失败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康有为、粱启超等人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西方呢?布鲁诺、伽里略坚持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学说,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创新,结果布鲁诺被烧死,伽里略被囚禁而死。根据这些历史,现在有的同志就说,我们的改革会不会乱了套,会不会也要失败,是不是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好。我们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股创新的精神,做成一件事业的精神,那么,他只能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何况我们在党领导下进行改革。从历史上看:改革是不是都失败了呢?改革人物是不是都没有好下场呢?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可以说,历史上凡是兴利除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绝大多数是成功的。改革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