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乐在隋唐燕乐中的地位及影响探析

隋唐时代影响最大的外族音乐,是来自西域的乐舞。除西域外,其他各方的少数民族也都有音乐文化输入。但无论就律制、乐器而言,还是就旋律财富而言,胡乐对当时汉乐的影响都是突出而具有代表性的。隋唐五代是一个新声辈出的时代,而对新声的追求,又沟通了宫廷燕乐和民间音乐。胡地的俗乐更是在唐代社会各阶层中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至此,胡乐在隋唐燕乐中的地位得以空前提高,影响到了宫廷音乐的各个方面。     

唐代乐人音乐传承方式考述

乐人是唐乐的创造者、传承者、传播者,其音乐传承方式是唐代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它大致有家传、师承、家传兼师承、以及梦授说四种方式。通过对这四种传承方式的考察,可以了解它们在唐代音乐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南北音乐、胡乐与中原音乐、宫廷音乐与地方音乐的交流和融合,还可以更好地认识梦授说这种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     

西域胡戎乐在北魏的传播与被接受

北魏之前,西域胡乐已在内地流传。凉州作为胡乐东渐的第一站,对促进汉魏雅乐与胡乐的交融,起到了重要作用。北魏初期,宫廷音乐本用胡乐。立国既久,汉化渐深,统治者遂大力推崇雅乐,垂心雅古,务正音声,但北魏雅乐终不免戎华兼采、不辨雅郑,杂入了大量西域胡戎乐。这一有悖"礼乐治国"之状况,却推动了中古音乐从"教化民众"向"娱悦性灵"理念的回归;北魏文学更是吸收西域胡戎乐曲辞之悲凉意蕴,经艺术提升,变悲凉为壮美,文人乐府诗因此出现了瑰丽壮美的风貌。西域胡戎乐曲辞的自由体式,亦为文人诗歌吸收,促进了文人歌行体诗进一步走向成熟。     

试析唐代士大夫的转型——以韩愈所论“士大夫”为中心

韩愈既是文学与儒学承前启后的转折,也是分析唐代士大夫“转旧为新”的切入点.通过对韩愈所论“士大夫”的分析可以看出,少见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士族”、“公卿大夫”之意,注重新的唐代士大夫进士科举背景,突出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唐代科举制度尤其进士科的完善、安史之乱的战乱动荡是韩愈所论士大夫“转旧为新”的时代背景.     

论晚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演变历程——以皇甫松、和凝、韩偓、孙光宪为中心

曲词发生于唐代宫廷,而以士大夫诗人为写作主体,唐五代曲词便具有宫廷文化与士大夫诗人这两大基本要素。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五代曲词的基本矛盾运动。温庭筠前后,皇甫松延续了声诗为词的写法,和凝、韩偓等代表了北方宫廷文化背景之下的诗客曲词,孙光宪则代表了五代诗客曲词向北宋词的转型,从而建构了唐五代"诗客曲子词"的发展链条。     

论唐代边塞诗中的胡乐意象

在唐代边塞诗中,胡乐意象得以恰如其分的的运用是构成其独特审美特征的重要因素.文章通过考察边塞诗中的胡乐意象及运用方式,揭橥胡乐在开掘边塞诗的题材、构建边塞诗的意境、涵括边塞诗的情感诸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     

异国风情 神韵天籁——略论唐代异域歌诗

唐代是一个重诗歌、重艺术的时代,音乐、舞蹈、诗歌空前繁荣;而唐代又是开放的社会,不仅各民族相互学习,而且对外交流也很频繁.这样,具有异国情调的胡乐进入中原,于是乎异域歌诗在在唐代尽显其神韵,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而且大大促进了大唐和西域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     

唐代婢女地位与小说人物命运

婢女 ,在唐代有“侍婢”、“侍儿”、“使女”、“女奴”、“青衣”等通称。根据大量史籍以及出土文书资料来看 ,唐代蓄养婢女形成风气 ,上自王公百家 ,下至平民百姓多拥有婢女的记载。唐代婢女从事最繁杂的劳役 ,其地位却处于社会最底层。文学反映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惟一来源。因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唐代婢女的生活状况及其身份地位 ,便在唐人小说中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结合唐代婢女地位对这群“最底层”的人物进行研究 ,不仅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她们的现实存在 ,还可以多视角地比较准确地解读小说作品 ,从而认识叙写婢女…     

陈寅恪“河朔胡化”说辨析

在"种族—文化"观念的影响下,陈寅恪提出了"河朔胡化"说。该说的问题指向在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非河北藩镇的社会属性。由该说引起的关于河北藩镇"胡化""汉化"的争论,偏离了陈先生提出该说的研究旨趣,应当有所修正。对河北藩镇客观存在的"胡化"现象,不应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着重考察唐代社会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唐廷在政治上的认同与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异见,表明了"胡化"现象虽然造成河北藩镇与唐代社会在文化上的差异,但并不足以引起双方政治关系的剧烈变动。     

中国传统音乐与社会和谐

文章简要论述了以“和”制乐,以“中和”之乐推助社会和谐,是中国宗法社会传统音乐的核心思想;并就中国传统音乐的四个组成部分(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分析了当时以“中和”之乐治世、推助社会和谐的功效,最后提出了撰写此文的现实价值。     

《南诏奉圣乐》的象征意义及文化阐释

《南诏奉圣乐》是唐贞元年间南诏国王异牟寻进献给唐王朝的一出乐舞剧。乐舞剧中包含了许多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是现实生活中南诏“供奉唐朝”、“誓为汉臣”、“永不离贰”的心愿表达。《南诏奉圣乐》的进京演出,和当时南诏归唐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因此,对《南诏奉圣乐》的历史背景和其中所包含的文化象征的解读是正确理解《南诏奉圣乐》深层意义的关键。     

唐宋“军伶”考

军伶指服务军营的各类音乐演艺人员，唐宋的军伶是在汉魏以来的军队鼓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时期，受京城上层社会宴饮必备音乐风气的影响，军队中开始聚集各种类别的音乐演艺人员，并设乐营进行管理。和鼓吹用于战争不同，军伶主要是在军队的宴会上进行表演。唐代乐营对军伶管理较为松散，他们不需集中军营，有宴会时才召集他们，平时他们则为生存物资而游走于士人官宦之家。宋代的军伶则完全隶属于军营，只有军营放停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军伶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是宫廷音乐世俗化的表现，也是唐代京城上层音乐娱乐方式向地方下层普及的反映。     

断肠声里忆先朝——从何满子传说看中晚唐社会心态及其对诗歌走向的影响

由于开元天宝宫廷盛行的乐曲能从多方面满足中晚唐人对大唐盛世的追念,遂成为那个时代最受青睐的怀旧介质,乐人的命运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何满子临刑献曲的诸般传说,便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产生的.强烈持久的怀旧心理必然影响文学创作,开元天宝史事轶闻成为中晚唐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怀旧心理的自然走向,决定了这类诗歌除了始终萦回着的感伤情调之外,写作重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从中唐的侧重猎奇,逐渐转为晚唐的侧重反思,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晚唐咏史诗的发展.     

唐代咏柘枝舞诗词研究

柘枝舞是流行于唐代的西域三大乐舞之一,具有炽热的节奏,艳丽的服饰和动人的舞姿。新颖独特的乐舞激起了唐代诗人心灵的震荡,他们以激昂的诗情惟妙惟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柘枝舞的表演过程、美妙舞姿与富有民族风情的特色服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别解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 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宫廷诗风的形成、 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 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 "诗运转关" 也由此而生.     

周代雅乐的时空意义考察

礼乐文化就是“雅”文化,雅乐贯穿于整个礼乐制度从产生、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周代礼乐文化从“乐”的雅化开始起步,到雅乐的世俗化结束,历经西周、春秋五百余年。然而,雅乐的影响不只是停留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里,从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雅乐并非是一个静止、孤立的学科概念,而是一个发展、综合的文化概念。雅乐形成的文化、历史过程,不仅体现出雅乐地域流播的空间意义,也体现出雅俗转化的节奏和时间意义。     

浅析草原音乐文化对古代戏剧形成的影响

中国古代戏剧构成繁杂多样,但草原音乐文化对其形成的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对戏剧音乐文化、音乐艺术形成的作用更是突出。草原音乐进入中原,渐与中原音乐结合,形成了元杂剧赖以产生的音乐基础———北曲曲乐的漫长历程,充分说明草原音乐文化的介入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从文化视角看中国的“新民乐”

作为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相结合的一种新音乐形式,中国"新民乐"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某种客观规律,其是非曲直应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讨论和探究.中国"新民乐"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应注意对本民族文化信息的传递,符合民族文化发展的长远利益."新民乐"的发展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以及文化界和音乐理论界的关注与指导.     

唐代选官制度与中国古代判词文体的成熟

本文结合有关史料,对文学史研究者涉及较少的判词进行探讨。指出唐代是中国古代判词的成熟兴盛期,并结合唐代的社会历史状况,进一步详细论述,指出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和文化风尚,直接促成了判词本身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