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朝陆路交通的建设与管理

一般认为由于战乱的原因使得魏晋南朝包括陆路在内的各类交通建设遭到巨大的破坏,但事实并非如此.正是由于该时期出于战争的需要,促使各统治者致力于各自区域内的交通建设,从而在魏晋南朝形成了以建康为中心和各州治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宋书·州郡志>不但勾勒了这个交通网的具体情况.而且留下了详实的道路里程记录,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华商网络的起源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东西通商贸易　　在古代,中国、西亚、中亚、中东地区与地中海地区之间陆路与海路进行的贸易,在中国人与印度人、阿拉伯人、罗马人等不同民族之间盛行。这种超越国境的不同民族之间的贸易是世界上民族移动与宗教传播的一种“动力泉源”,也是华商网络的形成以及中国人向海外移动的起点。1陆上丝绸之路的衰退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丝绸之路”是指以中国为始点,经由西亚与中亚而到达地中海东岸的通商道路。公元前60年,中国汉朝使者张骞最早开拓了以丝绸贸易为中心的向西方的通商道路。其后,这条通商道路发展为丝绸之路。实…     

六朝时期建康丝绸贸易新探

六朝时期建康丝绸贸易的繁荣,建立在六朝国家、统治集团、小农商贩阶层都有从丝绸贸易中获利的需求之上.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是欧亚海上丝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与香料奢侈品是最重要的交易物资,处于六朝政治军事控制之下.六朝建康丝绸贸易没有缓解六朝通货紧缩的形势,相反是加剧通货紧缩,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到六朝统治集团手中,小农商贩大量破产的重要原因.六朝建康丝绸贸易将小农经济、世家大族大土地所有制、国家财政与欧亚丝路贸易相联结,使六朝社会经济深受其影响.六朝都市商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建康丝绸贸易所导致的畸形繁荣.     

六朝城市经济的特点及其在新经济区发展中的作用

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地域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集中体现。我国古代的城市大都因政治军事需要而创建,抑或是自然发生,都是以一定发展水平的地域生产力的经济区为依托的,因而它作为该区的中心城市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在大体上沿秦岭、淮河二线以南的地区,城市从产生到定型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对城市形成的具体过程虽众说纷纭,然而春秋战国时代以吴楚蜀国都为代表的古代城市的典型发展,这是无疑议的。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六朝政治中心的南渐和社会经济区域的大变动,南方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遍性的城市兴起与城市经济繁荣的局面。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四大都会城市及其各自的城市群基本上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发展扩大的。因此,对于六朝时期以四大城市为区域性中心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南方经济开发史的认识,并对进一步揭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真正原因也是大有裨益的。     

唐代傥骆道上的几个驿馆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与此相适应,当时的陆路交通也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唐代的首都长安为中心,一条条官驿大道放射到全国各主要城市和重要地区。其中,从长安南越秦岭通往汉中以至四川、云南的几条历史古道,如故道(又称为陈仓道、散关道、青泥道或嘉陵道)、褒斜道、子午道和联系故道北段、褒斜道南段,唐时也称为褒斜道,后来被称为连云栈的道路,都曾被开辟为官驿大道,沿途设置驿馆,以便公私行旅。     

试论六朝建康的水陆交通

本文旨在论述六朝时期建康水陆交通的发展过程。全文分都城内外的街巷和桥 梁、连接各地的官道和亭传、都城周围的水道网、建康的经济命脉破网读、江南运河与邗沟的整治、 长江航运六部分。其中对建康的街巷桥道以及通往京口和西南方的道路有较详细的阐述．对建康 周围的重要河流青溪、运渎和潮沟的流经路线也作了考证。同时，还指出了东吴整治江南运河的时 间和破冈渎在发展建康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试论秦对岭南的统一与开发

越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族群。由于支系繁多,战国后期有百越之称,古代越、粤通用,故古籍中又作“百粤”。在百越中有几个较强的族体,其中有以今浙江绍兴为中心的于越;有以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即温州一带为中心的东瓯,又称东越;有以今福州一带为中心的闽越;有分布于五岭山脉以南的有南越和西瓯。秦灭楚之后,于公元前222年在于越地区建立会稽郡,在东瓯、闽越地区建立闽中郡,惟南越和西瓯活动的地区尚未归入秦的版图。     

六朝的历史地位

六朝偏踞长江以南半壁河山,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显著的表现是,宋、齐之交的长江下游发展成为中国社会新生的经济重心,从而彻底扭转了"南贫北富"的局面.早期长江以南地区文化的总体发展,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江东地方文化的突出发展,是六朝文明形成的内因;来自中原的华夏文明的影响,则是六朝文明形成的重要外因.六朝文明的发展推动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升华.     

“若论古史开新貌 未必南荆逊北州”——评介黄惠贤、李文澜主编的《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

长期以来,古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不为史学界所重视,研究甚少.黄惠贤、李文澜主编的《古代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论文集可说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开发》较为系统地深入探讨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们对古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经济开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长江中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许多同志进行了探讨.《六朝时期的荆州》一文认为:荆州在南朝时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同北方人民大批南迁、黄巾起义的推动密切相关.《东晋南朝长江中游地区侨州郡县考》,对东晋南朝长江中游地区侨州郡县进行了具体考     

六朝送别诗考述——以建康诗为中心

汉晋诗歌中的送别内容还有些是依附于赠答等诗歌体裁。六朝时期,诗歌中对送别的抒写已不再依附于赠答等题材,而成为真正独立的诗歌门类,以五言新体为主要体裁。建康作为都城是文士集中地,迎来送往频繁,故此地送别诗最为兴盛,对建康送别诗的详细考述可大体了解六朝送别诗的特征。六朝送别诗中送者所作远多于别者,送别诗中往往关合离别地、目的地以及送别双方,这些规律和特点亦为唐代送别诗所继承。对六朝送别诗的探究亦为六朝诗歌、唐代送别诗以及六朝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心物”: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之纲

“心物”,原本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所表述的主观意识(心)与客观物体(物)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心理学的根本问题,所包含的“心性之学”、“性命之理”具有鲜明的心理学思想特色。汉魏六朝文论家用“心物”来描述文艺的起源、本质以及创作与鉴赏过程中主客体之关系等问题时,是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着眼,因之,“心物”也就成为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的纲领性范畴。     

省六朝史研究会就六朝江南水利开发进行学术讨论和考察

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年会于1986年11月26日至30日在丹阳召开。该会会员、省內各高蠸肟蒲小⑽牟⒎街镜然挂约氨本┦Ψ洞笱А⒈本┦υ骸⑻旖蛏缁峥蒲г骸⒏吹┐笱А⒒Υ蟆不帐Υ蟆⑶肥Υ蟮韧馐∈械淖已д吆痛?0人出席了会议,共交流论文23篇。这次年会主要就六朝时期的江南水利开发进行学术交流,尤其是对沟通都城建邺(建康)与三吴地区交通航运的两条古老运河——破岗渎与上容渎的开凿与历史作用进行探讨。     

关于六朝建康气候、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

本文从爬梳、排比史料出发,对六朝建康的气候、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作了初步研究。气候方面,认为六朝时期建康的气候不但较现代寒冷,而且连续干旱、阴雨和下雹等气候异常的年份也较多。自然灾害方面,对人类社会危害较大的主要有旱灾、水灾、火灾和疾疫。文中阐述了各种灾害发生的原因、时间及其后果。生态方面,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分析,可知其时建康水面广阔、植被茂密、动物繁多,生态环境十分优越。     

关于金代肇州海西西陆路部分驿站的考证

海西西陆路是东北地区的交通干线。自唐代渤海国开始,这条线路就是东北与中原连接的纽带是我国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金代以后,海西西陆路和海西东水陆城站、纳丹府东北陆路一起组成开原北陆路,与开原东陆路、开原西陆路构建出东北地区的交通路网,承担着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中国与蒙古、俄罗斯等北方国家之间的陆上交通,也是东北与中原、我国与蒙古、俄罗斯、东方与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在我国东北,特别是“三肇”地区驿站作为海西西陆路的起点组成部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这一研究,有助于我国从历史的角度,加强与蒙古、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     

六朝广东发展的考古观察

<正> 六朝①时期(公元三-六世纪),是古代广东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如果把秦汉时期看作广东发展的黎明,那么,六朝时期的广东已迎来了霞光万道的初展,她逐步改变着蛮荒落后的形象.和着时代的节拍,走上了与全国同步发展的道路.50年代初以来,随着考古学者的辛勤工作,广东六朝考古材料日益增多,仅报道清理的六朝墓葬,已有千余座.这些丰富的实物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六朝广东发展的真实面貌,给我们研究与正确评价六朝广东发展状况,提供了有利条件.本文依据这些材料,证以必要的历史文献,对六朝广东的发展做一番考察,不妥之处,请指正.     

楚国的丝织业

丝织业生产是我国古代社会手工业主要部门之一,养蚕缫丝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碳化丝织物证明,远在四千几百年以前,我国古代先民就已经开始用蚕丝织造丝织物了。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丝织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以至出现了很多丝织生产中心。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栽桑育蚕织丝向称发达,如齐、鲁地区就享有“齐纨鲁缟”、“冠带衣履天下”的美称。在长江流域,作为当时诸侯列国中经济     

空间金融格局对区域经济影响关系研究:来自我国沿海地区的案例

2001-2010年间,我国以北京、上海、广深为中心的区域金融格局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以北京为中心的北部沿海地区呈现“中心占比下降,外围占比上升”的趋势;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呈现“中心占比上升,外围占比下降”的趋势;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南部沿海地区则基本保持稳定的区域金融格局.通过对三大地区进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脉冲响应函数(IRF)检验,发现三大地区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存在显著的自我强化作用,即存在“金融集聚——本地经济增长——促进金融集聚”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但是,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并未对“外围”地区经济增长形成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地区性金融中心比全国性金融中心更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南史》考疑(十三)

卷三《宋本纪下》“(泰始)二年……二月乙丑,以蔡兴宗为尚书右仆射。”(中华书局1975年版校点本,下同。第78页)按:“尚书右仆射”,《建康实录》卷一四、《通志》卷一一同。《宋书.明帝纪》则云是年二月,“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尚书左仆射”,二载有异,当有一误。今考之《宋书.蔡廓传     

秦统一以前的包头——包头地方史讲座

包头—从传说到战国一、包头地区古代的游牧民族大约距今五千年前,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唐尧、虞舜时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居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在包头一带生活着的是“荤粥”(又名“獯鬻”,音勋育)人。这时正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从血缘性的氏族部落向地域性的部落联盟发展。这些部落联盟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其间出现过许多地域性的冲突和战争,史书里就有黄帝时“北逐荤粥”     

试论六朝定都建康的风水因素

提起风水 (或称风水术、堪舆术等 ) ,过去人们往往将它与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 ,在分析我国古代城市选址的原因时 ,只考虑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而对风水因素讳莫如深 ,或者将风水因素简单地归入自然因素的范畴进行考察。实际上 ,风水因素是天地人三者合一的综合因素。如果我们对于我国古代城市进行一番全面客观地考察的话 ,我们不难发现 ,风水因素常常是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并列的又一重要因素 ,在城市选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六朝都城建康城址的确立就是风水因素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显例。本文对风水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 ,对建康城的风水格局进行了初步探讨 ,并就金陵王气的传说对于都城选址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客观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