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本文围绕“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一主题，首先阐明了“南方谈话”的根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其次指出了“南方谈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上的新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上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最后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七一”讲话对“南方谈话”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一是它对“南方谈话”精神的继承、总结与发挥；二是它对“南方谈话”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如理论主题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深化与丰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内涵拓展等；三是它对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指导作用。     

“南方谈话”与高素质领导人才的培养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南方谈话”，是一篇充满真知灼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它以“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作为中轴和主题谋篇布局、构筑全文，阐述了两个重点一个是思想保证，另一个是组织保证。我们纪念“南方谈话”十周年，就应当牢记小平嘱托，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的要求，把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作为全党一项紧迫的任务来抓。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

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体系总结，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起点，“南方谈话”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提供了恒久的思想动力，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南方谈话”：邓小平党建理论走向成熟的历史契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拨乱反正中正式启动，邓小平党建理论初步形成。1992年春，南方谈话成为邓小平党建理论走向成熟的历史契机。一方面，南方谈话对党的思想建设作了理论总结和升华，邓小平党建理论得到重大发展。另一方面，“南方谈话”为邓小平党建理论的系统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有力地推动了邓小平党建理论走向成熟。     

“南方谈话”之后的天津改革开放实践

正值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之际,市委宣传部、市社联、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召开理论座谈会,天津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也专门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召开学术研讨会,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这对于今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深刻领会“三个代表”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到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一脉相承,体现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现将部分学者的论文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南方谈话”与“经济发展平台”理念的生成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经济发展平台”作为一个新概念或一种新理念，在我国逐步形成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可以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台阶论”、“结构论”、“阶段话”(“飞跃论”)、“创新论”，对我国经济在新世纪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从"南方谈话"到"三个代表"

本文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运用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 ,对“三个代表”和南方谈话的历史联系进行系统考察 ,以阐明“三个代表”思想对南方谈话在继承中创造性发展 ,在运用中的重大创新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现实意义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已经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捍卫马克思主义、推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宣言书＂。＂南方谈话＂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原则,又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突破前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解决了困扰人们头脑的理论问题,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理论勇气和开拓精神,捍卫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从南方重要谈话到“七一”重要讲话——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10周年

以与时俱进的态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 ,是南方重要谈话和“七一”重要讲话的共同立论基点 ,也是这两篇光辉文献重大时代价值之根本所在。他们一脉相承 ,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深刻表达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     

实践辩证法的胜利——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生动而又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实践辩证法，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重视实践的开拓作用；注重在实践中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重视实践主体，人、阶级、政党自身的建设；在实践中做到既有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理论的指导，又坚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埋头苦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实践辩证法，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思考和解决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和着眼点等重大问题，并且强调了当前形势下实践和理论上的开拓、创新的特别重要性。“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就是在新的实践开拓基础上，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