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命名的方式与意义--关于"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

刘俊先生提出用“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取代通行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但我认为“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应该不限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它应该是中国文学(含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和跨区域华人文学(中国以外地区的华人-华裔文学)的总称。就学科而言,“跨区域华文文学”应包含“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的内容。     

“汉语新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新视野

已有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有两个重大问题始终难以妥善解决。一是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未能有效纳入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文学,二是现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基本上没有有效涵盖汉语言文学以外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近年来提出的“汉语新文学”概念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也为解决上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两大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资源。     

论"客家文学"的发生

本文试图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对近20年来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客家文学研究状况进行清理,对以下问题逐一进行考察:“客家文学”概念最初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后来又是如何不断地被应用的?在应用过程中它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对客家文学的研究起了怎样的影响?“泛客家文学”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当代文学与延安文学和左翼文学: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论文从学科史角度对近20年来有关当代文学与延安文学和左翼文学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清理.重点考察:概念内涵及三者关系的阐释,学科史视野下延安文学研究的突破与进展,“再解读”研究的启示与存疑,关于这一文学史命题研究必要的限度意识.     

回望:江西文学50年

江西当代文学随着共和国的诞生而诞生，也随着共和国的发展而发展。江西文学５０ 年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种“起步———沉寂———崛起”的运行态势。这种态势具体表现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儿童文学的创作兴衰之中。新时期文学的长足进步创造了江西文学５０ 年来的辉煌。但用横向比较与未来的眼光来审视，江西文学仍属“丘陵地带”。面对２１ 世纪的挑战，江西文学界任重道远。     

当代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从"影响"到"平行"的转化

“五四”运动以来,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中俄文学关系始终处于“影响/被影响”的状态中。直至新时期文学初期,俄苏文学的影响依然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苏文学的影响在中国的逐渐式微,21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然摆脱了俄苏文学的影响,两国文学关系也改变了“影响/被影响”的模式而走上了平行发展的轨道。与之相应,超越以往单纯的影响研究的范式,以平行研究的方式审视当代中俄文学关系,是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文学关系的必然途径。而对差异性的探究则成为平行研究的重心所在。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八十年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不断阐释就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背景下,阐释和反思八十年代文学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知识谱系和方法的支持。以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梳理八十年代文学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关联点、"纯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以及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进行再思考。由此在新的学术路径中重新解读八十年代文学和与之相联结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文化互动与空间转向——论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文学”

“都市文学”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现象之一,其出现显然与90年代以来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在考察“都市文学”的概念及其生成语境的前提下,依次探讨其发展脉络、作品主人公的身份、精神面貌,以及运用空间理论、后现代地理学探讨其系列问题,进而延伸至世纪初文学的“进城”与“返乡”等问题,既可以勾勒90年代以来都市文学的基本脉络,同时,也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