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神技无技”：庄子技艺美学思想的吊诡

庄子用合道的神技来取代技艺,即用道的自然无为来改铸技艺,无为是无为了,但也就没有人为之技艺了,此即“神技无技”。神技不具有技艺的规定性,技艺是目的性有为,神技是自然无为;技艺创造的是第二自然,神技则不害第一自然。神技也不是现实的技艺或其比拟,神技是对人为技艺加以“自然无为化”或“道德理想化”后的虚构,有其神秘性。神技的逻辑结果就是对现世技艺的取消与否定,如“无画之画”、“其钓莫钓”、“无乐之乐”等。神技经后世的理论转化后,实现了与技艺的统一,那时才显现出“无法之法”等艺术创造思想。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界定与实现路径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乡城迁移和农民市民化逐渐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农民既是乡城迁移和市民化的主体,又是城市化的主体和核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和能动作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要求迁入城市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为此,＂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概念体系需要深入界定。在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乡城迁移的农民必须完成职业转化、身份转变、思想转换和地域转移四个方面的转化。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具有农村农民市民化不可比拟的优点,能够很好地解决我国二元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人变为城市人,融入城市生活,建设城市,从而使城市向着更高层次迈进。而且,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深入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采用多种调查方法分别从地级市、县、乡(镇)、村四个行政层次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现象和特征进行调查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数据,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人均收入、农村人均耕地以及农村自然条件之间关系进行相关性研究。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与迁出地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之间遵循一定规律,又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根据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迁出影响的分析,农村劳动力派出对农村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有不利的一面。     

乡城流动对夫妻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家庭举家流入城市,这种＂家庭化流动＂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及稳定具有深刻影响,但流动对这些家庭本身的影响如何？本研究在流动与性别相关研究理论的指导下,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街道的89户农民工流动家庭流动前后的性别分工状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流动家庭的性别分工的结论。     

基于拉姆齐增长模型的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研究

乡城迁移城市化是现代城市成长的前提和基础,而且研究乡城迁移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有两种:政府主导的郊区城市化和农民自发进城务工的迁移城市化。基于两种乡城迁移城市化模式中的农民收入增长率使用拉姆齐模型研究了城市增长过程,研究表明:乡城迁移城市化之后的消费水平并不是农民的最优消费水平而是政府强加的消费水平,城市化中的最优路径是类似于使农民利益受损失的"圈地运动"经济增长路径,政府购买不会对经济系统的均衡路径产生影响。此类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城乡和谐发展。     

农村社区建设: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农村社区建设具有能切实解决农村社区的各种问题、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各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以农村社区建设为切入点,推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加快农村社区建设必须以村落为范围、以创新为动力、以村民自愿参与为前提、以服务村民为宗旨、以促进农村发展为目标。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     

论城市偏向与农村贫困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大多是城市偏向的。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使城乡之间在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分化,结果这些发展中国家形成二元经济。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政府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和一系列城市偏向的政策,其结果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国传统的价格剪刀差趋于缩小,但新的城市偏向政策仍不断出现,城乡差距自1984年后重新扩大。在 21 世纪,中国要缩小城乡差距,战胜农村贫困,有必要转变反贫困的战略思维,废除城市偏向政策,赋予农民权利。     

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阶段、特征与趋势

近代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一是1840—1949年,为外力(列强侵略)作用下的城乡分离的初步形成时期;二是1949—1978年,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分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三是1978—2003年,为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乡关系调整与城乡对立扩大时期;四是2003—至今,政府引导下的统筹城乡发展时期。未来城乡关系演进的趋势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主要体现在城乡地位的平等、城乡发展的互动、城乡功能的互补以及城乡空间的融合。     

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研究

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是以城市化和城镇化建设为契机,由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城乡劳动力以城镇为中介,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从城市向农村流动并存的态势。而我国现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单向流动,给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文章认为,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是缓解农村和城市劳动力双重过剩局面,加速城市化进程和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收入来源角度的分析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收入来源和构成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走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选择从居民收入来源角度分析浙江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对该关联的一个尝试性研究.GE指数及要素分解法在国外文献中常用于研究收入差距,尤其适合于城乡差距的研究.运用GE区域分解方法计算浙江省各个区域收入差距的大小和变化趋势,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分析各项收入来源对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的贡献,通过研究可以找出各项收入来源的贡献和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