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原生态”文化的制造：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耍“牦牛”仪式

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耍牦牛”仪式，依借原有山神信仰等文化资源，逐步成为独特的文化表相，阳坡人早已将其视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精心维护着仪式过程和祭拜诉求。从阳坡人的耍“牦牛”仪式历程可以看到时下被视为“原生态”的文化是如何被前人制造的，也进而可知：一些“原生态”文化或“传统”只不过是前人在特定场域下制造并用来借以宣示自己在区域社会中的阶序而已，隐匿其后的社会本相是人群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     

社会冲突解决中的“花钱买稳定”策略研究

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冲突解决中，“花钱买稳定”成为地方政府维稳的典型策略。它是指地方政府以经济利益的妥协换取所需要的稳定，避免当事方通过持续性行动制造不稳定的操作方法。这种策略嵌入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政府与个人间的保姆型关系中，是政府“不出事”逻辑与民众“会要挟”逻辑通过不断博弈最终达成合意的结果。它被很多地方政府视为冲突解决的万能良药，也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不过，它的消极性更加显著，难以成为良好的冲突解决范例。因此，如何在冲突解决中走出“花钱买稳定”的怪圈是地方政府需要尽快克服的难题。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基于囚徒困境博弈的理性、信息与合作分析

博弈论为行为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模型。理性人是博弈论的基础假设，揭示了实现合作共赢上的诸多困境，并引发争论。然而参与者的理性状态同他关于博弈的信息情况相关。通过对囚徒困境这一博弈论经典案例的分析可证明，在特定的信息条件下，合作虽能得到高收益但并非理性博弈参与者的最优选择，理性参与者倾向于不合作；但对博弈进行修正后，参与者的信息情况发生了变化，其最优选择也会发生改变，合作将能够达成并得以保持。声誉、恩仇等机制的引入也提高了博弈达成合作均衡的可能性。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探析——兼论行政管理模式设计的人性论基础

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大都是以“性恶论”作为理论支持的，文章在对过往各种“人性论”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社会-意识人性论”理论模式，为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提出了全新的人性论基础。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制度设计与制度功能：政治学视域下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假定人是“理性人”。“哈丁悲剧”与“纳什均衡”的博弈结构与状态,要求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在战略对策上应规避“集体行动的悲剧”,走共赢、稳定与创新之路。博弈论的理性假定与“囚徒困境”蕴含着制度功能,对良好结局具有决定性意义。     

《青色魇》：沈从文40年代对佛经故事的重说

写于1946年的《青色魇》,讲述了佛经典籍《法苑珠林》中驹那罗王子的故事。同《七色魇》其他文章一样,《青色魇》也呈现出晦涩难解的文本状态,评论多将之称为“抽象的抒情”。从佛经故事重说的角度将之与上世纪30年代的《月下小景》进行比较,不难剖析这种“抽象抒情”文风形成的深层原因。     

奈达翻译理论的多维度思考——不存在“奈达信息翻译理论”

中国翻译理论界有人认为奈达翻译理论包含一种奈达信息翻译理论。“奈达信息翻译理论”实质上不存在,奈达在他的翻译理论中仅仅使用了“信息”二字,没有发展形成“奈达信息翻译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较,奈达的翻译理论仅仅在术语上更现代,本质上没有突破性发展。奈达的翻译理论是面向信息的转换或变换,不同于香农的信息理论。香农的信息理论是信息通讯理论,面向信息的转移或传递。信息的转换或变换不同于信息的转移或传递。奈达翻译理论中的“信息”与香农信息理论中的“信息”处理者不同,处理方式不同。奈达的翻译理论不可能建立在香农的信息理论的基础上。奈达翻译理论中的“信息”指的是语言的意义和形式。     

略论经济共同犯罪行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经济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物质成果的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经济犯罪活动。而隐蔽性强、安全性高的更为复杂的共同经济犯罪行为在成为犯罪分子首选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共犯理论尚未充足、经济犯罪形势严峻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领域的共同犯罪就显得尤为困难。本文结合经济行为的特点，从行为角度对共同经济犯罪进行理论分析与探讨，以期在经济犯罪共犯认定上有所贡献。     

论康德的“物自身”与“自由”的关系

考察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可以分析得出康德规定了物自身的双重蕴含是“不可知”和“可思”，并依此区分和稳定物自身与现象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物自身为自由提供存在的根据并使自由与自然规律得以共存：正是这种“根据”的关系与意义，使物自身概念有资格随同自由概念进入实践领域；从而共同成为整个理性大厦的拱顶石。     

《巴黎手稿》中“社会”概念的内在张力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原初理论语境。“社会”概念与“类”概念直接相通又是对后者的批判性超越,“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论断表明,“社会”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洞悉。而“社会”概念所内蕴的“人所应是”的规范性界定直接成为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与人的历史境遇的重要价值参照系,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社会”批判话语最初动向。     

现象学构成识度与中国美学境域缘发构成论

中国美学境域缘发构成论认为,审美活动的目的,是审美者通过澄心静虑,心游目想,通过顺应自然、自由自得、直观感悟,即境缘发,通过“由己”“返身”“归朴”,“还原”到 “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以达到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兴到神会,顿悟人生真谛的审美境域,从而从中体验自我,实现自我。这样,遂使中国美学的境域缘发构成论与现象学构成识度趋于合一,并由此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美学顺应自然的精神。     

语默不二：《维摩诘经》对言说悖论的诠释

语言与形而上者的关系是《维摩诘经》探讨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维摩诘认为,面对像“法相”之类的“不可说”者,不能采用常规的言说,只可采用巧说,包括“当如法说”、以“玄言”说、以“示”说、以“无言”说。“当如法说” 不是一般的言说,而是“法”自身的展开;以“玄言”说,不仅打破了现象和本体之间的界限而使本体和现象合二为一,而且能够把思辨和想象能力空前地调动起来进而摆脱思维困境;以“示”说不同于间接陈述,在“示”说中听者不需要反思和想象,而是可以直接面对事情本身。沉默是无言,但不完全等同于无言,因为沉默可分为两种：想说而不能说、可说而不说。维摩诘的沉默属于第二种,然而他在沉默中悟到并且说出了“不可说”者。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

现当代西方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冷热交替的过程。我国学界曾经的理论热一方面标示着对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渴望与追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过度崇拜和理论运用的失范以及运用者自身的理论匮乏。文本阐释与文学研究中运用某种理论和观念,体现了阐释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审美与人文的价值判断,符合文学评论之规律和规范,与西方文论之主观预设不是一回事,文学之跨学科研究也不等于“场外征用”。要理性对待现当代西方文论,不能因为其有某些缺陷而无视其对我国文学研究曾有的作用和依然存在的借鉴价值;不能因为理论热之弊而忽视理论之重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理论建设的历史责任。理论热后呼唤的是融合了古今中外之优良理论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文学理论,以及有理论深度和学术理性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形成的差异论分析

从差异论的视角分析,“富二代”大学生是社会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求异思维时期的必然产物。由于儒家思想中“家本位”观点,使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的模式,“富二代”大学生群体得以形成。“富二代”以其群体个性张扬的“富人”特征而与所谓“穷二代”大学生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