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说”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

以长期被忽视的“实用说”为讨论场域,分析了这一范式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在文学形式方面,作为总体形式观念的“表述形式”,其性质是一种“权力性关系话语”,体现为修辞形式、类型形式、中心形式三个认识层次;在意识形态方面,王权政治、新教伦理、自然人性为政治、宗教、哲学方面的特征;在文学接受方面,趣味阅读与理性旨向是阅读理解方面的特征。本文对“实用说”文学范式具有认识价值,对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关系的范式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试析儿童语言形成发展期的几种现象

儿童1~3 岁语言形成发展期是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儿童语言学习的几种现象值得注意。尤其是儿童的“代词”和“地点”指示常出现大人认为的“错误”。现在,人们对儿童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错误”有不同的看法,这对了解语言习得是有益的。其实,学习者的错误是无所谓“错” ,也无所谓“对”的。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论古代政治哲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政治哲学范式是依其理性根据的不同而定义的。古代政治哲学范式有三种类型：柏拉图的唯理论型,亚里士多德的经验型,阿奎那的神学型。古代政治哲学范式有三个基本特征：奠基于客体理性的基础上;是求善的政治哲学;给人们一种“古代人的自由”的承诺。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的现实追问——从“哲学语境”到“中国语境”的研究范式转型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仅仅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从而推论出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是一种“解释原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现在需要对此种论断加以发问与反思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旨趣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克服历史唯心主义或者旧哲学,而在于战胜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思维原则的变迁仅仅是一个“手段”,不能认为是一种“目的”。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的说法是有限度的,需要进一步丰富哲学变革的内涵。这就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从哲学之内的讨论转型到“社会实践”的讨论,实现当下的研究范式转型。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超越与回归的“平常心”——论道一对禅超二元对立思维的实践

禅，离念、离相、见性之谓。马祖道一阐发的“平常心是道”和“即心即佛”是在怀让“磨砖作镜”故事的启发下，充分表达的禅的否定性与超越精神以及对自性的回归。     

仰望神性之美：柏拉图审美理论的基本精神

学界对柏拉图审美理论的基本精神一直有所争论。柏拉图的审美理论虽然凸显了灵魂内部的张力冲突,但总体上“理性-神性”的哲理精神仍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在他的“回忆”说和“阶梯”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回忆”说以灵魂马车的比喻形象地阐释了节制的理性克制放纵的情欲的过程;“阶梯”说则阐述灵魂如何一步步剥离感性影像,不懈地追问上界的“美本身”,从而彰显着审美的“理性-神性”精神。正是在感性情欲与理性神性的动态冲突中,柏拉图美学才走向对永恒真理的凝视、对神性之美的仰望。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

现当代西方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冷热交替的过程。我国学界曾经的理论热一方面标示着对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渴望与追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过度崇拜和理论运用的失范以及运用者自身的理论匮乏。文本阐释与文学研究中运用某种理论和观念,体现了阐释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审美与人文的价值判断,符合文学评论之规律和规范,与西方文论之主观预设不是一回事,文学之跨学科研究也不等于“场外征用”。要理性对待现当代西方文论,不能因为其有某些缺陷而无视其对我国文学研究曾有的作用和依然存在的借鉴价值;不能因为理论热之弊而忽视理论之重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理论建设的历史责任。理论热后呼唤的是融合了古今中外之优良理论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文学理论,以及有理论深度和学术理性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有自己作为的"接受史"--《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在接受史研究上的意义

虽然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建立,其理论基石基本上依赖于对域外理论的接受,但有关域外文论的中国接受史研究,在<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问世之前,基本上还未受到重视.该著不把"知识"创新的根基落在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野之上,而是让"知识"回归到"问题"的求解这一原始的根本上来,以及它总是自觉地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考量,从而在展露出新颖的研究领地的时候,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有关接受史的独到的研究概念与方法的体系,这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的一定的范围或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范式开创意味的.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文学接受观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的艺术家,在他卓尔不群的文学观念中也蕴含着卓异的文学接受观：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文学活动都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自由的精神活动;丰富的想象、关注细节和反复阅读是成为优秀读者的潜质;只有优秀的读者才能用脊髓骨去体验阅读的快乐,并通过文本与艺术家在审美狂喜中相遇。     

论接受理论的文学翻译观

西方文论中接受理论把文学文本从决定性和自足性的牢笼里解放出来 ,将接受理论的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翻译研究则构成了对原来的文学翻译标准的反拨 ,而“多元的文学翻译标准”的提出成为一种必然。     

从接受理论视角看通俗小说的英汉翻译

接受理论将传统的文学研究焦点从作者、作品转移到了读者,突出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教父》汉译本为例,从接受理论视角分析通俗小说英汉翻译的特点,提出适用的翻译策略,以期增强译者对译语读者的关注度,从而提高译文的可读性。     

陶渊明接受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学理反思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将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和阐释学视野引入传统的陶渊明研究,进行接受的、影响的和效果的研究,隐然成为了陶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它不但推动了陶渊明研究领域自身的发展,也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研究在新时期的开拓、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意义。     

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与文化时差

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的实质在于读者与文本之间是否具有“同一”的“文化关系”。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包含合倾向性与合形式性两个命题。文学接受中的不合倾向性与不合形式性 ,究其原因 ,是文学文本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倾向与读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调形成“错位”或“逆反”态势。文学接受的合对象性问题的背后隐伏着文化背景转换 ,也就是“文化时差”问题。文学史或者说文学接受史是人类文化价值观念对其影响的效果史。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文化价值观念的生成、演变、发展 ,导演了人类文学接受史上一幕幕精彩活剧     

跨文化文学接受影响下的“大变形”原则——浅谈狄更斯对老舍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跨文化文学接受是影响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老舍小说创作起源于西方文学作品的阅读。他的小说创作深受与他秉性、家境、社会阶层较为接近的狄更斯的影响。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使用的艺术手法与狄更斯极为接近。如从外表进行喜剧性的刻画，夸张的笔触、奇特的比喻和戏谑夸张的语言的运用等等。     

接受美学中伊瑟尔的文本审美阅读理论探微

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沃尔夫冈.伊瑟尔,他的现象学文本阅读理论,主要关注读者与文本的交流。另外,他还提出了＂隐含的读者＂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理论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读者反应批评。文本与读者在阅读行为中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成为伊瑟尔审美反应阅读理论的中心内容与核心理念,而具有鲜明现象学色彩的＂文本的召唤结构＂和＂隐含的读者＂则共同构成了伊瑟尔阅读理论的独特知识建构。作为对读者一极关注的文学理论,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界、美学界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理论风暴,并实现了文学批评研究第三次重心的转移,即从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到读者中心,并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中产生了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