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道教的社会化存在形态

宋元道教总的特征是"圣"与"俗"的界限混融,宗教形态与社会生活更为深入、细致地融合.宋元道士与世俗之人的差别并非像通常所说的"神圣"与"世俗"那样泾渭分明,一些道教中的重要人物甚至不是道士,道教教门教派自己并无明确的宗教组织意识,也不是自觉地在现实生活之外建造一个超越的世界.教理教义不再强调作为一种独立宗教的特殊的思想内质,而是立足于整体的社会文化思潮,在与其他思想的融合与渗透中建立自己的教理教义,也不似前代道教那样有意彰显宗教的神秘性和无限性,而是从常情常理出发,建立符合现实世界认识方式和思维逻辑的理论.宋元道教的社会化存在形态体现着道教的理身理国、陶铸民彝、推行教化的宗教精神.     

“百药”、“百病”学说的生命伦理与美好社会

道教特有的“百药”、“百病”理论,独具特色地就善恶报应观以及戒律制度的执行提出了详尽的阐述,实为道教借医家之名与世俗伦理共同塑造的生命性理、玄理,同时也是事理与情理.其中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借助独特的思辨特征、叙述方式,从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建立了道教以神仙信仰为基础的人伦之学,是对道教生命伦理的鲜明阐释,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呼应道教“贵生”理念.这一思想对今天倡导的建立美好的社会环境具有启发意义.     

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包括三方面基本内容即以“敬神与德治”为要义的君王政治伦理思想,以“忠君”为核心的臣民政治伦理思想,以“积善成仙,积恶致祸”为特色的政治伦理控制手段。通过对两宋道教政治伦理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两宋道教以宗教特有的方式服务于两宋政治体系,从而对赵宋政权的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神圣与世俗: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中的宗教社会空间

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刊镌过程中幽州社会各阶层皆有参与,构建了有别于实体宗教神圣空间的"社会空间"。此社会空间以宗教的神圣性为依托,在内部群体构成、活动辐射范围以及群众聚集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特征。在此宗教社会空间中,各个信仰群体以家庭、地域、社邑等方式结合,通过各异的参佛理念,或表达个人祈愿,或隐含政治诉求,或流露血缘特征。将刊镌佛经这一佛教活动融入多元化的具有世俗特征的信仰理念,展露了宗教空间中神圣与世俗的矛盾与依存。     

信仰的传说——关于《神仙传》的“神圣”与“世俗”

在《神圣与世俗》中,伊利亚德认为,神圣作为宗教的本质,通过显圣物而到场,显圣物既是神圣,又是世俗的。神圣如何显现,体现了它与世俗之间关系的张弛。神话对神圣开端的显现,显示出了神圣与世俗最初的水乳交融。而《神仙传》作为道教史上第一部以信仰为奠基的神仙传记,在它那里,随着人性中神性的开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交织显得若即若离。世俗地位的上扬,极大地影响了神仙在《神仙传》中,神仙如何绽放出自身来达到对神圣的显现——人对生的追求以及伴随生而来的力的诉求上。神仙通过对生命长久的持守而召唤神圣的降临,更加浓墨了神圣的二重性。     

人,在世俗与神圣之间——论赵德发长篇新作《乾道坤道》

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现象,文学艺术和宗教诉求之间能够达成同构关系。在新中国文学中,《乾道坤道》全景式独具特色地描绘出当代中国道士群体形象,进而提供出道教文化对于个体生命存在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参照价值。人之有限性的生命,恰恰存在于世俗与神圣"之间"。道教承载的普世精神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道教文化可以有效地成为文学发展的思想资源,《乾道坤道》在当代中国文学生态场中弥足珍贵。     

《老子想尔注》中的大爱美学思想研究

道教是主张慈爱和同的宗教,重包容、重和谐的思想十分丰富.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老子想尔注>,有着独特的大爱思想的表达,它以道的"虚无"、"慈爱"为根基,体现了道教神圣美观念.从大爱的精神本体到爱的显现,从禳解仪式的戒律之美,到三天正法的伦理观,都含有道教神圣之爱的美学思想,是中国本土道教审美文化中生成的大爱观.     

论区分宗教活动领域的三个界限

本文旨在将宗教视为一个行为主体,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适当的活动领域.神圣与世俗的分野是现代社会粗略区分宗教活动领域与非宗教活动领域的界限,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条界限将无数次被逾越.宗教与政治的界限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为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定性.政治领域不是宗教社团的禁入之地,而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应当遵循合法的途经积极参与的领域.公域与私域的划分提供了另一界限,但宗教的公共领域是一回事,而宗教对其他公共领域的参与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不可混淆.区分宗教的活动领域需要了解上述三个界限各自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对它们加以综合运用.     

先秦道家与六朝道教慈爱思想发微

在世界诸文化体系中,尚善与慈爱是共同的伦理价值取向,作为文化核心的宗教,尤其凝聚了人类慈爱伦理的精髓,并以此构建此岸或彼岸的大同理想社会.先秦儒家、道家等,都发挥了中国文化中深厚的慈爱思想,迨至道教的诞生,继承了先秦道家"尚善"、"慈爱"的伦理思想并付诸实践,尤其是六朝道教大乘思潮的盛行,更丰富了道教的慈爱思想资源.本文试梳理先秦道家慈爱思想之渊薮、发掘六朝道教慈爱思想之归旨,以发明"中华道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慈爱思想资源.     

中国宗教伦理薄弱的主要原因

吾淳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 0 0 0年第 5期撰文指出 ,中国宗教不像犹太教或基督教 ,其与伦理没有实现充分统一 ,导致这种状况的出现可能有这样一些主要原因 :第一 ,中国宗教未经伦理革命 ,这使得中国宗教就其本意来说不可能以伦理的面貌出现 ,同时 ,未经中断的原始宗教品质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并对后来的宗教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第二 ,在中国社会 ,世俗生活承担着主要的伦理责任 ;第三 ,在佛教与道教中 ,普遍有一种与伦理相疏离的现象 ,究其原因 ,与其所具有的知识化特征或倾向密切相关 ;第四 ,中国宗教又有着十分强烈的功利主义品质 ,功…     

魏晋至隋唐道教伦理分歧例谈

通过《抱朴子·诘鲍》《无能子》等道经可知,宋代以前道教内存在两种伦理观,一种认同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世俗伦理,一种则彻底否定世俗伦理的价值,有反礼秩的倾向。这反映出魏晋至隋唐道教伦理思想发展的另一线索。     

"道"信仰的建立与早期道教的改革

早期道教的逐渐成型是一个多源合流的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是道教在其原始宗教形态基础上所作的一次重要的改革尝试.从这一视角下对早期道教理论构建的重要一隅--"道"信仰的建构作简略地探析,通过对"道"的神格化、"道"的伦理和仙道的理想等内容的梳理.可以管窥"道"信仰确立在早期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从路德宗、加尔文教的新教伦理到"入世禁欲主义"的历史、逻辑考察

路德宗和加尔文派是新教改革的两个重镇.从宗教伦理的发展角度进行考察,新教改革经历了一个由天主教"善功获救"的"外向性格",到路德宗"唯信称义"的"向内用功",再到加尔文教"预定"论"内信外证"的变迁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选"说分别赋予世俗职业和从事职业的劳动者以神圣的意义,这两者前呼后应,形成了韦伯称之为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     

儒佛关系与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进程

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在家与出家之别”、“孝贯儒释”、“孝心即是佛心”这几大阶段。在此过程中,佛教伦理的宗教内涵逐渐淡化,世俗内涵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当代佛教伦理只有与目前的世俗生活相结合．才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试论道教“师道”的神圣性建构

道教自创教以来就宣称其宗教之“师”的神圣性来自于神授,然而不同派别的祖师和神授的经书各不相同,在魏晋南北朝道教教理教义不断走向融合的过程中,道教的神灵体系也不断趋向整合,形成了“一炁化三清”的神灵体系和道、经、师的“三宝”观念,从理论上解决了人间的“师”在天上的依据,一定程度上为拥有不同祖师的道教派别找到了神圣性上的统一,这为建立整体性的道教“师道”奠定了神圣性基础。     

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回应张铭先生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张先生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然而,张先生的商榷文再次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新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等重大政治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义的过程中.并非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中心的多元论解构小共同体价值.     

超验与经验:道教美学思想的两个维度

道教是一种非常美学化的宗教,道教信仰的本质特征决定了道教审美的独特内涵。随着"道"的宗教化过程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中国道教的基本信仰与宗教关怀表现出"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的双重进路,道教的美学思想也相应地兼具超验与经验两个维度。以形上本源之"道美"、澹然无极之"真美"、境智双绝之"玄美"为代表的超验之美和以自由逍遥之"仙美"、长生久视之"寿美"、享乐太平之"生美"为代表的经验之美,是道教美学思想发展与演进的两大宗趣,绝对的精神超越与此岸的生命体验是道教审美活动难以割舍的两种旨归。     

宗教的道德信仰资源探析——由宗教道德擢升为道德宗教

在道德信仰弱化、工具理性膨胀的今天,应当改变对宗教简单否定的态度,从中汲取积极的伦理资源。一定程度上,宗教能为解决人生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提供路径,而且具有重要的道德调节功能,一定程度上能为道德超越世俗而达神圣提供净化的启示。     

秩序宗教与生命宗教--对汉晋儒教、道教产生和基本功能的考察

在中国中世纪早期社会进程中,先后孕育并产生了两种形态的宗教.一种是"入世的"伦理的宗教,它为社会安定和政治秩序服务;另一种是"出世的"超越的宗教,它为个人的身心健康服务.秩序宗教的特点是将政治与神学联系起来,使政治神圣化;而生命宗教的特点是将生命与神灵联系起来,使生命神圣化.在其形成和发展中,这两种形态的宗教之间虽也曾有彼此渗透的倾向,但总的说来并未改变各自的基本性质.     

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看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藏区社会发展

本文以涂尔干、韦伯、伊利亚德等经典作家所认为的宗教的本质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为理论前提,避免以经济学理论研究寺院经济的化约论方法,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类型学的不足之处,提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分类模式,以此模式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当中僧侣个人经济与寺院经济普遍存在的二元分化,揭示了宗教经济中寺院与僧侣的经济状况往往与其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相关联,愈神圣者愈富,愈富则愈神圣;愈世俗者愈贫,愈贫则愈世俗,以此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野,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为今后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发展过程中神圣与世俗的平衡与双赢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