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容类犯罪的罪过分析——以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为例

纵容类犯罪是一类典型的不作为犯罪,然而传统罪过理论对该类犯罪无以认定.纵容类犯罪在认识内容、意志倾向等方面与刑法规定的故意犯罪的认识内容、意志倾向等方面不同,因此,严格来讲,纵容类犯罪不能是直接故意犯罪,也不能是间接故意犯罪.以罪过情感理论进行分析,纵容类犯罪的主观要件是一种特殊的直接故意类型,即监督故意.纵容类犯罪的...     

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别与认定

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在行为人看来 ,如果按其认识内容发展 ,以其行为为中心的客观方面就有可能 (包括偶然和必然两种情形 )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其意志因素是一个带有价值取向的动态变化过程 ,即行为人调节、控制自己的行为去指向既定的某个目的的同时 ,纵容了该既定的目的之外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过于自信过失的认识因素包括 :行为人不仅预见到了自己的行为有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偶然可能 ,而且还同时认识到了阻却这种可能性现实化的主观和客观条件 ,但是错误地估计了阻却条件的作用和地位。其意志因素是行为人调整、控制自己的行为去指向既定目的的过程中 ,始终利用自信的阻却条件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从上述论点出发 ,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两种罪过形式的区别 ,并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区分这两种罪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作者在以基本权利为一致性基础的政治哲学体系境域中探讨了民主的性质和涵义,并强调方法论对此种探讨的重要性,指出关于民主的研究,要在哲学视野下充分考虑经验材料的明证性。作者从民主的经典定义出发,在确定了民主理论的逻辑前提后,分析了古代雅典直接民主的独特性,它的现实条件和不足;同时亦分析了间接民主的本质,包括人民和人民主权的意义,以及代表如何可能等核心问题。     

论持有型犯罪的主观方面

持有型犯罪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一种新型犯罪,刑法学界对其主观方面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集中于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和是否包含间接故意。文章认为,我国刑法坚持责任主义,禁止严格责任的适用;持有型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表现为故意,并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应当明知持有物品的性质。     

论民主的实现形式——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比较

民主是实现和保障人类自由的理性选择。由于民主的歧义性，人类在通往民主自由之路上，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能够行得通的制度性民主形式，是间接民主而非直接民主。     

参与式民主的实现形式——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在地方自治范围内的结合

民主的最初形式是直接民主,至近代由于直接民主无法在大规模社会中实行,直接民主发展为间接民主,然而间接民主在运行过程中严重地背离了民主的本质,笔者试图探索一种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在地方自治的框架内相结合的方式,以实现民主的本质原则,又适应现代的大规模社会.     

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动向与趋势分析——兼议对中国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包括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萎缩、跨国并购方式比重下降、重磅交易推动行业重组、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调整及主权财富基金进军实体经济.国际直接投资的趋势主要有新兴市场国家将加速对外直接投资、资源及市场导向将日益突出和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将成为FDI集中领域.以上新动向与趋势对中国经济将产生深刻影响.     

论直接执行与间接执行的关系——以金钱债权的间接执行为中心

直接执行与间接执行属于两种平行的执行方法,彼此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在金钱债权执行中,直接执行通常被认为有利于迅速实现执行债权而应予以优先适用,但在间接执行更有利于贯彻"债权人中心主义"的执行程序观且不违反人道主义的情形下,间接执行不以"直接执行不能"为适用条件。对债务人的财产采取的控制性执行措施,通常属于直接执行的范畴,但也不排除执行法院交叉适用间接执行原理。间接执行的强化改变了传统的民事执行模式,《民事强制执行法》应当对不同类型的间接执行方法设置不完全性相同的适用条件。     

论间接否认与抗辩的区别

作为常用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否认者不承担证明责任,抗辩者承担证明责任”的准确适用应建立在间接否认与抗辩相互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从一起具体案件所引发的悖论入手,结合法律要件分类说深刻地剖析了间接否认与抗辩的区别基础。     

民主:直接与间接之分野——试论乔·萨托利的民主观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几点启示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两种重要的民主理论.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表示出对直接民主的质疑和对间接民主的推崇,并详细阐释了理由.这些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基于萨托利的民主观,我国应注重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进一步完善,正确对待现行体制下的直接民主诸形式,完善现有制度设计中的程序性规范.     

风险社会下教唆犯罪理论研究——兼论故意教唆过失行为的法律规制

故意教唆过失行为是犯罪参与论中一个被忽视的难题,刑法理论对它尚缺乏足够深入、系统的研究。故意教唆过失行为常被视为间接正犯中"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的情形,"原则上成立间接正犯"。但许多时候,故意教唆行为人并未支配整个犯罪事实,往往只能以无罪论。随着人类步入风险社会,故意教唆过失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让其游离于严密的法网之外,不仅会给司法机关办理相关案件带来极大的困惑,而且有违国民的法感情。鉴于此,本文主张刑法应当对故意教唆过失行为进行合理地规制,并视其具体情形定为教唆犯、帮助犯或间接正犯。     

基督教界的“助产术”——克尔凯郭尔的间接沟通探要

间接沟通是克尔凯郭尔整个生活和著作中一以贯之的原则,是他全部思想的一个浓缩或"代名词".他生活和思想的"间接性"引发了许多的"克尔凯郭尔问题",同时也赋予后来的研究者们自由的空间和丰富的想像力,对他的思想作出多元化的诠释.间接沟通在克氏那里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但它却影响了后来的诸多学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GMS东道国影响分析——以越南、柬埔寨、老挝为例

随着中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了解中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本文选择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三个国家中主要的中资投资行业,分析了投资对东道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得出结论：中国投资对次区域三国具有积极的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不显著。     

“间接上诉权”引发的若干困惑及其消解——兼论被害人之当事人地位的切实保障

由于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全面审查原则的存在,部分被害人享有了通过民事上诉引发刑事二审之权利,这种上诉权引发了理论与实践中若干困惑。赋予被害人独立的、直接的上诉权是解决此问题之最佳途径。     

罗马契约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及其意义——兼评我国《合同法》归责原则规定的不足与完善

罗马契约法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精深理论和科学规定,是罗马契约法理论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但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所继受,而且对英美法系国家的契约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研究罗马契约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及其体系构造,对评价和完善我国合同法的归责原则,无疑有重大的意义.     

论刑事推定在犯罪所得没收中的适用——兼议我国犯罪所得没收制度的完善

在犯罪所得没收的司法实践中,犯罪所得的形态不断变化且随时处于流转中,这些情况增加了证明和判断哪些财产属于犯罪所得的难度。一些国家的国内法和一些国际公约将刑事推定制度引入到犯罪所得没收中,用来判断犯罪人是否从犯罪中获得利益以及所获利益的数额和范围。当然,鉴于刑事推定的风险,其在犯罪所得没收中的适用需要遵循一定的条件。因此,我国可在刑事没收中建立有别于犯罪人定罪的刑事没收的证明体系,将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重心放在甄别有关财产是否来源于犯罪所得的问题上,并引入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间接正犯与片面帮助犯的本体区隔——以一则案例争歧为视点

刑法中的间接正犯和片面帮助犯的界定与区分,是理论上旷日持久论证的焦点,也是司法适用中悬而未决的难点.间接正犯是间接的设定却直接的支配行为因果关系的流程,片面帮助犯是间接的辅助正犯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流程,虽然其性质略显不同,但二者与结果之间均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间接正犯实施犯罪时是利用他人作为纯粹的犯罪工具,没有实现犯罪的规范障碍,片面帮助犯是单方辅助他人实施侵犯法益的行为,与最终的结果发生之间存在既定的规范障碍.间接正犯与片面帮助犯的本体区隔在于行为人对于犯罪结果的发生是否产生了实质性的支配力.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进步——基于动态效应的分析

对于后发优势国家,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传导机制的新型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吴有高度战略意义.本文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进行分析,并加入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GAP,测度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动态影响,更进一步在重点时间区同(2003年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急速增长)上细致地检验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获取了理论上的逆向技术外溢,带动了国内技术升级.实证结果表明,自2003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迅速增长,但其对国内技术进步之驱动作用反而降低.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还缺乏引导,并没有达到量与质的统一.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基于中国制造业百强企业的分析

自企业异质性理论提出后,生产率被认为是决定企业国际化的最重要因素。本文运用2010年中国制造业百强企业微观数据,基于拓展的企业异质性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异质性因素。研究表明: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但不是关键性因素;与生产率这一异质性因素相比,企业所有制性质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更具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