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共有的四重基本特质

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可视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与重建,究其内缘,乃是因为哈贝马斯在其伦理学探究上始终坚守理性的立场、追求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理想性、客观性、批判性与普遍有效性,凡此种种又与其对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之基本特质的借镜密不可分.二者共有的基本特质主要表现在:一是相对于"目的论"而言的"义务论",二是相对于"非认知主义"而言的"认知主义",三是相对于"实质主义"而言的"形式主义",四是相对于"相对主义"而言的"普遍主义".明辨这些基本特质,无疑有助于认识哈贝马斯和康德在道德哲学运思上的理论秉性与把捉二者在伦理诉求上的基本旨归.     

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之“普遍化原则”的四重学理性追问

被哈贝马斯视做实践协商中的论证规则的"普遍化原则",虽为普遍有效的规范的产生呈扬了新的伦理致思向度,但仍有几个蔽而不明的问题需在学理上作进一步追问:一是对康德的定言命令予以语用学改造的普遍化原则与定言命令本身究竟有何异同?二是普遍化原则较之于康德的定言命令究竟有何优点?三是特别兼顾每一个人利益的普遍化原则会不会变成一种依凭利益考量而行动的功利主义或者后果论?四是尤为强调平等权力和无强制对话的普遍化原则会不会使对话的过程变成权力的角逐戏与利益的博弈地,抑或变成权力的谈判妥协过程?     

试论哈贝马斯社会交往行动理论的得与失

在批判近代主体主义理性实践观的过程中,哈贝马斯以"社会交往"、"对话"等概念为核心,建构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本质的社会交往行动理论学说,在理性走向衰落的时代重铸了理性的权威。然而,这样一种理论却因为"纯粹理性"的理想,再次重蹈西方传统物性逻辑的覆辙,沦落为形而上学理性说教。     

哈贝马斯对西方元伦理学的批评、纠偏与误解

哈贝马斯认为,直觉主义混淆了"真实性"和"正当性"两种不同的有效性要求,情感主义和规定主义从个体独白的角度研究规范性陈述,它们都会导致道德上的怀疑主义。为了克服西方元伦理学这三个流派的缺陷,哈贝马斯一方面提出规范性陈述具有"类似真理性"的主张,另一方面通过在商谈中引入"普遍化原则",说明规范陈述的非任意性和主体间性。尽管哈贝马斯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对西方元伦理学存在一定的误解,需要予以澄清。     

从伦理学视野看新闻控制的实质与限度

新闻控制的限度即对新闻控制本身进行必要的控制。然而,新闻控制的限度在哪里?即适度控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控制?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作一些原则性的讨论。新闻控制的实质是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因此关于控制的限度问题,实质上考察的主要是新闻控制与新闻自由的关系问题。新闻控制限度的理论含义就是让新闻自由不要超出它不应超出的范围,防止新闻自由的滥用。因此,新闻控制的内在精神是保护新闻自由的实现,不是要缩小新闻自由的正当范围。而且,构筑新闻自由边界范围的"篱笆",是具有权威性的法律规范,任何与法律相抵触的约束、限制、干涉都是不合理的控制,这就是现实的新闻控制限度的根本含义。     

普遍有效性的诉求:在康德与哈贝马斯的伦理视域中

在伦理规范、道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上,康德与哈贝马斯坚守着同样的普遍主义立场.前者的义务论伦理学不仅使伦理规范、道德法则重新有效奠基于自由理性,而且使自身的伦理探究方式与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分道扬镳;后者的对话伦理学既认同理性是伦理规范普遍有效的根基,又对道德怀疑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予以了彻底的清算.不过,虽然康德与哈贝马斯有着上述共同的伦理旨趣,但二者所基于的哲学视域、思维范式、诉求方法却迥然相异.就哲学视域而言,前者为意识哲学,后者为语言哲学.就思维范式而言,前者为独白范式,后者为对话范式.就诉求方法而言,前者为先验主义,后者为程序主义.尽管二者的伦理诉求皆难逃某种局限与困境,均面临诸多挑战与诘难,但依然不啻为医治诸如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社会病象的良方和确立人们行为合理性基点的有效门径.自在的纯粹面貌,人在普遍的呈现中保持存在的纯真又促其显露,这是真正的本质直观.     

论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对国学教育的启示性作用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社会交往提供了"生活世界"前提,并提出了"语言有效性三要求"的具体言语策略。国学传承与国学教育也是一种社会交往,故"商谈伦理学"的这两项内容之于国学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第一,它要求国学教育具备"强实践性"与"广对象性"特征;第二,语言的"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原则为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策略。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正向批判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都有各自的交往理论,只是认知定位不同,后者是生产关系,而前者是交往关系。而形成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形成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体现出的是一种正向的批判关系,即承认其内在的现代性机理的前提下,将交往从劳动领域移至生活领域,将交往内涵的中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移至人与人的关系上,因此是一种逻辑的延伸和批判性拓展。本文重点探讨这一正向批判关系。     

哈贝马斯对社会批判理论的继承和改造

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西方哲学发展中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秉承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想,基于自己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旨在消除人类“被扭曲的沟通”,提出“社会交往理论”。本文从理论上、实践上比较二人的社会批判理论,阐述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的继承、改造及意义。     

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理论评析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视域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背景下 ,运用对理性概念的哲学—社会学解释 ,对人类社会进化的基础、动力、标准和序列进行了系统构建 ,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进化理论体系。在他的理论话语中 ,彰显着对当代维度和主体向度的张扬 ,体现着许多独到的深刻见解。但是 ,由于他把社会进化建立在交往理性和学习机制的基础上 ,因而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由扬弃而实际异变成了摈弃     

论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历史局限性

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国际形势发展的复杂多变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也由此促成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     

论矛盾范畴的四重根

本文梳理了中西方哲学史关于矛盾范畴的主要论述,得出以下结论:人类在漫长的生活生产实践过程中,发明了诸多思维工具和思维方法以适应自然界,矛盾正是工具之一。通过对定义、判断和推理等逻辑形式的分析,我们发现,随着社会生产实践的深入与发展,矛盾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从对象的外部关系深入到对象的内部结构。迄今为止,矛盾范畴已经发展出两大类:对立同一和对立统一。其中,对立同一包含三种类型:差异型矛盾、对立型矛盾、限定型矛盾。对立同一描述了同属种概念之间的同一与对立,对立统一则是概念的本质与存在的对立与统一。我们应该明确地区分开矛盾的四重根,避免含混甚至错误地使用矛盾工具,导致理论上的模糊和实践中的错误。     

论交往理性与商谈伦理

"交往理性"是理性的崭新形态,它再次张扬了理性价值。以交往理性为根基所形成的道德实践即为商谈伦理。商谈伦理是交往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依从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基本价值规范而达致相互理解的过程,它能够克服"道德分化"的困境,形成非强制性的伦理共识。而伦理共识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面对差异与分歧时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宽容、相互包容。     

回族伦理文化研究的视角与理论预设

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提出回族伦理文化研究的视角与理论预设.强调把回族伦理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中的内在机理和本质精神的特征,可以更加接近历史原本的文化丰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回族伦理文化的四个理论预设,旨在建立研究回族伦理文化的新的理论方法框架,从而有助于加强对回族文化价值问题和社会认知问题的研究.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话语体系

伦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关照着人们的价值世界和道德生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话语体系是当代伦理学建设的重要环节。话语体系与伦理学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话语体系为伦理学提供基本语境、交往基础和权力支撑。我国现有伦理学话语没有融入民族话语体系之中,显现出解释力的薄弱,缺乏国际对话权。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话语体系,必须要基于民族继承塑造伦理话语体系的中国气质,基于学术整合坚定伦理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立场,基于全球视野搭建伦理话语体系的中国平台。     

话语·权力·真理--社会正义与"话语的伦理"

"话语"的冲突是引发人与人,乃至种族、民族和国家间的敌意和仇恨的根本原因,社会的不公正也根本地表现于话语的强权和话语权的不平等.话语的统治必须以权力为后盾,而权力则必须通过话语来贯彻自身.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伦理学"的构想,认为要实现普遍的公正,消除当今世界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必须首先反对话语的霸权,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贯彻"交往理性",将话语规范的恪守提升到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通过理性的交往和对话,达成广泛一致的"话语共识",以解决矛盾,防止冲突.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构想却包含着明显的悖论.     

现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归宿

西方环境伦理学一直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派系: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它们关于环境的价值观念各有其合理的一面和积极的意义,但又都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而可持续发展观则以其丰富的内涵、新颖的思想包容和超越了这两种对立的环境伦理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当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归宿。     

关于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生态经济伦理学是20世纪人类在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与反思基础上的产物。生态经济伦理学以生态经济伦理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包括生态经济伦理的理论、应用及其方法论问题。生态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不仅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和实践意义。     

中国“和平发展”话语权探讨:争论与反思

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如何得到国际社会更大的认可,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和平发展"的话语实践在解构"中国威胁论"上起到一定作用,催生西方更新对中国的话语。这一话语已被西方使用,进入西方议题设置中。西方虽然欢迎和认同"和平发展"的目标,但对"和平发展"是否可以实现的认同度较低。中西论证"和平发展"的理论视角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和平发展"要转换成话语权力,不但需要借鉴西方理论,更需要中国进行理论反思和创新。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需要更多地表示中国和平发展的善意,而不应过多地陷入争论中。     

简析大地伦理学中的进化论伦理学思想

通过对生态伦理学中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流派--大地伦理学理论逻辑的梳理,对进化论伦理学何以可能在大地伦理学理论中被运用,并成为其建构自身理论的基点之一作出论证,进而证明大地伦理学在理论多元化的生态伦理学中,通过运用进化论模式对道德对象范围的拓展而开创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