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对中俄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

在近代历史上,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往东正教和东正教会起到了一个极其特殊和重要的作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中俄间举凡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医学等领域的交流无一不是以传教士团为主要媒介。历届传教士在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主要体现在翻译中国及俄国著作、编撰工具书、从事中国学研究等方面。     

北京传教士团与俄国早期汉学

北京传教士团是 18世纪初沙俄政府直接派驻北京的东正教会组织 ,目的是搜集各种情报 ,窥测清政府的政治动向 ,为沙俄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依据 ,实为沙俄派驻北京的官方代理机构。正是它负有的这个使命 ,使得俄国早期的汉学家多出自北京传教士团教士和留学生中。他们的汉学研究为后来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中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起到一定作用     

沙俄传教士团与中俄外交关系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在“雅克萨之战”时受到遏制的野心,在西方列强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获取许多侵略权益后,又重新膨胀起来。它利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谈判、起草、翻译这些条约的过程中,沙俄传教士团充分施展了它的外交才能,为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成为西方列强中攫取权益最多的国家,竭尽了全部力量。 1851年8月6日(咸丰元年七月初十)在伊犁签订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是中俄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以此为起点,中俄关系遂由《尼布楚条约》确立的基本平等关系趋向不平等方向变化。而开启这个变化的操纵者就是北京传教士团的成员。     

从沙俄对中国的影响谈清末外交政策的失败

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清朝处于走向衰落的转型期。沙皇俄国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和瓜分中国的主要列强,一边加紧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一边扮演中国盟友"救世主"的角色。从《尼布楚条约》到《中俄伊犁条约》,从《马关条约》到《中俄密约》,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朝廷向外来势力抵抗—言败—屈膝的过程,而贯穿始终的中俄关系又让人们认识到,一个对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的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竟出卖国家民族的重大利益,其对外政策是极其失败的。沙皇俄国影响了清代末年清朝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     

黑龙江中上游沿岸地区俄侨早期历史探源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至俄国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人陆续跨过界河进入中国黑龙江中上游沿岸地区居住,进而在本区出现了早期俄侨社会群体。探究俄侨进入该地区的历史,从其身份和目的来看,多为采金、经商、外事工作、行医或为人佣工等。虽然早期俄侨多数并不以移民为目的,但他们旅居其闾对中俄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应有贡献;另外,仍有一部分俄侨出于各种原因定居下来,成为该地区居民的一部分,他们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成为黑龙江边区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左宗棠与中俄伊犁交涉

1871——1881年间的中俄伊犁交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法战争以前中外关系史上历时最久、波及面最大的一次事件。从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陡然加剧了我国西北边疆的危机,到左宗棠指挥清朝军队进兵新疆、收复失地,再到崇厚出使辱命和曾纪泽与俄国改订条约,其间事变丛生、狂澜屡起,不能不引起朝野上下和国际上的密切注意。本文仅就左宗棠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和作用,试作一评。     

二战以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与日美冲突的源流

本文试图剖析美日围绕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而产生的利益对立,探索美日冲突的源流。 一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权益,是于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沙皇俄国而承袭的。日俄战争前的数十年间,俄国通过1896年中俄两国签订的《御敌互助条约》而获得在“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的权利;1889年3月,俄国又通过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及同年5月中俄间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获得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的租与权,租期25年。上述条约并规定在租借地之北,设立中立区。后来这一中立地区几乎包括了除租地之外的整个辽东半岛。俄国在条约中另获得修建南满铁路的权利,中国清朝政府并允诺在该路经过的地区,不将铁路利益让与别国,从而使东北南部成为沙俄独占的投资范围。     

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研究

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终曲。近年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披露的英、法文献材料,深度地展现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从洗劫到焚烧的实施、占领安定门后对北京城墙的观测和预案、清朝被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现场的内情。透露了过去诸多不为人知的重要细节,如英法联军之间的分歧,《北京条约》签约前清朝赔偿的50万两白银,法、俄传教士与联军的密切配合。重审这些历史文献,有必要对清廷防御策略的失误所造成的惨败结局、气候与战争的关系做出切实的省思。     

从东北亚文化地志看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

本文从东北亚文化地志的角度，探讨了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的理论基础、历史脉胳及现实诸问题。指出，中俄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从理论上讲理应大有可为，然而既往的历史则表明双方在此地带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新的时代要求中俄双方就其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作积极主动的努力。文化交流既是政治经济交流的前提，也是其最终追求的结果。中俄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对东北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代基督教会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条约根据质疑

一般认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是根据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但该条约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是传教士私自加上的,是非法无效的。1865年中法专门就此签订了"柏尔德密协议",但在传教士买地前是否应先报地方官查明准允这一关键问题上发生争议。在1881年和1887年两次济南教案中,美国官方明确表示传教士在内地置产建堂并无法律依据。直到1903年美国传教士才获得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的条约根据。总之,传教士在内地置产建堂主要是通过对条约的曲解和清政府的"容忍"来实现的。     

乾隆朝俄属乌梁海越界问题研究——以观念史视角为中心

乾隆朝汗卡屯地区俄属乌梁海人越界问题,实乃俄罗斯利用跨界民族乌梁海对清朝领土进行渗透,这一问题的产生与乾隆朝在中俄西北边界的巡边制度实行中之漏洞相关。面临俄国的扩张压力,守土有责的清朝地方官员曾萌生了具有一丝近代色彩的边界意识,乾隆皇帝却为维护中俄关系大局而回归清朝固有的传统边界观念加以应对,由此标志着中俄西北边界政策由积极进取转向消极保守,也为晚清俄国割占科布多大部分地区埋下了隐患。此外,相关满文档案与舆图还表明,乾隆帝对西北科布多辖区中俄"原本定界"有明确认识和在俄方挤压下俄属乌梁海对清朝产生了政治认同,皆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澄清国际学界对清朝"扩张性"的争议。     

《四述奇》俄京观剧史料述评

晚清随使俄国的张德彝在他的日记《四述奇》中最早向国内介绍了俄国戏剧,但这一史料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张氏在日记中记述了俄京观剧的情况,详细介绍了其所见到的剧种、剧目以及戏剧演出等。这些记述在当时及其后有不少内容被误读,这些记述的误读成有其文化原因。     

欧风影响下的清代宫廷绘画探析

清代宫廷绘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一种,作为为清代统治者服务的机构,其发展与院体派有着功能相同的特征。文章对17~18世纪欧洲绘画影响我国清代宫廷绘画的原因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论证。结果表明,在欧风影响下,虽然清宫廷绘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所谓＂中西合璧＂的特征,这种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中西艺术文化交流仅仅局限在深宫之内,没有影响到当时整个中国美术界的发展,此时的清宫廷画师的欧洲传教士们的作品仍然迎合了中国绘画的主流文化思想。这些包含欧风的宫廷绘画作品,是在运用油画技巧和材料表现中国画的人文思想。     

明末清初来粤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时 ,随着社会的进步 ,耶稣会士们采取的是“文化传教”策略 ,在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 ,极力融合中西文化 ,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从语用学角度看俄语委婉语的表达方式

委婉语是人类赖以维系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文章拟从语用学角度,运用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研究请求、拒绝、评价、建议以及邀请等委婉语的表达方式;基于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探讨俄语委婉语表达中违背量、违背质、违背关系、违背方式准则以及应遵守的得体、慷慨和谦逊、赞誉、一致、同情准则,旨在深入地了解中俄文化的差异,避免跨文化交际中不必要的文化冲突。     

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大批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中西双方的认识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有诸多论著。可是,对于来华的非耶稣会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现有的研究则明显滞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是非耶稣会士,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明末清初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全貌。     

20世纪上半叶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报刊

哈尔滨俄侨文学与报刊在20世纪上丰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边界》、《曙光》、《传声筒》等报刊成为俄侨文学的重要载体,《边界》更是培养了A.涅斯梅洛夫、B.别列列中等一大批俄侨作家,形成堪与欧美俄侨作家媲美的中国哈尔滨俄侨的文学力量.哈尔滨俄侨文学的题材主要分为俄罗斯题材和中国题材.俄侨报刊不仅传承了俄罗斯传统文学与文化,也丰富了中国东北文学,对加强中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西方伦理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及影响

从明末清初到戊戌维新之前是中国与西方伦理学的早期接触时期,无论是明清耶稣会士的译著,还是林乐知、花之安等传教士的著作,传播的主要是一些宗教伦理观念,兼有一些世俗伦理思想.虽然,作为学术意义上的"伦理学"的输入还没有真正展开,国人对西方伦理学的自觉传播还没有形成规模,但这一切在客观上都作了西方伦理学在华传播的先导.先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输入为之铺路,就为此后西方伦理学在中国全面的传播做了理论的准备.     

试论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

1900年,俄国利用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全面入侵东北,激化了与日本的矛盾,从而引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为了维护东北主权,清政府利用日俄矛盾,进行中俄交涉,使俄国承诺撤军。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鉴于未来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采取了中立的外交政策。随着战争的发展,当出现日俄两国分割东北势力范围的倾向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未能做出及时调整。战争结束后的日俄和谈中,中国作为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却被排斥于和谈之外,最终无奈地接受日俄重新划分东北势力范围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