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客商与汉口互动关系的历史透视——读袁北星《客商与汉口近代化》

正我们正处在城市时代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沿着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研究城市运行规律,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是历史使命,也是时代要求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外来移民成为一个重要的动力因,移民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近代城市史研完的一个重要课题。湖北省社科院袁北星研究员所著《客商与汉口近代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是对这一研究领城的重要开拓,该书记录了近代汉口的工商业辉煌以及众多客商的奋斗梦想,为读者展示了近代汉口作为商业移     

论晚清汉口堤防建设对城市环境变迁的影响

汉口是一个依堤为命的城市,晚清以来沿江租界堤防、汉口堡、铁路堤尤其是张公堤的修筑,对汉口城市环境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市内及周边水域、水系发生变迁;市区内外陆地面积自然增加;城市气候和卫生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为汉口城市土地开发、城市空间拓展以及近代汉口市政的进一步展开与勃兴奠定了基础,从而为城市环境的后续变迁准备了条件.     

兴盛与衰落:明清四大名镇在近代的舛变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行政等级网络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城市体系派生出一种新形式——市镇;其中,景德、朱仙、佛山、汉口四镇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被称为天下四大镇。四大名镇可分为资源开发型、资源开发加综合发展型和商品集散地型,其兴起具有部分共同的因素。近代以后,由于中国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传统的工商市镇面临各种冲击和挑战,四大名镇中的汉口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通商口岸,现代性因素快速增长,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较为顺利地实现了向近代新型城市的转型,最终与武昌、汉阳合为一体,成为全国特大中心城市;而朱仙、景德、佛山三镇却因自身优势条件的丧失,城市功能不能适时地进行调适、转型而逐步走向衰退。四大名镇在近代的分化和不同命运,折射出城市现代化转型的曲折。     

清初至道光年间漕运、盐业与汉口的城镇经济

汉口处水路交通要道,明清以来,漕运与盐业借此大发展.粮食与食盐的大额贸易带动了汉口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了汉口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推动了码头建设,是汉口经济鼎盛的重要原因. 汉口的城市经济与盐、漕业兴衰密不可分.     

阳夏战争述评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的中央部队北洋军大举南下,萨镇冰率领的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也溯流而上进入武汉江面,与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民军在汉口、汉阳交锋一个多月。汉口古称夏口,所以这次战事被称作“阳夏战争”。此役是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国内战争,是以同盟会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廷及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之间的一次殊死的较量,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     

报与城的互动：近代汉口报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形塑

近代汉口开埠后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开启了城市现代化进程,报业也随之产生与兴起。近代汉口现代化过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人口的空间性集聚、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复杂的空间地缘环境是影响报业发展与兴起的重要空间因素。同时,近代汉口报业也通过构绘城市空间想象、推动城市空间生产、扩大城市职业空间和重构城市空间交往,不断扩展汉口城市空间范围、塑造城市空间形态。近代汉口报业与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不仅赋予了汉口报业独特的发展指征,同时也强化了汉口城市空间的都市性与现代性,推动了汉口早期现代化进程。     

晚清汉口城市控制系统的演迁

城市近代化是一个在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它不仅包括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的变迁,而且在城市社会控制上亦出现新的态势。晚清汉口城市控制系统便发生令人注目的变化,理应引起城市史研究者的注意。 汉口之名始于晚明,开埠前即因处于巴蜀、关陕与华中和东南贸易的枢纽地位而成为当时国内最为繁盛的商业城市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中外商贾咸集于此,角逐竞争。商业贸易,极称繁盛”,“外人艳称之为东洋芝加哥”。近代     

1928-1936年汉口人口规模实证研究——基于汉口市政府档案与原始材料的考察

1928-1936年间汉口人口经历了三个重要转变:一是人口总量发展速度经历了一个由快变慢的过程;二是由死亡数大于出生数转变为出生数大于死亡数的过程;三是由迁入数大于迁出数转变为迁出数大于迁入数的过程.在此三个转变中,汉口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一年是1930年,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一年是1932年.纵观这一时期汉口人口数量之变化,其自然增长对城市人口总量增长贡献极小;而这一时期迁入数与迁出数差值之变化趋势,与同一时期人口总量变化趋势一致.也就是说,外来人口的涌入或迁出,是导致这一时期汉口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     

甲寅四年太平军西征岳州之役

岳州,临洞庭而连长江,是湘北重镇,为水路直趋武汉的要扼,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之后,在挺进两湖、进军南京途中,就曾攻克岳州并驻留四天,然后从这里舟楫齐发,浩浩荡荡,由水路而汉口、汉阳,武昌,最后直捣南京。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为扫清天京上游,巩固天京,在派军北伐的同时,也派兵西征,以夺取安庆、九江、武汉等三大长江中游重镇,以拱卫天京。西征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安庆、九江,至咸丰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二月,再次克复汉口、汉阳。至此,太平军西征的战略目     

中国城市发展的内在理路——以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为中心

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格局而成为区域乃至全国商业中心,并显现出与中国传统城市不一样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经济、文化特性,因此倍受海内外城市史研究者的青睐。其中尤以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的研究最为典型,其对18—19世纪汉口的商业与社区的研究,在冲击—反应、中国传统城市功能结构以及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等三个方面颠覆了西方学界对传统中国的认知,并提出即使没有近代开埠和西方的冲击,汉口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大胆假设,从而构筑起新的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     

后城马路的兴筑、发展与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发展

后城马路是清末官府在汉口华界依城基筑成的最长的马路,它在民国时期屡遭破坏、失修,也多次得到拓修、改良,其形质经历了巨变,它由有最初的狭窄的泥沙碎石路变成了更为宽阔的水泥混凝土和柏油浇筑的大马路,成为汉口市内的交通大动脉。后城马路的兴筑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发展:不但促进了市内现代化交通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了市内交通工具和交通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城市化、商业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的进程,并最终促进了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中突及合作

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商民运动中,武汉地区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曾经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在汉口和汉阳相继出现商会领导人被强制关压的事例,从全国范围看类似的事例也不多见.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武汉地区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仅仅只有矛盾与冲突.实际上,两者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曾有过合作,特别是共同筹备和召开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与影响.     

论外来人口与近代汉口经济发展与变迁

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大背景下,外来人口向汉口的迁移和流动,对汉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负面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外来人口与近代汉口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并力图对其作出深层次、多角度,具有新意的分析和解读,以期对当代城市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近代汉口商业文化的变迁

汉口开埠是近代武汉城市转型的一个关节点。随着西方商品的滚滚而来,西方商业文化也开始植入传统汉口城市的母体中。在此过程中,汉口商业文化经历了从物质、制度到精神的各个层面的变迁。这种变迁总的来说是逐渐采习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的一揽子营运机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高估变的一面而忽视不变的一面,传统的商业文化并未因西方商业文化的植入而一下子淡出。近代汉口商业文化实际处于一种二元过渡形态,传统与现代交融杂糅,总的趋势是走向现代。     

近代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与都市社会——以汉口民众乐园(1919-1949)为例

综合性文化娱乐中心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近代都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汉口民众乐园的历史显示,近代综合性文娱中心与都市社会构成同步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方面,近代城市社会为综合性文娱中心的生长培植了土壤,充实了内容,规定了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综合性文娱中心又俨然是都市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是观察和形塑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的窗口,是民众交游往来的拓展地和政治归属感的养成空间,进而成为城市声望与集体记忆的重要凭借,为从经济之城向文化之城的升华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依据.     

辛亥革命与近代汉口市政体制转型

辛亥革命对中国市政体制所产生的复杂影响不容忽视。辛亥革命前夕,西方市政体制被引入了租界,市制在华界萌生,汉口市政体制的现代转型开始起步。辛亥革命促进了民初汉口市政体制现代转型的进一步发展:它提升了汉口的城市地位,为其独立成市做了进一步的铺垫,推动了汉口市政管理机构向专门化迈进,加快了汉口市政规划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促成了官治与商人自治双轨并行的二元化过渡性市政管理体制。辛亥革命所造就的政治与市政管理格局成为民国中期汉口市政体制现代转型的大背景,所奉行的三民主义转化为民国中期汉口市政体制转型的精神动力。而民国中期市制的建立与完善,既标志着汉口市政体制现代转型的初步完成,又表明辛亥革命倡导的的民权思想部分得到实现。同时,市政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又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辛亥革命宗奉的民主精神。     

汉口地区的中俄茶叶贸易

十九世纪中叶,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俄国茶商直接伸入汉口地区采购、制造、贩运茶叶,从而打破了以往只在边境城市恰克图等地平等互市贸易的局面,使中俄茶叶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俄汉口茶叶贸易数额巨大、影响深远,不仅在中俄、中外贸易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充分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一些特点.这段历史很值得研究.     

民初汉口重建借款问题研究

为了重建汉口,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民初湖北军政当局和北京政府曾经筹借外债、内债和侨债,但汉口重建借款终归落空.究其原因主要有五:国内不同军政集团之间争权夺利而不以汉口重建为重;中国政府方面因处外交弱势而无力促使外债债权方履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利影响;部分借款因担保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流产;国际财团乃至列强争夺在华权益妨碍了汉口重建借款的成功运筹.重建借款落空最终导致汉口市区丧失了在现代原则基础上实现改造的机会,城市重建在无序中完成.     

近代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市民参与——以民国汉口保安公益会为例

汉口保安公益会是近代汉口成立最早、最为规范的民间团体之一,在汉口城市管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它以公共利益为诉求并兼顾私人需求的特点,严格自律,强化规章制度,增强会员联系,培育成员一体感,表彰成员功绩,树德立范,获得了市民的普遍认同和广泛参与,形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管理领域。在参与过程中,市民的公共需求和特殊利益得到了实现,参与者的"搭便车"行为则通过团体内部的制度建构得到了监督,从而有效地搭建起了近代城市社会管理中市民参与的动力机制与团体内部的监督机制,为当今城市社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试论袁世凯以政治方式解决南北问题的原因

当1911年11月1日,袁世凯接受清廷委任的饮差大臣节制所有赴援水陆各军的职务,离开彰德视师孝感之时,冯国璋的北洋军已攻占汉阳,据有龟山之险,武昌和汉口均在北军大炮射程之内,如果渡江强攻,乘胜逼进,南方革命军能否守住武昌就很难说了。但此时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