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分

<正> 《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史学界同志在探讨“隶臣妾”身分问题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古代的收奴制度问题。主张隶臣妾身分为“官奴婢”的同志认为,“将罪犯收为奴婢的制度,在秦以前早已有之,秦律只不过沿用了这种制度”;持隶臣妾为“刑徒”说的同志则认为,“在古代社会,有些刑徒可能是奴隶,但并不一定所有的刑徒皆为奴隶”,“隶臣妾仅仅是一种刑徒,他(她)们并不是官奴隶,也不相当于奴婢”;还有几位同志把秦律中的罪犯二元化,主张“隶臣妾”是奴隶,“城旦春”是服刑六年的“刑徒”。显然,这些同志一致认为秦代依然存在着收罪人为奴的制度,而且都以是否属     

论王莽改制中的“私属”身份

推行王田私属制是王莽改制的核心。所谓私属制,就是改奴婢曰私属,禁止买卖。史学界多认为此制“只不过是变其名而未改其实,除了欺骗,毫无意义。”它“不是改变奴婢的社会地位”,“而是肯定了奴隶地位的固定不变”。对这种全盘否定的论断,我们不敢苟同。 土地兼并和农民大量沦为奴婢,是西汉中后期的主要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很突出,很明显,西汉后期的统治者对此有所洞察,哀帝时议限田限奴就是证明。王莽在平帝时即掌握了西汉的政柄,他对此问题更是洞若观火。他始建国元年的诏令说,秦至西汉“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这种状况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富者犬马     

王莽与西汉的奴隶制残余

西汉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一方面,封建生产方式在迅速发展,另一面,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还严重存在。王莽作为西汉末期的一位地主阶级政治家,一度强烈地反对西汉的奴隶制度。他愤怒谴责奴隶制“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他严禁杀死奴婢,其中子王获杀死一奴,不仅严厉切责,而且立即令王获自杀抵罪;他极力主张限“奴婢、田宅、器械之品”;他严禁奴婢买卖,下令解放奴婢为“私属”。他曾经受到西汉末期广大吏民的拥戴。汉平     

秦简“隶臣妾”确为奴隶说——兼与林剑呜先生商榷

关于秦简中的“隶臣妾”,不少研究秦简的同志都认为它是奴隶,在本质上与“臣妾”没有区别。但是,林剑鸣先生在《“隶臣妾”辨》一文中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秦简中的“隶臣妾”不是“官奴婢”,也不相当于“奴婢”,只有“臣妾”才是奴婢;而且秦汉以后的“隶”字,已无奴隶的涵义了。由于对秦筒中“隶臣妾”身份的探讨,关系到对秦的阶级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故对林先生的见解有深八讨论的必要。为便于讨论,将按林先生提出问题的依据和论述的顺序,集中阐述如下三个方面。     

论贾谊和“削藩”

贾谊(公元前二○○——前一六八年)是西汉初期的一位青年法家,他是著名的政论家,又是有名的文学家,在西汉初期儒法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贾谊二十余岁,就被汉文帝刘恒选拔到朝廷当博士和太中大夫,参与了中央政权的政治活动,为汉文帝实行法家路线出谋划策。贾谊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复辟,为巩固     

西汉授田制废止问题辨正——兼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实践问题

"复故爵田宅"诏表明西汉继续秦朝授田制,刘邦时代不存在授田困难问题。《二年律令》是现实施行的法律而非"一纸空文";汉文帝"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不等于在制度上废止授田制;汉武帝"田宅逾制"之"制"是汉初旧制而非武帝新立之制。郑玄"汉无授田之制"有其特定含义,均不足以否定西汉授田制的存在。西汉授田制系因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非因某一位帝王的某项政策而废止,更不能因为土地兼并而否定《二年律令》授田制的历史存在。     

试论汉文帝的法律思想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为皇帝。当时,西汉王朝建立已二十余年。但秦、汉间八年大战的创伤尚未治愈,秦朝暴政的余烈也未彻底铲除,某些严刑峻法仍然存在。摆在文帝面前的严重任务是: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促进统一、废除苛政,     

论汉文帝强化皇权的策略和措施

强化皇权是汉文帝时期实现天下大治的前提条件.所谓“仁孝宽厚”的汉文帝实际上是在刚毅冷酷地调整,改变君由臣所立、臣势“威震天下”、“臣主失礼”的君臣关系之后,才乾纲独断地成为“力制天下、颐指如意”的一代英主.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皇权的强化不仅体现在有效地削弱、消除危害皇权的朝廷旧臣和封国势力上,同时也贯穿于改善和加强国家管理的过程中,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西汉王朝前期的盛世景象.     

论汉代刑罚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１６７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对汉初文帝“除肉刑”之举,后世评说不一,大多认为是由于“缇萦上书”,引起文帝“悲怜”,体现了文帝的“德政”。本文认为,从封建制度确立到汉初,已历经三百多年,其间立法指导思想从“重刑治民”发展为“无为而治”,为刑罚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政局的稳定,则为刑罚制度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     

由“孛斡勒”等所体现的早期蒙古社会的性质

由“孛斡勒”等所体现的早期蒙古社会的性质○吉日嘎拉“孛斡勒”（ｂｏｏｌ）一词常见于《元朝秘史》等古代蒙古文文献,《秘史》旁译作“奴婢”。“奴婢”无疑是指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说明“孛斡勒”一词的概念在古代和现代基本相同。“孛...     

西汉“抑商政策”辨析

西汉政府推行的“抑商政策”,学者大都认为是一种抑制商业的政策,并将其与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相配套,故有“重农抑商”之说。进而认为正是抑制了商业,才使农业得到重视和发展,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才会跳出困境,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只要全面、客观地研究西汉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史的发展,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农业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商业的发展,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西汉政府,特别是西汉前期的几代统治者,对待商业活动,如同对待农业生产一样,积极为其创造各种便利条件,这在西汉的经济史料中,都有明文记载。“利商政策”(笔者试把便利商业发展的政策称为“利商政策”)和“抑商政策”同时并存。因此,如何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如何正确理解西汉的商业政策,将有助于我们对西汉的“抑商政策”有个正确的认识,进而加深对整个封建社会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全面理解。     

也谈曹魏租调

周国林同志《曹魏“亩收租四升”辨误》一文,认为曹魏建安九年租调令中“亩收租四升”应为“亩收租四斗”之误。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特提出两个问题,以就教于周同志及大方。第一个问题,曹魏田税与汉代田税是何关系? 我以为,曹魏“亩收租四升”与汉代“三十税一”制是因袭关系。汉“三十税一”制产生于西汉景帝时期,当时的税额,按西汉前期“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计,每亩收3升强(《汉书·食货志》)。过去史家多看作是个变量,     

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

在我国汉代(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二○年),社会上曾存在过大量的奴婢,这是公认的事实。史学界虽然对汉代奴婢数量、来源和用途等方面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人一直把汉代奴婢视为奴隶。因此,在探讨当时的社会性质时,奴婢问题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最近,还有把罗马奴隶制与汉代社会做比较研究的文章,其中所举有关汉代奴隶的资料,也多是古籍中关于奴婢的记载。尽管早有学者曾经指出过:秦汉时代的“官私奴婢”和“奴隶社会的奴隶”有“不同的地方”,但也未否认这些奴婢是“奴隶制度的残余”。可见,奴婢就是奴隶的看法,在史学界似成定论。但是,笔者研读了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和翻阅了历史资料以后,觉得上述看法仍有讨论的必要。我认为:奴隶和奴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汉代的奴婢不是奴隶。现将一些粗浅认识提出来,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名辩思潮是废除和维护臧获制的一场争论

一、臧获制是名家争论的核心 春秋初中叶,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奴隶制主导的剥削方式、“籍”的部落成员和外族奴隶制被废除,“庶民”即农业奴隶广泛向封建农奴转化,封建农奴阶级发展起来。但奴隶制在各方面仍然严重存在。不仅盛行家内奴婢,工商奴隶,甚至在农业上也仍然保存所谓“隶农”即典型的奴隶劳动剥削方式。这些奴隶主要是从战俘,也有一定数量是从买卖转化而来的;绝大多数是单身的奴隶。战国时期统称这些奴隶为“臣虏”或“臧获”。“僮”也是“臣”,但可能更多的是指工商和家内奴隶。     

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废除继承权”的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颁布,同《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关于“废除继承权”①的提法是否矛盾呢?这是需要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写着“废除缝承权”这一著名概念。过去我国法学界有的同志往往把这一概念推论为共产党人废除私有制的当然结论;有的同志又引用马克思在另一处讲的,不是要通过废除继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进程将逐渐消灭继承权。力图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对“废除继承权”做些限制性的解释。我认为,《宣言》之所以提出“废除继承权”,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族革命。“废除继承权”是指无产阶级在争得民主,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在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生产关系采取强制性干涉的过渡措施之一。也就是说,由于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一举消灭私有制的的程度,“废除继承权”才成为执政的无产阶级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项过渡措施,而决     

析“无用之口”——对东汉济南王刘康家奴婢的分析

《后汉书·济南安王康传》记载:“(刘康)奴婢多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国傅何敞上疏谏康曰:今奴婢厩马皆有千余,增无用之口,以自蚕食。”为什么一千四百个奴婢是“无用之口”呢? 养着他们就是“以自蚕食”呢? 这一点,许多人不能理解,也不相信。如五十年代童书业先生诘问说:“有人认为汉代奴隶根本不从事生产,那么我们要请教一句:那些拥有千百数奴隶的商人、地主们是不是因为钱太多了,所以要养千百只饭桶在家里吃白饭呢? ”王仲荦同志认为刘康家的一千四百奴婢的大部分,可能就是用在私田上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最近,朱绍侯同志又旧事重提,指出:对“无用之口”“信以为实,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以上诸说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汉代剥削阶级出门就要乘车,所谓“安车当步”。天子出行“备千乘万骑”,一般官吏和地主,也是“连     

郭子仪“家人三千”辨析

《旧唐书·郭子仪传》称,郭子仪“家人三千”。那么“家人三千”都指哪些人呢?武伯纶先生认为:“郭子仪有八个儿子,连女子算上,至多不过数十人,所谓三千,大部分肯定是奴婢,唐人户籍也计奴婢。”(见《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仔细考诸史籍,郭子仪“家人三千”是指注籍的包括亲属以及部曲、奴婢在内的全家所有人口,而其中大部分当是部曲。     

从刘秀解决奴婢问题看东汉初年的法制建设

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史称汉光武帝,公元25年至公元57年在位。在他统治期间,曾“议省刑法”犤1犦、“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犤2犦,先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以及蠲除苛法,剜除前代社会的痼瘤———奴婢问题。此举,为后世君主所效法,又为历代史家所称道。然效法者多从稳固自己政权处着想,称道者又主要从“省刑”、“轻法”角度阐扬,而从法制建设角度分析、评价甚少。本文拟从古代法制文化建设的视角,从其社会背景、解决奴婢问题的法律内容等入手,对刘秀解决奴婢问题的法制文化意义作一剖析,不妥之处…     

“约”与西汉的民族政策

本文对"约"在西汉民族政策中的应用做了系统探讨。认为"约"贯穿于西汉王朝民族政策的始终,对不同时期"约"的类型及其内容探讨后认为,"约"应用于民族政策所施用的对象都是势力强大且对西汉及其边疆地区稳定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民族政权,"约"的形成是双方势力对比的结果,而一旦势力对比发生变化,"约"的废除和重新订立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汉对周边民族统治不断加强的表现,反映着西汉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壮大的轨迹。     

“太一”考论

传世典籍多见“太一”一词,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更有珍贵的道家佚文《太一生水》篇.那么,“太一”一词到底何时开始出现?它有什么内涵?后来又有何演变?考察典籍可知,“太一”出现的时间在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是老子开创的哲学概念,其最初的意义为:物体形之大者和时间之最初者,为万物之终极起源.首论“太一”思想的《太一生水》赋予了“太一”至上性和绝对性,“太一”因此而被后世附会为神名,后又因神名而附会为星名.而将“太一”作为避兵祈福神始于西汉早期汉文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