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

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清代学术平议

我国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学术发展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代有新变,一直到现在。清代,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清代学术,与过去血脉贯通,不能割断联系。研究清学,便得从源头说起。早在先秦,九流百家争鸣。儒、道、墨、法,号称“显学”,儒居其首。儒家奉六艺以为经,章学诚以为“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类。”“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俱见《文史通义》)由此可知,六经所阐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学术,也就是我国远古奴隶社会时期的学术大要。战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战国百家争鸣,著书立说,有的是当时著作,有的还托始于较远或很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托始于商、周之书《伊尹》、《太公》、《辛甲》;墨家托始于周     

从六经所见孔子与档案之关系

本文认为，以往学者认为六经皆史，有失妥当。实际上六经除《尚书》和《春秋》外，余者均同史没有直接的关系。与其说六经皆史，不如说六经皆档案。六经经过孔子的删订，删订的原则为儒家的纲常伦理。此种做法有悖档案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亦给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带来了困难。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 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     

邓实史学思想析论

邓实是晚清著名的报人、学者 ,国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其一生以创办《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而为人所称道。在这两份刊物上 ,邓实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体现了邓实对他那个时代的体认。他的中国史学思想也颇具特色 ,如他认为六经皆史 ,主张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应进行一场“史界革命” ,修史应修“民史”等 ,都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年 ,那些身受传统文化熏陶又深受西学冲击的“过渡时代”人物对中国史学的体认     

法家思想不是秦代唯一的立法指导思想

在言及秦王朝的统治思想时,学术界一般均以“刚戾毅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为是。这一结论滥觞于司马迁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又因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具有“礼法结合”的特点,因此历来研究法律思想史的学者,均以秦代苛法重刑为典型,相沿未改。以至近年来编写的几部论及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持有这种观点,认为“秦朝统治思想是专任法家之术,对儒家学派和其他诸子之学是一概排斥”的。而且把秦代治国“皆有法式”,同严刑峻法等同起来并视为秦二世亡的根本原因。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     

孔子论“乐”三题——孔子思想探索之五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对丘治“六经”之说,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孔子是不会把自己整理、编定的书尊之为经的,且这些书也不可能是孔子单独完成,在他之前,己有“六艺”之存在,但他在成书的过程中贡献最大,这应当是无疑的。二是,“六经”云云,其实只有五经。《乐》经是本来就没有呢,还是秦朝焚书而亡失?今文经学家断定“乐本无经”,古文经学家则认为“至秦焚书,乐经亡。”孰是孰非,要待有新的史料发现,方能论定,但似乎“亡失”之说更近乎情理。《乐》经之不为人所见,确实给我们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本文仍以《论语》为本,参照有关文献,对孔子的有关“乐”和“乐教”的思想,作一些新的探索。     

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     

“训诂”的本义与“六经皆史”的内涵──为纪念导师陆宗达先生九十诞辰而作

“训诂”的本义与“六经皆史”的内涵──为纪念导师陆宗达先生九十诞辰而作宋永培“训诂”这个词的意义．今人理解为“解释古代词义”。这种理解只是“训诂”一词在后来的基本意义，不是它本来的意义。这就容易导致对于“训诂工作”的本来意义的误解．从而妨碍我们对于训...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编辑家——孔子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伟大的编辑家。他对于编辑学的各个方面,都有开拓性独特的贡献。总结他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继承这份遗产,对研究和丰富编辑学史、编辑理论和编辑实践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要研究编辑家孔子关于编辑学的丰富经验,首先简略地谈谈他编辑“六经”的具体过程,编辑“六经”的主客观条件以及“六经”的编定与传播的历史意义等问题。第一,孔子编了“六经”没有? 关于这个问题,历来争论不休。自孔子病殁后,特别是秦汉以来,由于考据家“剥笋式”的考据,由于道统和学统的门户偏见,由于其它学派的互相攻讦而断章取义,又由于儒家内部八派都强调自己是“正宗嫡传”而援经希宠等,对研究孔子带来了“编年难办”,     

“以意逆志”辨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正确把握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审美原理。长期来，学界对该说的解释或“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或“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皆失之于片面。本文试以西方读者学之基本观点，作一新的解释，把读者之意和作者之意统一起来，强调了在文学作品的欣赏过程中欣赏主体与作品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     

谁解书中味

古人读书是非常刻苦的。比如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等等。对于古人这种苦读的态度,有些今人表示不理解,认为这样的读书榜样不宜效仿。还有不少作者在报刊上撰文说．“读书本应是一件快乐的事儿．而古人的这种苦读又何乐之有呢？”     

韩贞日用良知思想简论

良知思想是韩贞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与秦州王学一样，十分重视良知之学，并在继承王艮等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韩贞认为，良知先成，人人本有，自然活泼，自任主张。同时，韩贞提出了“触处皆真”的观点，并将良知与日用结合起来，倡导日用之学。此外，韩贞反对陈言，他认为，良知在当下，所以他强调“刻下”功夫。一方面注重在事实中学习，另一方面强调在实践中学习。     

廖平经学思想检论

廖平是近世经学大师,其孔子改制之说间接地在晚清维新变法思潮中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然而他将今文经学思想发展到极荒诞的地步:以孔子为素王,以六经为孔子因革改制之作,片面地以礼制区分经今古文学,以《王制》统六经,进而以六经统全球,最后由“天学”建构离奇虚幻的“皇帝之学”。他的荒诞是高度学术水平上探求真知而出现的谬误,故为近世今文经学的终结者。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的文体观

“六经皆史”说是统贯章学诚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在其文学思想和文体观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说对“文本于经”的传统文体学思想形成一定冲击,为宋代以来开始盛行的“诗史”说注入了新的内涵,催生了章学诚以史为宗的独特古文观,也影响了章学诚的小说文体观.     

解释主义的教育社会学

理论观点在《知识和控制:教育社会学的新方向》一书中,扬(Young)宣称:“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教育社会学研究提供选择的方法和开辟卓有成效的方向。”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教育社会学看作是和知识社会学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他认为“人们对教育社会学的主要兴趣已经转变为对教育机构中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知识的研究。”把知识或者“算是知识”的东西看作是由社会构成的这种观点导致了众所周知的“新”教育社会学的形成,这种情况在英国尤其如此。     

论古希腊音乐哲学的“和谐”观

“音乐和谐论”是毕达哥拉斯音乐哲学观的合理内核.他认为,整个宇宙范围内的所有事情皆有秩序,并且万物皆数,灵魂是和谐,而音乐则揭示了数和“和谐”的基本性质.此观点为其后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古希腊音乐理论、音乐美学和音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对现实音乐生活和社会生活具有理论意义.     

蒙文通对六经皆史说的批评及其经史观的时代意义

蒙文通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又认为经、史有一定的联系。其经史观认为经学乃中国思想文化的无上法典,其影响远非史学等所及,不应以西方学科之分类来衡量经学,这在当时儒家经学扫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