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的小说理论与《三言》

张志合在《四川师范火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4期上撰文探讨冯梦龙运用其小说理论进行实践时的成败得失。他的论述为小说史研究拓宽了境界。张文指出:冯梦龙“重视的是小说可以‘醒人,‘醒天’的社会作用”,“小说甚至胜过经书史传”。冯梦龙基于“情教”思想,强调不悖情,情合于理,并怀抱“醒人”、“醒世”、“醒天”之志来整理、编纂“三言”。冯梦龙还提出了小说的真赝说,论证了“真”、     

《红楼梦》非儒思想易理关系分析

《红楼梦》“言情”主旨、“崇女贬男”观点,以及自然随性生活态度,与儒家“重礼抑情”倾向、“男尊女卑”等级观念、刚健有为精神品质相反对立.基于《易经》哲学思想具体化解读视角的小说非儒思想研究,揭示小说非儒思想与《易经》哲学本质内涵之间的关系,明确其与原始儒家思想切合与后世儒家观念对立的原因,助益当代客观评价小说非儒思想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略析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的不同,与儒学发展变化的特定历史语境有着重要关联.在显层的“兴”论阐述中,暗含《诗》学阐释方式的变化与情、志(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以及此思考所得以可能的儒学核心问题的变化.大体言之,郑《笺》“以志统情”,强调“兴者,喻”的结构模式与“求诗意于言辞之外”的经典阐释方式;孔《疏》以“情志一也”,强调“兴必取象”;朱《传》以情为用、性为体,由情明性,强调读诗者的深入涵咏.     

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虚构演变轨迹

艺术虚构作为生活美向艺术美转化的中介,是小说美学一大重要问题。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对艺术虚构的实践和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深入探寻这一演变轨迹,是本文主旨所在.一、“迂诞依托”与“传示奇异”:两汉时期小说艺术虚构手段的直觉需要中国古代小说主要导源于史传文学,具体脱胎于野史杂传。在史乘分流过程中,艺术虚构表现手法促进了历史的小说化。先秦史籍修撰,虽然标榜和强调实事实录原则,但也不乏虚构的成分,“踵事增华”与“事资虚饰”成为修史的必要手段和圆通笔法。《左传》记言常有设想虚造,为人物对话、心理活动设身处地揣摩代拟,其记言实为拟言代言。“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史著在事资虚饰和拟言代言中,不可避免地无意识虚拟和自发性想象。史著之所谓实录,一开始就包含了虚构的成分.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世情与言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小说的精神缘结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 ,是充分汲取传统小说丰富营养并籍以形成独自个性的作家。她深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 ,尤其欣赏《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写实作品。她的小说创作 ,便是在世情小说的基础上 ,形成对惨烈现实的如实描绘 ;在言情小说的传统上 ,形成对情爱世界的冷峻审视。因严酷的“世情”而寻求温馨的“言情” ,又由颓唐的“言情”返归无奈的“世情” ,构成张爱玲创作的基本路径 ,由此 ,她也激活了现实主义的小说传统。     

“不忿”辨

读张怀平同志的《“不忿”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我认为就李端《闺情》诗来说,这一解法可以成一家言。但就“不忿”这一词语来说,实有商榷之必要。“不忿”用得颇广,一般解作“恼恨”,唐代就不乏其例,如《降魔变文》:“太子下马,不忿欺诳之情。”这里的“不忿”,显系“恼恨”。其他如:《三国志平话》卷中:“蒯越、蔡瑁有不忿之色。”元曲《连环计》第四折:“连李肃也不忿其事,因此拔刀相助。”《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兴哥不忿,一把扯住他袖子要搜。”《警世通言·况太守断死孩儿》:“邵氏不忿,一时失手,误伤人命。”     

“昼寝”乃饰画墙壁

《论语·公冶长》有:“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之句,向之注家皆解“昼寝”为“白天睡觉”,如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即是。我认为:“昼寝”乃“画寝”之形讹。“画寝”乃“涂画寝室”,“雕木画寝”之典古人多习用。《汉书·杨雄传》即有:“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之句,《周书·苏绰传》亦言:“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皆暗用“画寝雕木”之典。唐李匡义《资暇集》言:“梁武帝读为寝     

旄头之国

《魏书·崔浩传》:浩与太史张渊辩论世祖北伐事,曰:“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奄昂,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北史》卷二十一《浩附传》同)《颜氏家训归心篇》:“昂为旄头,匈奴之次。”颜亲:此皆本之《史记》为言,《天官书》:     

说“情”——《红楼梦》艺境探微

<正> 在《“市人小说”“世情书”与<红楼梦>》(载1986年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一文里,我们从史的源流探讨了《红楼梦》作为“人情小说代表作”有异于“世情书”的基本特点,但是,仅仅借用“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这句评语,还只能说明《红楼梦》在“人情小说”创作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并不足以概括它的特殊的“情”的境界的创造。可以说《红楼梦》还在手抄本阶段,就有人开始从“情”方面阐发作者的创作宗旨了。     

《牡丹亭》中“情”的多重意蕴

“情”是《牡丹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该剧的灵魂。汤显祖将“情”提升到了本体的意义,在该剧中,“情”首先是一种自然意义的情,即情欲,然后才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情,即情爱,通过对情欲和情爱的肯定,《牡丹亭》实际上也充满着对封建社会的“理”的反抗和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正因为《牡丹亭》中的“情”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才能超越以前的言情题材剧作,在戏曲史上划上浓重的一笔。     

论《醒世姻缘传》的讽刺艺术

长篇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继《金瓶梅》之后又一部优秀的“世情书”。这部书的写作，明显地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它不以言情言欲为重，而是将描写的重心鲜明地倾向了社会写实。书中除了一些合关“转世轮回、因果报叵”等易有民间宗教文化色彩的遣染和敬陈，大空的是对于社会吕个阶层、吕色人物，从村造、嘉庚、举业、学塾、道现专门到在重任行、婚投嫁娶和生着病死等等生活的种种音通现象真实自然的刻级。激书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现实识世之作。书中率以世俗俚语和书面用语相结合，高讽刺于写实的白描和叙述2中，从…     

人文资源中儒、道文化研究——以《红楼梦》的儒、道合流现象为例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是人文资源的重要构成,《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之作,但其开篇发轫即在儒家理学的“气秉说”的框架之内,其主要人物宝玉被视为是兼秉正、邪二气而生的产物,这种新的“气秉说”的提出,打破了理学家的单一“气秉说”。而“太虚幻境”实则是道家的仙境,在这道家的仙境中众女仙对“情”的追求得到了极大地满足。《红楼梦》中的三个“情僧”名为僧人,实为“情道”,同样,对于妙玉来说,女冠的身份更适合她。     

《型世言》与“三言”的比较研究

本世纪末,《型世言》的发现,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三言”、“二拍”不同的范本。对《型世言》和“三言”进行比较研究,不仅会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明代丰富多采的小说世界,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话本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也会有新的启示。     

古代诗论家“含蓄”说述评

含蓄,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含蓄”这个词虽然出现较晚,但这个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很早就被人们注意了。战国时代的《周易·系辞上》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三国时的荀粲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之象以尽言,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何劭《葛粲传》)粲荀的话,说明精深的道理是不能用物象完全表达出来的。他认为意内、象内可尽言,意外、象外“蕴而不出”,不可尽言。这“意外”、“象外”就是后人所说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蕴而不出”就是后人所说的“含蓄”。可见,“言不尽意”说,实在就是“含蓄”说之本源。众所周知,语言尽管     

郁达夫《迟桂花》给予《边城》的启迪

沈从文早期小说受到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影响。《边城》的产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是突兀的现象,同样得到《迟桂花》的深刻启迪,沈从文始终关注着郁达夫的创作,并抱着不变的钦服之情。郁达夫和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艺术嬗变,也具有着某种相似的面貌。另外,《边城》人物的塑造,也有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的影响。但是,《边城》依然是一部超拔之作。     

先行者的足迹——试谈叶绍钧前期的小说创作

叶绍钧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他的文学活动开始得早、持续时间长、并始终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他对充塞于小说界的风花雪月、言情游戏之作就十分不满,曾作《正小说》一文加以批评。他自己那时的文言小说,如《穷愁》等篇,是本着“要有其本事,庶合于街谈巷议之论”的宗旨写出来的,内容“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后来的相仿佛。”“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新潮》杂志一卷三号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生》(写于1919年2月14日),此后每年五、六篇,十余篇不等,到1928年,已有《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五个短篇小说集问世。     

论公安、竟陵绝句八首并序

船山先生,世所公认之大哲学家,大文学家也。其煌煌巨著,衣被后世,沾溉末学,无间言矣。然其对万历间兴起之竟陵诗派,痛加挞伐,似非公允之论。如谓其诗“似妇人”、“似衲子” (《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创而为腐、为尖、为钝、为贱”(《明诗评选》卷四),是“青楼哑谜”、“市井局话”、“闽夷鸟语”、“洒肆拇声” (《古诗评选》卷三),是“以措大攒眉、市井附耳之情为情” (《明诗评选》     

论晚明白话公案小说

论晚明白话公案小说刘重一晚明，是我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创作的繁荣期，也是我国公案小说的成熟期。从冯梦龙整理并刊行《古今小说》的天启初年（１６２１）起至明朝灭亡，前后虽不过二十余年，却先后出现了像“三言”、“二拍”、《型世言》、《石点头》、《醉醒石》等二...     

《白猿传》写作动机辨

初唐小说《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动机,自宋代以来,几乎众口一辞,都认为乃时人为诽谤欧阳询而作。有的还把它与后来的《周秦行纪》视同一类作品,说:“唐时风气,往往心所不慊,辄托文字以相诟,如本《传》及《周秦行纪》皆是已”。(汪辟疆:《唐人小说·补江总白猿传》附识)甚至明智如鲁迅,也认为:“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这简直就是把它当作攻击小说的始作俑者了。如果确是这样的话,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小说了。笔者不同意此说,故不得不予一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