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嘹歌》的传承与传播研究--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七

《嘹歌》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麽经布洛陀》记载的“嘹三妹造友”(即造爱情)的歌以及汉代《说苑》记载的《越人歌》、晋代《交州记》记载壮族先民的“辽辽之歌”。这里的“嘹”、“辽”是壮语“玩乐”之意,是汉字记壮音。《嘹歌》传承与传播的媒介有家庭、歌圩、歌书以及现代的广播、电视、录音磁带、VCD光盘等。在现代传媒介入之前,是有文字传承传播与无文字传承传播相结合;之后则是无文字传承传播、有文字传承传播与现代大众传媒传承传播相结合。政府、社会团体在《嘹歌》传承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视觉人类学与图像时代——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访谈录

以物象和图像表意和视觉表达,从来都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一种方式,一种传统。自从人类学会用视觉符号进行表达、叙事或象征,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对象的视觉表达或图像叙事的前史就开始了。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石器时代的陶器、玉器和岩画,青铜时代的青铜器铸像及纹饰,注意一下无文字民族以图纪事述史和象征的大量实例,以及文字不能代替的图像信息传递方式,就会知道,人类的视觉表达和图像叙事传统,应该是以千年甚至万年来记的。如果把研究人类的群体性物象信息、图像信息、视觉符号和视觉文化行为纳入视觉人类学研究的视野,那么,可以肯定,人类通过物象或图像记录、表达、保存和传播信息,创造系列性视觉符号并产生大量叙事性象征性视觉文化行为的历史,都是视觉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动态

＂金鹏展翅＂民族语言和民族题材电视节目在黔颁奖 第六届＂金鹏展翅＂中国民族语言、民族题材影视作品研讨、展示和获奖作品颁奖活动,于10月14日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举办。＂金鹏展翅＂中国民族语言、民族题材影视作品研讨和展示活动,是目前我国唯一面向各少数民族地区电视作品的评选活动。本届＂金鹏展翅＂无论从参与活动单位的广泛性和参评数量都创造了记录,共有34家民族地区电视台的200个节目参展。其中专题片《饮水在云端》、纪录片《七月的转场》、《探秘滇金丝猴世界》等作品获奖。     

略析《经学系传谱》中的“狭经”一词

小经,又称小儿锦、消经、狭经,指在回族等中国穆斯林民族中行州的以阿拉伯字母以及波斯字母米拼写汉语方言的特殊文字体系。但作为一种文字书写体系,并不仅仅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词汇,其语法总体上来说仍然是汉语式的。小经文献的历史研究,存在着两方面的困难,     

东乡族的书面语言——“小经”文字

一般公认,东乡族没有文字。本文认为,东乡族有本民族文字,这就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东乡语的一种拼音文字——东乡族"小经"文字。它产生于17世纪之前,主要用于记录民间文学、作札记、通信等,是一种社会应用的文字,现今仍在流传,至少已有300年以上的历史。东乡族的"小经"文字共有35个字母、9个附加符号和3个标点符号。它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是正字法不健全,表现在:有一字母多音值和一音值多字母现象;字母偏多;没有字母表;附加符号多,标点符号少;基本上以音节为单位连写。     

文字VS图像-兼谈视觉人类学的边缘性

以现代科学工业技术为基础的 "读图时代" 的到来,使得文字的霸主地位遭受严峻挑战;不过,迄今为止,对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来说,声像手段还只是起到补充文章的作用.视觉人类学对反省人类学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它在学科里的地位仍将注定处于边缘.     

《彝文之恋》:彝人对彝族文字之爱的表达与实践

2012年,一支由彝族青年组成的电影制作小组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拍摄了一部名为《彝文之恋》的数字电影。在凉山彝区近年来由彝族制作的彝族题材彝语电影中,《彝文之恋》成为第一部主题涉及文字读写实践和“爱”的作品。本文对《彝文之恋》如何反映了彝文读写实践是一种社会性实践展开了思考。笔者引用柯林斯和布洛特（JamesCollinsandRichardBlot）以及斯特里特（BrianStreet）对口头传统和文字传统概念划分的批评,研究了彝族的文字读写实践是如何在本土的口头文学和文字经典之间互动,以及它们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语境下展开,并根据阿赫恩（LauraAhearn）对尼泊尔马嘉族的文字读写,情书读写实践,和其社会变迁的研究,探究了彝人“情感结构”的变化,彝人恋爱观的转变是如何通过文字读写实践来表达以及新彝族文化身份的塑造。     

浅谈小儿锦文字

回族这个以汉语为通用语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使用过一种拼音文字——"小儿锦"文字,虽然只是在历史上昙花一现,随后又因主客观原因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消退,但其仍然存在并被使用着.在海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背景下,小儿锦文字应为我国在与中西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文化、教育、建设事业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字发展具体影响的研究

网络语言将我们领回中国语言的人文传统：对文字本身旨趣的追寻,象形、会意、转注、假借,已然重新进入网络言说的表意进程。这既是对现有文字符号的重新赋义,又是对汉语言体系的解构。网络语言作为新生产物,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本文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进行研究发现,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字消解且重构的字、音、形、意,具有去权威性和去中心性特征。汉语言到现今发展有千百年之久,而网络语言的出现,对恢复汉字的美学空间和生命力都有一定正面价值,本质上也是对中华文化的正脉根系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考

明代蒙古土默特地区的美岱召泰和门石刻文字,涉及当时蒙古人的政治观念、数位著名人物,以及明蒙关系等重要问题,但对其文字的释读和理解长期以来均有分歧。本文依据更为充分的史料和更广阔的视角,对“元后”、“敕封”、“大成台吉”、“五兰妣吉”、“大明金国”等词语和人物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旨在使这份弥足珍贵的石刻文字在明代蒙古史研究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千秋伟业正风华：中国共产党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百年演进历程

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奉行的“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与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始终践行“各民族都平等、自由地拥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新时期,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指导下,党将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实时地调整为：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强化“中华民族身份意识、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同时保障“各民族都平等、自由地拥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构建起“一体多元”的国家语言格局,坚持“四个自信”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的契丹文字破译者

北京农光里是社科院老一辈学者集中的宿舍区，刘凤翥的家就在这里。他的家不算大，却是全世界收藏契丹文字最多、最全的地方。当今世界上，被公认为对契丹文字研究卓有建树的只有四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刘凤翥、内蒙古大学的清格尔泰教授、辽宁省博物馆的历史与文物考古学家阎万章和日本人丰田五郎。     

少数民族文字新发现——《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出版

甘桑石刻文字是新近在广西出土的古代民族文字,它的发现将会改写中国文字发展史。《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收集整理迄今为止发掘的所有甘桑石刻文字,摹写石片上的文字并编撰成集,并对其文字性质展开了初步探索。此著不仅为研究该文字提供便利,也启发学者的后续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中西民族语言对话篇

美国学者白瑟拉托本着美国语言学界以语言的本来面目描写语言事实的原则,经过20余年调查研究,提出陶筹变文字论,动摇了长期占领文字研究领域的图画文字、词符文字和表音文字发展三阶段论,同时也瓦解了语言研究领域的词根语、粘着语、曲折语由低到高的发展三阶段论,从而否定了汉语仍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论说,使汉语在中西民族文字——语言的对话中取得应有的平等地位。     

蒙古文字与蒙古族历史

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消灭乃蛮部 ,实现蒙古各部统一后 ,用以拼写蒙古语的畏兀字。在为蒙古族发展服务的历史长河中 ,这种文字也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 ,从而发展成为现代的蒙古文字。它演变、发展历史的 ,是蒙古族发展历史的反映和蒙古民族精神的历史体现     

试析平面设计中视觉审美元素的构建

视觉审美在平面设计中非常关键,对最终设计效果有着重大影响,需当认真对待。图形、文字和色彩是平面设计的三个基本元素,也是构成视觉审美的基本元素,本文从这三方面出发,对如何构建视觉审美元素进行了详细分析。     

浅谈民文图书选题策划

民文图书，顾名思义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图书。读者对象多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农牧民、教师、学生、科研人员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为1064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少数民族人口里面具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使用汉语言文字的。以蒙古族为例：全国蒙古族人口有580多万，但真正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大约只有300万人。     

哈萨克族民间阿肯的“苏热”对唱

阿肯是口头即兴创作的民间诗人。哈萨克族的对唱也称阿依特斯,是哈萨克语的＂ayt is＂的音译。本意是争辩、辩论和申辩,由于是用诗歌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对唱。阿肯对唱形式的历史相当久远，但缺少确切的文字记载，到公元11世纪由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撰写的《突厥语大词典》里才有了明确的记载。     

试析平面设计中视觉审美元素的构建

视觉审美在平面设计中非常关键,对最终设计效果有着重大影响,需当认真对待.图形、文字和色彩是平面设计的三个基本元素,也是构成视觉审美的基本元素,本文从这三方面出发,对如何构建视觉审美元素进行了详细分析.     

文字与仪式：一个侗族村落竖立款约碑的文化实践研究

在乡村社会，文字与仪式都是权力的象征。在权力运行的文化实践中并未完全依靠文字的力量，而是需要特定的仪式来彰显文字的权力，通过仪式的神圣性来展现文字的力量。在侗族地区的合款立碑，正是人们通过“仪式”把碑文的内容与石碑神圣化，只有在这种仪式下的合款碑文才具有证据的效度。立碑“仪式”作为侗寨聚落社会的一种文化实践模式，在社会发生巨变而危及聚落社会的安全时，乡民启用了仪式而立碑来重归其文化之弧，在文化之网内保持其系统持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