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近期省际人口迁移的形势

<正> 人口迁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结果;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迁移量的多少或人口总迁移率的大小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有关省际人口迁移的数据,我们看到:我国在八十年代后半期的省际人口迁移与八十年代前半期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90年7月1日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在我国的人口普查史上第一次设立了有关迁移的项目,为研究我国从1985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人口迁移状况提供了比较翔实、可靠的材料。这次人口普查所统计的省际迁移人口是指在这五年间离开了1985年7月1日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外常住地一年以上、在1990年6月30日时的现住地居住了一年以上或不满一年的人口。需要说明的是,第四次人口普查对5周岁以下和普查时已死去的人口的迁移状况均未进行统计,这就造成了对这五年间省际迁移人口的低估。     

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现状及效果评价

人口迁移对迁出地、迁入地双方均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因而人口迁移和流动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新疆一直是人口迁移活动频繁的地区。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近年来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的现状进行了翔实的描述,评价了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的效果,指出了省际人口迁移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建立新疆人口省际迁移的协调机制、采用灵活人口政策吸引外省优秀人口和实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三点政策建议。     

青海人口省际迁移的规模与类型

人口的省际迁移,是指青海人口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以改变迁移者常住户口所在地为标志,迁移对象是指全体人口,凡是在省与省之间定居性的人口迁移,以转移户口为界线,一律称为省际人口迁移。它意味着人口常住地在省与省之间地理空间上的变动。一、省际人口迁移的总量与阶段青海人口的省际迁移,历年的统计资料不完整。1954年到1979年的25年中,只有人口迁入与迁出总数,没有区分省际之间与省内地区之间人口迁入与迁出的具体数字。1980年到1986年,省公安厅人口年报中,划分了省际人口迁移与省内人口迁移的具体界线,分别列出了具体数字,所以这七年的统计数字是比较正确的。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五普”和“六普”的比较

改革开放后,我国放开了对人口迁移流动的管制,跨省区的人口迁移逐渐活跃起来,人口迁移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开始凸显。因此,国家越来越重视迁移人口的问题。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流动人口首次成为主要普查的项目。目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也已经公布。为此,本文以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首先分析了我国目前迁移人口特征的变化,确定了新的人口迁移中心;此外,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证明迁入人口数和就业人数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中国人口省际终身迁移的时期-队列分析

出生地信息是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信息之一,可用于判断终身迁移人口。利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时期-队列和省际差异为分析视角,从迁入与迁出两方面,描述了全国及各省份人口省际终身迁移的宏观水平、流向以及年龄模式的现状及变化。研究发现,终身迁移是历史时期移民运动与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综合作用的产物,带有的历史印记会被当代趋势逐渐湮没,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终身迁移的空间分布在稳定中呈现出迁出地扩散和迁入地在集聚中扩散的特点;中国人口仍相对凝固;队列分析表明终身迁移具有时间累积效应,且与生命事件密切关联。出生地信息具有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口径的研究视角,应加强迁移流空间扩散趋势、双向迁移流的存在条件与因果机制等研究。     

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特征及其空间差异

本文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角度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迁移的社会学特征,以及迁移人口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发展的影响,此外还从人口迁移量的分布、省际迁入人口对迁入目的地的选择以及省内人口迁移流向选择等几个方面,系统考察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及其特征,为进一步加快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不同职业省际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1990年("四普")、2000年("五普")、2010年("六普")的人口普查资料,首先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职业组成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其次,本文也分析了不同时期省际人口的迁移原因变化以及多个因子对省际迁移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半数以上的省际迁移人口所从事的职业为生产运输类,且从事此类职业的省际迁移人口更愿意迁入高收入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外,迁入地的社会经济因素(城镇化水平、收入和消费)、就业结构(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人文发展指数的"拉力"作用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近期区域人口迁移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我国近期进行了两次涉及人口迁移的大规模人口调查——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人口普查;其汇总资料给出了人口迁移的丰富数据。本文的研究以这些数据为基础。 本文研究的是区域人口迁移,其中区域为省和自治区(以下简称省,因西藏无迁移数据所以在本文中不包括西藏),不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这是因为它们与其他省相比城乡成分差异过大。在本文研究中将包括省内和跨省(省内与省外)迁移,不包括省间(省与省之间)迁移,这是因为在后者中距离和地理位置等因素是重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而本文仅侧重于经济分析。本文研究的迁移人口仅限于人口总量,不涉及性别、年龄和职业等因素。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省际差异——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2015～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省际差异。研究发现,近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宏观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造成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人口迁出省份昔日东迁人口“逆势”回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缩小,导致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呈分散化及其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分析其影响因素显示,城乡收入差距等经济因素仍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最主要因素,但其作用已显弱化;空间因素的作用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出现减小趋势;开放度等良好的市场化及人文社会环境已对迁移人口选择目的地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力。各因素对省际人口迁移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存在明显省际差异。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的稳定性——兼论重力模型的理论扩展与实证检验

对流动人口流入地宏观选择机制及其稳定性的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及未来发展趋势。文章使用2000-2020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小普查及相关统计年鉴数据,结合迁移网络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理论,在统计检验多种重力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分层泊松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劳动力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在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作用及其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并在中国情境下对经典的存量重力模型进行理论扩展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迁移社会网络对迁移流的规模与方向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作用在历时变化中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作为人口迁移流的源头,流出地劳动力人口规模对人口迁移流呈现显著且一致的正向影响;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流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仍然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原因;流出地人口的流动强度对人口迁移流发挥着极强的持续稳定性影响,显现出流出地流动文化在供应端的决定作用。鉴于社会网络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存量重力模型应被扩展为社会网络-重力模型;鉴于流出地劳动力规模在省际人口迁移流中的基础作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流的可持续问题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九十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

依据各种人口调查资料,对９０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进行了定量描述,并利用人口迁移模型对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要因进行了计量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长期迁往乡外、县外的人口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并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扩大;②在迁移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迁移人口的迁出地结构和流向都在发生变化;③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总迁移人口中迁往省（市区）外的比率却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④省际间人口迁移量的计算分析结果显示：省际间的人口迁移量主要受迁移人口存量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的相对差异只是迁移的前提条件而非决定因素,距离的远近和成长率水平的相对差异分别对省际人口迁移量有负面和正面影响,但并非十分重要     

中国人口迁移的空间形态变化分析

文章根据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历次人口调查资料,对过去50年间的人口分布及各地区人口迁移的空间形态变化进行综合分析。作者采用RobertoBachi的迁移人口偏好指数研究省际人口迁移及西部和其他地区人口迁移的形态变化,并根据一些选择因素,如迁移距离、本地人口、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投资、工业结构、就业率及失业率、政府政策、自然资源与环境、教育和其他一些地区性社会经济要素,建立Narayana人口迁移的修正模型,并简要讨论了与中国西部大开发和入口迁移相关的一些政策措施。     

方言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

使用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出生地和居住地的不同来定义人口迁移,在引力模型的框架下实证考察方言使用区域对人口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共同方言区是影响人口跨省迁移的重要因素,劳动者倾向于向方言相近、文化背景相似的地方迁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言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在降低,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也因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而降低。当引入方言使用率和普通话普及率等指标考察语言对人口迁移的作用机制时,以方言为代表的文化差异会抑制劳动力的省际迁移,普及普通话能够消除不同省份劳动者的交流障碍,有利于跨省的人口迁移。因此,推广普通话对促进中国的省际人口迁移、优化人力资本的空间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省际城乡人口迁移流态模式探讨

根据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求得各省省内城乡与省外城乡之间的各项人口净迁移流向和流量，据此将中国大陆各省的省际城乡人口迁移流态模式划分为若干类型。分析表明，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以由农村向市镇的迁移为主流，其流态模式形态各异、复杂多样；但从地域差异、影响因素和动态变化等方面看，皆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征。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变化特点和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

本文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为基础,就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选择性、区域性以及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主要是受经济和家庭因素的驱动;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具有非常明显的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的地理空间特点,空间距离虽然与人口迁移流动有一定的关联,但在选择空间距离的测量指标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交通时间缩短的影响;省际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中,迁移流动信息、收入水平差、人口数量差是影响省际人口迁移流动的正向指标,而城乡分布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的负向指标。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人口形势的过去和现在,科学地预见和适应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2000年人口普查看我国人口状况的几个特点

第五次人口普查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 ,也是世纪之交的一次国情国力调查。本文根据 31个省快速汇总的主要数据 ,对我国 2 0年来人口变化、发展的主要特点进行了简要分析。纵观人口状况的这些变化特点 ,都与人口的迁移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我国低生育水平的逐渐稳定 ,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趋势已经形成 ,人口自然变动对人口各种结构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省际之间、城乡之间人口的迁移流动日趋频繁 ,人口的机械变动对人口各种结构的影响将逐渐增大。     

我国人口婚姻迁移的宏观流向初析

一、我国婚姻迁移近况婚姻迁移是人类迁移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传统社会中,婚姻迁移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婚姻迁移仍是我国人口迁移、尤其是农村或近距离迁移中的重要类型。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在1982—1987年的省内迁移中婚姻迁移占30.8%,省际迁移中婚姻迁移占15.5%,199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1985—1990年省内跨县市迁移占全部迁移数的14.3%;省际迁移中婚姻迁移占14.2%。省内迁移由于口径不同而无法比较。从省际迁移的情况来看,虽然八十年代后期婚姻迁移的比重较八十表1 1982—1987年分性别的迁移原因构成     

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的陕西省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动,我国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急剧增长。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影响区域人口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陕西省为例。了解陕西省的省际迁移人口的规模大小和年龄分布特征,分析在引入省际人口迁移因素时,陕西省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如何变化。研究结果发现：陕西省迁入人口呈现年轻态特征,多为处于就业初期的年轻人口,减缓了陕西省人口老龄化速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省际人口迁移重心演化考探

文章引入人口迁移重心的概念,并以此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及其变化。作者通过考察人口迁移重心与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位移的联动变化,发现相对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更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人口迁移,对中国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认为,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仍然是未来中国实现人口与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复杂网络研究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方法 ,利用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1995-2000年、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网络结构特征和网络复杂性进行了对比分析。文中首先分析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整体演进,随后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分析三大区域网络结构的区域性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在演进过程中呈现明显的重心右倾趋势;(2)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具有复杂网络的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特征;(3)北京、广东等一些少数中心节点支撑了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4)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在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演进过程中的空间受益并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