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反行为”何以可能?——以产权认知与物的分类为视角

河东村农民中盛行的偷盗铁矿石、私自开铁矿等"反行为"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在对铁矿归属的认定上,农民的观念与法定产权之间存在冲突,即农民具有独特的产权认知。进而,这一产权认知嵌于农民在日常实践中形成的"物的分类"图式,而这一图式是塑造农民行为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可见,农民认知与行为方式受到地方性知识与内生秩序的影响。我们必须超越理性小农和生存伦理的假定,在特定文化情境中揭示农民的行为动因,以其本土实践来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     

挖掘农民行为的“隐藏的文本”— 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

《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是对建国后中国农民“反行为”的一部研究专著。作者对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三个时段的“反行为”进行了全面研究,并就“反行为”的内涵和特点进行了明晰界定。作者关于“反行为”的理论和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实有相通之处,展现出乡村研究的底层视野。“反行为”的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拓展：研究对象的微观化,“反行为”和国家治理术的结合、“反行为”和民众精神世界的关联。     

社会网络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基于内在认知的中介效应

通过将农户对宅基地的内在认知细分为流转政策认知、经济价值认知和产权认知三个方面,进而构建“社会网络—内在认知—宅基地流转”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合肥市1121份农户调研问卷,实证分析农户社会网络对其宅基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提升农户的宅基地流转意愿并促成其流转行为,且对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高于流转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对宅基地未确权农户的流转意愿和行为的正向作用更强;对于青年和中年农户,社会网络能够提高其流转意愿,但对流转行为并不产生影响,对于老年农户,社会网络能够促成其流转行为,但对流转意愿不产生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提升农户对于宅基地的流转政策认知和经济价值认知间接提高其流转意愿并促成流转行为,而产权认知的间接效应未发挥显著作用。     

农地产权的地方化实践逻辑——基于Q村土地确权风波的考察

农民对土地权属的认定及其理由与法定产权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虽然体现了农民的利益诉求,但其背后深层诱因更值得深思：农民对确权文本和相关法规进行了有利于自身的解释,实现了自身的产权建构。继而从更深层观之,农民的产权认知则成为是产权建构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农民在土地利用中的约定俗成和历史延续中塑成的,并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一定冲突。不过,农民并未完全排斥国家法与确权文件,而是将其与地方性知识共同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农村土地制度的实施与改革必须要充分考量农民的生活实践。     

意向性与“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哲学对人工智能的一个启示

意向性涉及心灵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被看作认知内容的来源，人工智能经常面临缺乏意向性从而没有语义内容的指责。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意向性不是认知过程的本质，也不是行为的原因，它只能在语境整体中呈现，因此意向性是一种基于语境的建构。虽然维氏否认机器会像人一样思考，但其建构的思路却为AI意向性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前提。我们可以基于句法建构整体性的语境和语义，并通过节点的权重来突出意向性关系。语境是人类的“生活形式”的体现，因此AI的意向性是派生性的，它只有在人类的“生活形式”中才有意义。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意识”改造：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

“农民意识”是农业社会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家族本位是其根基。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在经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但在社会转型期，在新旧思想交汇、碰撞中，农民依附与主体意识并存、传统与现代意识混杂、科学民主与迷信宗法意识交织在一起，其正直、诚实、善良、勤劳等美德，无形中被依附、顺从、自私的“农民意识”所吞没，他们开拓进取的活力仍然受到限制。因此，改造“农民意识”，无疑是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     

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反伦理现象及其应对

反伦理现象在经济生活中时有发生,但在金融危机时期尤为凸现,一些政府和企业自觉或不自觉陷入反伦理泥潭;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其它社会责任,企业舍“义”取“利”的错误价值导向是其直接诱因;而促求内善与外善、经济人与道德人、自律与他律的和谐统一,乃是当前应对反伦理行为的根本举措。     

“祖业权”:嵌入乡土社会的地权表达与实践——基于对赣西北宗族性村落的田野考察

经历了一系列土地制度变革后,当前的农村社会中依然有着较大范围和程度上关于土地是“祖业”的认知和表达,并影响着国家的法律实践.祖业观念下的土地产权——祖业权,具有人格化、象征性和社区化的特征,使得其性质上是具有较为完整的使用权,却不具备独立产权的完整性,而明显区别于建立在西方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私有产权.中国土地产权的观念型塑与村落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自洽的逻辑,它与家族的绵延性、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共通关系,“祖业权”是嵌入在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乡土社会之中.由此,在国家建构的地权建设中,尤其要注意地方社会也在建构着关于土地产权的“地方性共识”,进而避免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农民理性视角下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基于荆门市X镇农民的调查

从农民理性的视角出发,采用在荆门市X镇“二村一社区”的调研数据,研究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农业清洁生产和农民绿色生活状况,分析农民在参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所体现的政治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生态理性等特征,探索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水平总体较高,农业清洁生产并不理想,农民绿色生活方式有待改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尚不明显;政策认知、清洁生产分别与绿色生活正相关,政策认知、清洁生产、绿色生活各自与建设成效正相关。据此提出提升农民生态文明政策认知水平、形成生态意识行为自觉,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农业清洁生产进程,发展农村绿色文化、培育农民绿色生活方式,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格局等提高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对策建议。     

新时期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路径探析

从过程的视角来看,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融知识、情感、信念和行为的综合作用,从认知、认同再到实践这样一个逐层推进的过程。具体路径应包括四个环节:在创新理论的过程中深化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知;创造"通俗化文本"架起沟通理论与农民的情感桥梁;在"回归生活世界"中确立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坚定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     

一个"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的畸形集合——中国股市治理权与上市公司产权属性及其效应分析

当前的中国股市是“公地悲剧”的一个现实版本。由股市治理权的现实构架决定的各类市场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导演了中国股市的“公地悲剧”;中国上市公司的产权属性是一个“反公地悲剧”的例证,基于“廉价控股权”的大股东的极端机会主义行为,引致了各类股东产权行为方向的分裂或对抗,降低了产权效率;必须以建立和强化中央证券监管当局的监管权威和整合上市公司各类股东的产权行为方向为重点来改造中国股市的治理权配置和上市公司的产权属性,实现股市和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基于农民视角的考察

学术研究、政策话语、基层干部均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但在关于“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的讨论中,鲜有农民的声音。本文尝试将这一问题分解为“谁的乡村振兴”和“谁来振兴乡村”,从“受益主体”和“行动主体”两个维度剖析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分析发现,农民对受益主体的理解是综合其角色认知和现实感知的结果,农民认为他们自身在乡村振兴中并非确定的受益主体,也并非当然的核心行动主体,而更多认为自己是乡村振兴行动中的配角。本文认为,乡村留居人口结构与可行能力、相关政策和项目的执行偏差以及农民对其主体角色的解构等共同形塑了农民对乡村振兴主体角色的认知,造成在乡村振兴行动层面农民主体性不足的现实。因此,从农民视角出发,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利益,培育和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     

宅基地权属观念的地方性建构——基于皖北S村宅基地制度实践的分析

农村建设用地的用途管制规定了农民宅基地所有权的集体属性,而在具体的产权实践中,农民对宅基地的产权认知越来越趋向于私有化。宅基地产权的地方性建构意味着对土地产权的讨论必须进行“在地化”的理解,S村宅基地制度的在地化实践以及土地管理权的上收为农民提供了富有弹性的私人化实践空间。同时,基于地方性共识的农民宅基地需求同该制度空间相耦合,共同形塑了农民对宅基地属性的私化认知。     

试论小产权房的风险隐患与改革路径

“小产权”一词是针对“大产权”而命名的,具有国家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的商品房叫大产权,而具有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非商品房称为小产权.现行法律规定,小产权房的流转只有通过将小产权房依法卖给国家,再由国家进行房屋买卖,才是合法的.但从全国来说,这种没有合法产权的小产权房数量十分可观,且没有得到确权,使得社会中有大量的财富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也使这些产权悬而未决无法正常地流转,因此如何合理地解决小产权房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农民利益的保护、城乡均衡发展和整个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     

魂归何处：“阴宅”的法律属性与社会功能初探——从周口“平坟运动”切入

“阴宅”是连接死人与活人关系的特殊建筑物,坟地属于集体建设用地范畴,是农村一种特殊的宅基地.它是农民日常宗教生活的重要场所,是维系乡村“文化网络”的重要手段,是维持村庄社会团结的重要载体,更是农民当下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河南“平坟运动”是在国家土地政策和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双重约束下发生的一种“运作土地”行为,它误判了“阴宅”的社会性质,无视其重要社会功能,是一种严重损害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为.为防止这种行为的再次发生,有关的法律制度需要尽快加强和完善.     

农民就医过程中关系资本运作的行动逻辑 ———以江苏省A县X村为个案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农民就医过程中的关系资本运作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呈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和包容的状态。关系资本运作为农民就医行动带来了实际功效,表现为就医流程“方便化”、医患沟通“去紧张化”、就医成本“节约化”以及就医效果“满意化”等方面。农民就医过程中的关系资本运作是行动个体试图从其生活世界出发,通过病人一医生关系“拟熟人化”,将匿名承诺转化为当面承诺,从而实现其医疗利益的策略性行动。     

“复合型分离”：基层治理标准化实践的制度困境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治理体系的主要目标,标准化是其中的重要尝试。基层标准化实施经常出现“二重性”特征,带来治理成效的同时也催生了形式主义问题。建立层级结构、特殊情境以及社会三维平衡的分析框架,根据对G镇标准化治理改革的追踪发现,其出现了替代、“反构”与分离的过程,现象表现为政治动员取代专业化思维、组织行动“反构”执行策略、治理标准与现实情境相分离。因此提出“复合型分离”的理论解释,规制性支柱、规范性支柱以及文化-认知性支柱是制度支柱的基础,而不同制度逻辑平衡的破坏导致不同制度支柱间的相互分离,进而使得组织行为变异。制度逻辑的统一必须依靠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面对当前基层标准化实施困境,需要提高系统整合中的专业知识能力以及创造社会整合中自下而上的组织机制。     

你的社区你做主吗？——住房产权对业主治权实现影响的实证分析

住房制度改革促使城市社区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产权变革是否促进了城市社区业主居民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治权落实？本文从产权身份及产权利益认知两个角度,系统考察了业主居民的产权身份、产权利益认知及制度规则认知对他们在社区共有产权利益维护、社区治理主体产生过程及物业服务公司产生过程中参与行为的影响,并利用问卷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研究发现,业主居民的产权身份这个事实并不会自动地影响到他们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行为,对产权利益及制度规则的认知是促使他们落实社区治理治权的重要变量。因此,未来的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建设要更加注重业主教育和参与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