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及其解读——以陶村的土地纠纷为个案

该文以陶村土地纠纷为个案,从抗争参与主体和抗争事件过程两个维度对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遵循何种逻辑、该逻辑何以可能、效果如何及何以应对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价值-利益回归构成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基层党群关系矛盾与村落权势阶层兴起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空间,压力型维稳体制、同心圆式政治权力结构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机遇;底层社会激情抗争具有组织化程度低、情感性动员强特征,是一种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的非政治对抗的利益规则意识;防范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转变,是化解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逻辑演变的重要关键点;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演进逻辑。     

权变式反向运动：社会转型期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学阐释— — —Ｑ 村个案研究

分析社会转型期草根农民的环境抗争动因,讨论草根群体、环保 ＮＧＯ、媒体、中央政府等应对污染所兴起的环境保护“反向运动”,探讨了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本土经验。 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的变迁以及企业的理性困惑所造成的“政经一体化”引发了农民的环境抗争;农民环境抗争的胜利与“反向运动”主体间的互动密切相关;与西方大规模环境运动不同,城郊村落农民环境抗争在依法抗争、理性维权、依势抗争等抗争类型间根据情境切换,呈现出权变的特点。     

“造势”与“控势”:环境抗争中农村精英的辩证法

农村精英的资源动员能力及其人生经历促使其成为环境抗争的领导者,而环境抗争走向依赖于他们的“造势”与“控势”能力。农村精英通过问题化、促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和借助时势等“造势”策略,扩大了事件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为防止体制外行为和政治风险,他们通过弱组织化、理性化和踩线而不越线等策略进行“控势”。因此,农村精英在环境抗争中扮演着社会减震器作用。政府部门需要认识到农村精英在环境抗争中的正功能,并主动与其建立对话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建立利益受损者的环境维权机制,也可从根本上维系社会稳定。     

环境社会学的由来与发展

环境社会学诞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与学术传统。 沿着“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办”的一般逻辑去梳理“来龙去脉”。 ①１９７８ 年美国学者邓拉普等人提出环境社会学。 “生产跑步机”以比喻说明资本主义体制运行所致环境问题,而怀特则从宗教传统去追溯环境问题的历史根源。 风险社会提出了环境问题的社会结构性来源。 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有济世企图。 建构主义用新策略去理解环境问题的社会过程。 ②日本学者从本土环境问题研究出发,提出“受害结构论”、“受害圈、受苦圈论”等,分析环境污染给社会所带来的多重影响。 在与环境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论争中,汲取当地人民智慧创建“生活环境主义”用以解释和解决琵琶湖的水环境治理,更有“环境控制体系论”尝试解释环境问题及其治理的全过程。 ③中国学者在发展研究中,注意到草原农牧业生计与环境的关系,开展草原退化沙化与农牧业关系的解释性和政策应用性研究。 社会转型论则从宏观和整体上尝试对中国社会当下正在进行着的结构性改变来解释和应对业已产生的环境问题。 工业化所致水污染的集中爆发,折射着横向的各利益群体的社会关系,也揭示了历时的一般性社会历史根源。 纵观环境社会学发展,呈现从“问题论”向“综合论”、从认识问题向解决问题演进。     

媒介属性和事件属性的双重建模：媒介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联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QCA）

[提要]本研究以国内2012-2016年20例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比较研究分析（QCA）方法进行“事件属性”和“传播属性”的双重模型建构,探寻此类事件爆发和演变的内在机制与传播逻辑。研究发现,相比事件属性,传播属性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抗争结果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舆论”是必要条件,即但凡此类事件取得成功一定受到舆论的影响;“意见领袖”是核心条件,即绝大多数情况下抗争成功离不开该因子的作用;而“网络媒体”、“谣言”、“舆论倾向”和“局部传播”这4个因素又是该类事件抗争成功的关键成因。     

社会风险研究的理论误区与以人为本

与传统的社会矛盾理论相比,社会风险概念和理论更具有时代性,紧迫性、预见性,更能表达对社会风险的先见之明与能动控制的信心.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多次引进了风险概念和问题.但是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理论误区及陷阱,GDP3000美元论,改革代价论、分配正义论等.排除这些误区陷阱才能真正找到我国社会风险的根源和找到化解风险的方向.我们当前社会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群体性抗争事件,这些抗争又是由失业、贫困和财富占有差距拉大等引起,是由社会结构和制度设置的错位所产生的,其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发展观、人文价值观出现了偏差.我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建设和谐社会"思想为我们纠正价值观偏差,也为我们从结构制度的纠正错位、化解各种风险奠定了理论基础.     

政治机会结构与农民环境抗争——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的个案研究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关注那些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的群体在缺乏传统的政治资源时为何能获得一定的博弈能力.苏北N村铅中毒事件中,村民环境维权的政治机会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结构性机会”,包括选举与“乡政村治”、环境诉讼、寻求专家学者和民间环境组织帮助、信访等,这些结构空间发挥的作用不大.与此相比,相对开放的媒体对于事件的解决起了关键性作用,这种状况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政治机会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二是“象征性机会”,包括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对环保问题的强调、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张力,以及农民维权被镇压的危险明显减少等.象征性机会通过影响农民的主观感知和心态而对他们的策略选择产生间接影响.在不同情境中,“政治机会格局”可能对媒体的实际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研究围绕着农民维权话语的建构和农民群体性抗争模式总结两条主线展开。转型时期农民平等权的缺失成为维权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在农民维权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民的群体性抗争行为进行了总结,提出“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草根动员”和“依势博弈”等五种抗争模式。本文在回顾五种抗争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说明。并就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

海洋溢油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凸显了现代风险社会的特质。它不仅会产生严重的环境与经济影响,也会产生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影响。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可分为"根源论"、"影响论"和"博弈论",分别探讨了溢油事件的社会根源、社会文化影响与心理影响及其康复以及权力博弈等议题。美国海洋溢油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具有很强的追踪性和深入性。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中国溢油事件已经屡见不鲜,对社会运行产生着深刻影响。鉴于此,中国社会学界需要增加学术自觉意识,积极扭转海洋溢油事件中社会学话语体系缺失的局面。     

“缺席”抑或“在场”？我国邻避抗争中的环境NGO——以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为切片的观察

围绕“我国邻避抗争中环境NGO究竟是‘缺席’还是‘在场’”这一理论与实践争议,对5家垃圾议题NGO在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中的行动进行持续观察与剖析,认为可将其策略解读为“缺席的在场”。即有异于西方邻避运动中环保组织的激进角色,我国大部分环境NGO的确“缺席”了对抗争的直接组织与推动,尚未成为公民环境维权的引领者和动员力量,但若放眼邻避抗争所依存的整个环境治理链条,很多组织则已具有显著“在场性”。其经过“获得—拓展—展演”三个阶段,成功实现从抗争中“孕育”与“脱胎”,并依循“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完成对冲突治理的“反哺”。这一发现对我国邻避风险应对、环境困局破解以及社会组织的培育等可提供有益启示。     

“维稳压力”与“去污名化”——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基层政府往往与企业形成利益共谋关系,压制底层社会的环境抗争.“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能够深刻解释内陆地区的这种现象,但难以解释海洋溢油事件中的基层政府行为.在蓬莱19-3溢油事件中,康菲石油公司对基层政府的GDP增长、税收、就业和政绩等都没有贡献,但是基层政府依然走向了渔民环境抗争的对立面.研究发现,“维稳压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其中,维稳压力机制的运转由基层政府“对上负责”体制推动,去污名化机制的运转由市县范围内旅游和海产品出口等经济利益驱动.要扭转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格局,其根本在于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蓬莱19-3溢油事件的“问题化”机制研究--基于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

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蓬莱19-3溢油事件,并不是否认它是“有问题的”的客观事实,而是要揭示它是如何“问题化”的,即如何由“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溢油事件发生后,一直存在着多种社会力量的角逐。从它“浮出水面”到“问题化”的过程中,政府、科学家、大众传媒、社会公众和渔民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客观事实进行建构。蓬莱19-3溢油事件“问题化”过程研究表明：它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是社会界定和话语分析的结果;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对蓬莱19-3溢油事件的“问题化”产生着深刻影响。溢油事件中的社会建构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对于政府部门处置类似环境突发事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环境人权在中国的法制化及其政治障碍

近年来,以厦门PX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集体抗争事件频繁发生,“公民环境权”或“环境人权”日益成为我国环境法和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其相关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专门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不断修改,我国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正在得到更好的制度化保护与保障.但也无可置疑的是,中国的环境法制（治）建设还未达到一个历史性“拐点”,即明确确立与宣示生态环境保护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的宪政基础.中国环境法制（治）建设的更大进展,除了法律渠道下的渐进改良,更为关键的也许是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动力,尤其是来自民间基层的推动.     

当代农民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发展脉络及反思

基于“国家中心观”和“冲突论”形成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从“结构-制度”路径出发讨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总括性理论前提。围绕此框架,当代农民学领域形成了多种理论范式,在解释当前农民学中诸多社会问题方面富有成效,不过其过度强调国家与社会对立而忽视其合作的学术倾向,不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转型时期的农民中国及相关社会问题。因此,当代农民学研究需要引入新分析路径以对既有“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进行反思,并探索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学新的可能性。     

中国农民抗争的策略与理据———“依法抗争”理论的两维分析

在近些年有关中国民众抗争政治的研究中,“依法抗争”理论极具竞争力,得到中外学界甚为广泛的认同。分析表明,“依法抗争”与其说是抗争的手法和策略,倒不如说是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作为抗争的手法和策略,依法抗争存在内在的冲突,它既可能是非暴力的也可能是暴力的,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未必是真正的“合法”。这种策略性抗争,难以说是真正的“依法抗争”。作为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依法抗争”恰当地突显了当今国家法律、政策和意识形态赋予民众抗争的正当性,及其在实际运行和执行中所存在的实际反差。对这些“法”,不管内心信任与否,依法抗争者均可将其作为抗争行动的正当性理由。如果说在西方社会,权利已作为不证自明的普适性价值和伦理诉求,社会运动理论对抗争政治正当性理据的疏忽有其正当性,那么,在当今中国,当民众因社会情境尚需要极力正当化其抗争行动,理论研究就没有理由不关注包含伦理和道德情感的深层问题。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形象建构的批评话语研究

《纽约时报》在对中国环境形象建构中投射了传播者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通过互文、隐喻、过度词汇化等手法,建构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下的人与环境失调、放任技术盲目发展的环境弗兰肯斯坦、政治管控背景下的环境积极分子抗争、崛起政治大国的国际环境话语权争夺等不实中国环境镜像。应用费尔克拉夫的批评话语研究理论,从言语描述、话语实践解释、社会实践阐释三个维度对《纽约时报》环境新闻语料库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该报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化权力和污名化中国环境与中国形象的铺垫效果。在中国主动发声的形象“自塑”建构进程中,需要提升中国形象话语建构与传播的“科学性”与“跨文化性”,以强化中国形象建构的认知范式与实践能力。     

环境建构论的方法论意义

以"环境与社会"为切入点,考察了环境社会学的演进过程,阐述了环境建构论的理论主张实质是要在知识社会学里研究环境问题,指出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大大降低了关于环境问题建构中的自然要素的决定论地位,而突出了社会或文化实践的解释学意义。把人们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转向到对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关注。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

从环境政治学的"政治机会结构"视角来说,中国的环境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精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性"政治机会环境"。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的成功案例和国家制度性渠道的渐趋开放,从理论上说为其展现了比20世纪90年代初宽阔得多的政治成长/参与空间。但在实践层面上,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却呈现为一种似乎难以消化的"政治挑战"。绝大多数民间草根性环保社团(对于大量的政府依赖型环境NGO来说更多只是一种资源渠道拓展问题,不具有太多的社会学/政治学意涵)似乎既不太确信这样一种政治机会环境的真实出现,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而没有选择主动加入或引领近年来明显增加增强的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或"环境集体抗议事件",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甚至"主动划清界限"的心态与立场。结果是,这种战略选择在遭到日益激烈的媒体与社会责难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环保组织的"转型迷茫"、"策略窘境"和"合作困境"。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试论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学的阐释模式

不能把环境问题仅仅看做一个技术性问题 ,应当拓展关于环境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 ,因为环境问题实际上同特定的社会结构与过程有关 ,与人们的行为模式有关。因此 ,研究当代中国环境问题 ,不仅需要借鉴已有的理论模式 ,还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 ,这是环境社会学理论创新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