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

《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典范化,其本质意义就在于作者为其注入了忠义盖世、儒雅绝伦的道德内涵,从而体现孔夫子所提倡的《春秋》大义。由于历史观的不同,造成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叙事重点、细节选择、人物褒贬等多方面的不同,为了把关羽塑造成一个体现《春秋》大义的忠义英雄,罗贯中大胆虚构了一系列故事,以之强化和凸显关羽忠义品质。关羽的走麦城的悲剧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却是胜利者。关羽与曹魏的军事冲突转变成道德的冲突。这正是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的集中反映。     

《春秋》与关羽——孔子《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神圣化系列研究之一

关羽的登神入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关羽是"忠义"英雄的集中代表,是孔子所提倡的忠、勇、义的化身和道德楷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大义所表现出的"尊王攘夷"的历史观和礼乐伦理教化思想以及"内圣外王"道德修养,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正统思想和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关羽形象的登神入圣演变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是古代"士"的人格理想和人格追求的结果,也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儒学成为民间文化的主流的结果。     

试析从元杂剧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关羽形象

元杂剧的关羽,集中体现了英雄气概与伟大业绩,对他的人格美化和作为神灵形象渲染。《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样重在借人物塑造,传达文化精神,寄托作者道德审美理想。由于小说不受时空的限制,作者可以娓娓道来,因此关公的形象是在大容量的内容、纷繁复杂的事件、阔大的场面、舒缓发展的矛盾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关羽之忠义与儒家诚学

中国古代儒学发展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宋明理学时期两个阶段,诚学则是其精髓。从《三国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关羽从凡夫演进到了圣人,《三国演义》对关羽“忠义”精神的高扬,反映了宋明理学在构筑“诚”学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试论关羽的忠义形象

《三国演义》塑造了众多人物，达四百多个，揭示了“人才为兴帮之本”的思想。而在这众多的人物之中，关羽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品通过对关羽艺术形象的塑造，通过对其“忠义”观的描写与揭示，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与人生理想。而“忠义”思想则贯穿了关羽这个人物的一生，成为千百年来“忠义”的化身。而“汉家节”成了其“忠义”根源。以品德、气节写忠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是作品所集中表现出的关羽人物形象的核心品质，通过其高尚的品德、气节写出了他的“忠”与“义”l、桃园三结义小说一开始，通过“宴桃园豪杰三…     

小说《三国志》之精髓与主题——2006年7月在日本《三国志》研讨会上的报告

小说《三国志》描写汉末三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集团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的重要性。其思想内容丰厚,反映了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歌颂“忠义”英雄,并以此为经纬,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作品达到了难能可贵的高度和深度。     

《三国演义》关羽形象所表现出的忠义观念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对“忠义”的颂扬,主要是通过成功塑造关羽这一被清人毛宗岗称为“义绝”的典型形象来实现的。关羽主要是尽忠义于某一个人,就是他“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的刘备,还有较浓的知恩图报的思想,当关羽的忠与义处于矛盾对立时,往往是朋友之义、兄弟之义高于一切的。所以,关羽的忠义被统治阶级利用来麻醉人民,使他效忠于统治者。而下层群众看重的则是关、张、刘三人“誓同生死,祸福共之”的义气,表现了人们要求摆脱世俗生活中“重利轻义”的偏见而追求真情实谊的美好愿望。     

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论关羽形象

关羽的"义绝"形象,既以历史人物关羽为原型,又得益于多种社会因素的合力,特别是<三国演义>的成功塑造.这一形象,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尤其是伦理文化,因而堪称民族文化孕育的忠义英雄.     

“审己”与“知人”——从吉川英治《三国志》看中日曹操形象的分野

通过与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的比较,我们发现中日曹操形象出现了分野。这种分野,正是出于日本民族"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曹操这一形象在日本文化有意和无意的过滤中发生了变异。他们从罗曼蒂克式的诗人性格入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国封建道德的束缚。"知人"以"审己",通过考察曹操形象在日本的流变,将为我们重新审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提供新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以理性的眼光去重新解读本民族的经典。     

说“韬光养晦”──华夏文化的存在方程式

“韬光养晦”兆示着一种沉着的态度和老练的智慧，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三国志演义》中，刘备蒙蔽曹操、吕蒙和陆逊先后击败关羽和刘备的故事都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这一文化内涵。“韬光养晦”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周易》与《老子》，贵柔守雌的哲学立场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由“韬光养晦”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气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刚性特点，而表现出柔性与韧性，并因而具有绵远的生命活力。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皈依佛门。这不是作者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美化、神化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智慧与忠义之间——论诸葛亮的“人谋”悲剧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凝聚了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智慧和斗争经验,因而具有惊人的谋略和绝世的才能,几乎成为智谋的化身和代名词。诸葛亮形象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是“智谋”,其悲剧在本质上也应该是谋略的悲剧,它主要源于三个层次的矛盾:最外层是出处选择时人谋和“天时”的矛盾;中间一层是进入刘备集团后人谋与刘关张“义气”的矛盾;而最内层也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其自身性格中智谋和忠义的矛盾。     

诸葛亮形象新论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里的＂贤相＂形象。作者虽然极力讴歌他的＂忠＂和＂智＂,但仍然表现了他在用人上的诸多失误。如对关羽的放纵,造成华容道曹操脱逃和荆州失守;对李严的姑息导致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对魏延的诬害使得内部矛盾激化。分析诸葛亮用人失误的原因,恰是他尽＂忠＂恃＂智＂的结果。再探究形成诸葛亮＂忠＂、＂智＂性格特征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悲剧性的社会角色使然。中国封建社会的从政文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能依附统治者,将自身价值的实现寄托于明君的知遇。于是,既要依附于人,又想被他人依附的尴尬心态,既要受制于人,又想制服他人的双重人格,就构成了从政文人共有的扭曲心理。诸葛亮的用人失误,正是这种扭曲心理所造成的行为偏失。在他身上,不仅熔铸了历代封建文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了他们的追求和抱负,而且还深入挖掘了从政文人内心的痛苦和无奈,真实再现了他们的尴尬心态和双重人格。《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政文人的典型形象。     

关羽红面考

关羽的形象变化是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直到元代才演化出红脸的特征。元代是关羽神格提升的关键时期，大红司命主等红色怀爱本尊是关羽红脸特征的形象来源，让关羽从传说中的地方性的冤魂恶鬼变成了全国性的佛教大护法，并具备了怀爱本尊所拥有的征服、聚财、钩摄等功能。     

关索考辨

对《三国演义》本事来说,关索不一定真有其人,至少绝不是关羽的儿子;关索虽然出名很早,与关羽挂钩时代却比较晚。对《三国演义》版本来说,罗贯中原著根本就没有写关索这个人物,他是被后来的简本添加进去的。     

论关汉卿的历史剧《单刀会》

本文通过对关汉卿历史剧《单刀会》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关汉卿在创作此剧时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发挥了自己的主观想象。关汉卿对关羽情有独钟,将他塑造成一个近乎神道的人物,不仅为后世考证关羽是关汉卿远祖的观点提供了资料依据,而且对关汉卿所怀抱的强烈的汉民族感情与拥有的严肃的正统思想给予有力支持。在中国古典戏曲史上,《单刀会》是一部既有深刻思想性又有独特艺术性的优秀杂剧,分析它对准确认识和恰当评价关汉卿的文化品格与历史地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