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

拙作《试评韩非的“法、术、势”》①(以下简称《试评》)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关注。这里仅就孔繁同志《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②一文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试评》不同意流行多年的观点,论证了是商鞅不是韩非首先创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没有“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孔繁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把韩非“一笔抹煞了”;还是“韩非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认为《试评》“明显地歪曲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将剥削阶级内部的所谓团结和统一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说“秦始皇实践的就是韩非的法治学说”。这些论断都是值得讨论的。     

关于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基础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袁伟时同志先后发表了《试评韩非的“法、术、势”》、《再评韩非的“法、术、势”》(分别载《学术研究》1979年第1期和1980年第1期)两篇评价韩非思想的文章。袁伟时同志对韩非的评价,是紧紧围绕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基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他说: 封建中央集权制是与分封割据对立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基础是地主阶级意志和力量的统一与团结。同时,统一全国不是任何英雄豪杰的个人事业。撇开劳动人民这个创造历史的基本力量不说,剥削阶级内部也要形成强有力的集团,并逐步发展和扩大团结范     

韩非法治思想研究

韩非思想的主体是“法术势”理论。其中法治理论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韩非生活的年代,正是战国的末期。当时,结束封建割据、实现封建统一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韩非的基本倾向来看,他是朝着历史潮流所指示的方向前进的。他主张建立一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而且企图为地主阶级造成一个长治久安的局面。他说:“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     

韩非对商鞅法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战国 ,儒墨道法 ,百家争鸣 ,百化齐放。其中法学派主要代表商鞅、韩非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奠定了这一时期法学思想的基础 ,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韩非和商鞅法治思想的比较分析 ,揭示了前后法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特别是法治基础上的“法、势、术”的关系。     

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今年《学术研究》第一期刊登了袁伟时同志的《试评韩非的“法、术、势”》一文,这篇文章对韩非的法治理论完全采取否定的评价。作者认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并非韩非建立,而在韩非以前的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即“明确地将‘法、术、势’结合起来论述了”。特别是商鞅“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个理论”。作者也说他并不否认韩非对“法、     

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分析

唯利论是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好利恶害。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展开是一个历史的辩证过程,他认为随着时代由“上古”到“当今”的转变,“人民众而财货寡”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唯利”的本性恶变为“为恶”的现实。于是韩非顺理成章地得出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结论:要统驭这一人欲横流的“大争之世”,必须法、术、势三管齐下。     

略论韩非"自为"人性论和"利害"杠杆化的政治运用

人性论是韩非整个社会政治理论的基础,"自为"人性论则是韩非区别干传统人性论的主要特色.其理论具有两面性:一是深刻揭示了人"利己"的本性及"利"、"害"社会关系中的"杠杆"作用,为中央集权政治和帝王权术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从"自为"人性论开发出"非道德"的"法治"思想与"非人治"的"势治"主张,这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韩非“人治”思想初探

法家学派杰出代表人物韩非,战国时期韩国人,生活在全国大统一的前夜。他师承其师荀子内“法”的一面,将法、术、势三者融为一炉,形成中国历史上系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以法治国”是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的口号,是其“法治”思想的集中表现,但他也十分重视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及现实意义

韩非子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之大成 ,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整套法治理论。他的法治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 ,对我国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更替的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韩非政治思想略论

<正> 对于韩非的政治思想,在学术界历来评价过高,已不无美化之嫌。本文准备就几个问题,略作浅论,意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在地主阶级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研究者一般认为: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纠正了申不害只讲术不重视法,商鞅只讲法不讲术,慎到只讲势不讲法的弊病,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     

权威管理、制度规范与权术约束——韩非子传统管理思想研究

韩非是我国先秦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他构建了一套以政治权威、制度规范和权术约束为主的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将“法、术、势”三种管理方式融合起来,形成了高效的社会行政管理机构,为先秦政局的统一,起到了现实的指导作用。文章的研究便是对其权威管理思想的梳理与剖析。这种传统的权威管理思想在今天的某些社会组织中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韩非“法势术”的哲学逻辑结构

韩非子哲学思想的精义在于提出了法、势、术相互统合、相互作用、集为一体的法治思想。根据“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剖析法、势、术这个韩非哲学的核心范畴,即从“法的性能结构系统”（纵向结构）、“法的功能运作系统”（横向结构）进行解析,可以清晰地展示韩非哲学三个基本范畴间的内部关系和深层意蕴,从而认识韩非哲学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导向。     

韩非廉政思想初探

韩非廉政思想初探张子侠先秦诸子在批判现实政治、探索治国安邦之术的过程中，大都涉及廉政建设问题。在这方面，韩非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生当战国乱世，当时的韩国政治腐败，国势日削。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著书立说，提出了一套以法、术、势为...     

略论北宋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利弊得失

<正> (一)北宋立国之初,太祖太宗时期推行的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初步奠定了北宗一朝的基本国策和政治制度。对于宋初过分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具体做法,自50年代以来史学界就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一改革置于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深入透视北宋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的真谛之所在,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前提下着重分析其给北宋社会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 为全面了解北宋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利弊得失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一般情况。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点。这种制度最初是在韩非的“事在四方,要在中     

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一)引言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不限於本文所提出的这几个方面。像“法”、“术”、“势”的学说也是韩非“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此外,韩非的思想与早期法家的关系也未涉及。这些问题要另作专题说明。本文所提出的这四个问题,都是为了阐明韩非如何从社会关系、从考核名实、从历史发展以及从世界的总规律(道)各方面根据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对於一切具有保守或“改良”倾向的先秦各学派展开思想斗争的。韩非的“法治”观点实质上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标志。韩非的“法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和一切反对“法治”思想的各派学说的思想斗争这一方面,它极少讲到“法治”的一些具体措施。正因为这一理由,韩非在中国哲学史中就不止作为一个法律或政治家的身分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分出现的。     

韩非“势治”新论

“势”及“势治”因为涉及君主权势,往往与君主的个人性挂钩。但事实上,韩非包括“势治”在内的政治学建构,旨在塑造某种政治权威。在权威的效力影响下,臣民自发地趋向于“富国强兵”的共同体目标。权威并非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权威的效力指向的也并非君主之私利,由此,“势治”呈现出公共性和客观性。此外,“处势”的主体乃是平常的“中主”,这就排除了君主个人性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将治理的关键归结于制度,这体现了先秦黄老和法家的制度治理精神。对韩非“势治”的整体性分析,有助于重新审视韩非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其法哲学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论商鞅、韩非的经济思想

从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到秦王政完成统一六国的历史任务,这一百三十余年期间,是中国由分裂、分权走向统一、集权的时代,也是秦国逐步实现统一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时代,作为法家的政治家商鞅,作为法家的理论家韩非,都是适应这个时代需要而诞生的杰出人物。无疑,他们的目光是瞄准着当时的政治斗争,他们集中注意力思考的是政治理论。但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脱离经济的政治,因此,商鞅、韩非在论述当时的政治斗争时,不能不涉及与他的政治观相适应的经济思想。因为仅仅是“涉及”,所以,商鞅、韩非的经济思想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其实,这是探讨秦王朝的兴亡和法家思想的内涵的新径。     

法家势思想的发展逻辑与梁启超学术公案再判

尚贤与重势是先秦时期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慎子“势位屈贤”的思想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否定了尚贤路线,开创了重势的政治道路和以“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韩非继承了慎子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理—势”的认识论、“缘理而用势”的方法论、“任势治国”的实践论,完成了由“势”而“治”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韩非得以在国家治理层面将“贤”重新纳入重势主义的范畴之中,让“贤”服务于国家善治所需“人设之势”的创建,并最终通过“法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势”与“贤”的统一。法家势思想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势”与“贤”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是破解梁启超学术公案的关键。这一学术公案的产生与梁启超对《韩非子·难势》篇中“应慎子曰”思想归属的判定并无必然关系,而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是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值得今天进一步思考。     

传统文化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两个问题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它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风俗、习惯等几乎所有的角落。一、传统文化与中央权威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理论上强调最力者莫过于中央集权与大一统的思想，儒家三纲五常中的第一纲便是“君为臣纲”。自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为汉武帝认可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将儒家宗师孔子尊为圣人，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儒家思想可以为他们倡导中央集权，强化封建专制统治服务。从政治民主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与封建大一统思想固然是现代人批判的对象。但是，如果把这种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也…     

略论韩非的朴素唯物论和辯证法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杰出代表,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理论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他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成就,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坚持了当时先进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此,探讨一下韩非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这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评价韩非的思想,而且对于进一步认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关系,更好地吸取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是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