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经济理性与农村政策的选择

农民"非理性行为"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将农民行为看成"非理性"的原因,或者是将理性行为的目标设定为利润最大化,或者是对农民所面临的特殊约束条件缺乏了解.所谓的中国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农民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村政策应当努力解除农民所面临的制度约束,避免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     

当代中国经验下的家庭制度主义分析——兼论贝克尔"家庭论"

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是经济社会学的两种重要理论视角.在关于家庭行为的分析中,贝克尔坚持以效用最大化、偏好稳定、市场均衡等基本假设为基础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运用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家庭内个体理性选择行为.然而,在制度主义理论看来,贝克尔的理性选择分析忽视了宏大的外在制度性因素以及理性来源的社会性建构,不能有效说明家庭行为.因此,应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立场出发,基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提出家庭制度主义分析下的另一种景象.其中,国家、市场、文化、社会观念等制度共同影响和塑造了家庭行为.     

论市场经济理性

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 ,市场经济理性可分为两大部分 :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包括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伦理理性。个体的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得以繁荣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 ,而文化伦理理性是促使市场经济机制形成和完善及维持市场公平和公正运作的重要因素。社会理性从社会普遍的整体利益出发 ,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建立健康、完善的市场机制。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社会理性为市场的良性运作制定各种市场竞争规范。其二 ,社会理性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合理使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     

论经济人的理性冲突及行为目标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们具有完全理性能力,但现实中行为人的决策理性程度.经常处于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两种情境的转换之中.从研究范式和最终行为目标两个视角来看,完全理性情境下人们遵循最优化原则追求决策收益的最大化;而有限理性情境下则遵循决策收益和过程的满意原则.基于经济人的行为心理及认知能力来分析,追求主观幸福感最大化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最终唯一目标.建立于行为经济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近代公司发展中"社会理性"不足问题探讨

承认个人逐利行为的正当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约束个人使其不侵犯他人利益则是经济发展的保证,两者的统一即"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中国近代公司发展的过程,也是"个体理性"张扬的过程.但由于公司发展中存在广泛的损人利己行为,"社会理性"并未得到同步发扬.究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凌驾于资本权力之上,政治特权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手段,从而通过掠夺谋利的行为大行其道.中国近代公司的发展实践表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体制改革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长期增长是不可能维持的.     

农村留守家庭离散问题的形成与治理——基于“四化”同步的视角

我国农村劳动力"家庭分散化"和"性别差序化"的流动,使得农村出现了留守家庭离散问题。透过"四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同步的视角,运用共生理论深入分析发现,在"四化"发展不同步衍生出的宏观结构框架影响和制约下,农民为了追求家庭利益最大化,做出部分外出务工、部分留守的决策,从而导致农村出现留守家庭离散问题。因此,通过推动"四化"同步发展去改变工农间、城乡间的二元结构,促使农民在理性决策下作出新的行为选择,去改变家庭离散现状,实现家庭团聚的愿景,进而反过来维系和深化"四化"同步的局面,是有效治理这一问题的路径选择。     

政府公共风险管理效用目标探索

政府进行公共风险管理的目标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政府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目标的过程中会受到政府风险管理资源不足的条件约束.因此,必须考虑如何突破政府公共风险管理资源不足的约束,利用市场组织及个体资源参与公共风险管理,与政府资源共同协作突破公共风险管理资源约束,尽可能实现公共风险管理目标.     

中国早期理性选择论

作为中国早期理性主义、合理主义一部分的理性选择论，包括了一些彼此相关的论题和论域，如什么是值得人做的和人能够做什么，什么是人的行为的驱动力，什么是人实现自我选择和目标的最佳方式，人的行为结果如何被优化乃至最大化，人的理性是否能够使人的选择和行为愿其所愿、得其所得，对这些论题的思考和提出的主张，在东周不同学派中有着复杂多样的表达。正如个体和社会的理性选择行为及其概念化过程伴随着人类整体文明的适应和演进那样，古代中国文明的适应和演进也是在个体和社会的理性选择行为及其概念化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     

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晚清至"五四"新文学重塑"中国形象"之演化

晚清至"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现代中国人对建构与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新的民族国家的激情、想象、企盼和忧思,传达出近代中国在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与"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思想文化诉求.特别是"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历程,既不像晚清那样热情冲动,也不像民国初期那样忧伤哀婉,而是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中,获得对如何重塑"中国形象"现代性意义的建构.     

聚焦中国入世：中国农业是否具有抗冲击能力

作为一个有九亿农民的农业大国,面对入世,对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民来说。份量到底有多重?对他们的生存意味着什么?     

质朴、可怖、善良、狡诈--评刘恒的《农民系列》小说

刘恒的《农民系列》小说 ,反映的是中国农民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翻耕细作的情景 ,作者用下地狱般的激情去描摹农民人生的惨烈与残酷、恐惧和幻灭 ,[1] (p114 ) 揭示并弥漫了生命的悲剧、人生的悲哀 ,讴歌了农民在困境的逼视中表现出的忍耐、克制和反抗 ,对生命的呐喊、对生活的渴望 ,从而诱发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 ,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国农民的人生作出深刻的反思。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风险与对策

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如农耕地被改变性质风险、农民失地风险、农业龙头企业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和社会安全风险等.防范风险应当采取如下对策,即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创造良好的条件;着力解决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有法不依问题;切实保护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利益;建立良好的土地流转民意诉求与反馈机制;加强农村土地文化建设.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结构和状况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广受关注,但是作为研究这类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如何测量农民工城市融合则少有学者研究.本文在回顾农民工城市融合测量方法的基础上,设计了农民工城市融合问卷,并以在南京务工的农民工为样本,就其城市融合的结构和状况进行了研究.统计分析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合包含四个维度,本文将其分别命名为经济融合、心理融合、文化融合和身份融合;农民工城市融合程度总体较低,其中,经济融合和文化融合程度很低,而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相对较高.     

农民负担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民负担可以理解为一个政治过程。通过对国家、基层组织、农户等经济主体各自的利益取向、权利结构以及相互力量之间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责任与利益激励使得基层组织有着增加农民负担的冲动,机会主义心态和反对成本高昂等原因又使得农民无法有效抵制负担。利用博弈模型可以检验和演示农民负担增加的制度性根源。体制变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三次农民浪潮

在20世纪前20年,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似乎处于被社会改革遗忘的角落。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并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之后,中国农民大致经历了作为主力军的革命浪潮(30-40年代)、作为落后生产者的被改造浪潮(50 年代)和作为“二元经济”束缚者的解困浪潮(80年代至今)。这三次农民浪潮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中国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益逐步得到了尊重与维护。     

瞿秋白农民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

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由于自身的特殊经历和身世,使得他较早地开始关注农民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观点和主张,形成了内涵比较丰富的农民观。对瞿秋白农民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不仅有利于加深对瞿秋白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历史地位的认识,而且也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历程艰辛程度的了解和把握。     

公正视野中的中国农民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中国农民阶层在公正对待方面如机会平等、按贡献分配及社会调剂等方面却往往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地。中国农民在公正对待问题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农民的自致性取向往往会陷入复杂的困境;地位分化程度甚于职业分化程度;弱势地位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深。解决中国农民公正对待问题的基本路径在于:确立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在政策及社会层面上使农民得到基本的公正对待;建立农村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减轻农民负担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中共已经深刻认识到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为了巩固与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减租减息、减轻封建剥削,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精兵简政与部队生产相结合,财政上建立严格的制度,加强对各级财政的监督与管理等,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为农民减负是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后,直至现在政府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毛泽东对土地斗争中团结中农的杰出贡献

中农问题是我党在土地斗争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了团结中农的重要性,在土地斗争实践中对中农阶级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明确了中农的阶级属性,区分了富农与富裕中农,提出了团结中农的两个基本条件和完整的团结中农政策,为团结中农作出了杰出贡献.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

抗日战争时期 ,华北根据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参与。根据地农村政权结构、社会组织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农民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政治参与对农民自身和中共的革命目标而言 ,均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