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俗赋与其他文体的互为接受

各种文学形式之间的互相影响与互为接受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之一,无论是在同一时期,还是经历了朝更代迭的不同时期,各体文学作品都在题材、语言、风格、审美趣味等方面互为接受与影响。前人曾指出“赋兼众体”,近人亦言“赋”介于诗、文之间。俗赋源自民间,肇始于先秦,明显受到当时民间“谐隐”风俗和“客主问答”通俗文艺形式的影响。汉代民间乐府与俗赋之间的互为接受就更为多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俳谐文俗赋化颇为流行。     

《薑齐文集》遗文《惜馀鬓赋》考释--为纪念王夫之逝世二百七十周年作

《船山遗书》中关于集部作品有散文,赋,诗,词,曲五部分。散文各体收入文集十卷中,其中韵文占了半数,而赋在韵文中又占了十分之八九。可以说《文集》除古近体诗外,是散文、韵文的合编。《七十自定稿·自叙》说:“‘诗言志’。又曰:‘诗以道性情’。赋亦诗之一也”。     

试论赋的源流及演变

诗词歌赋,是我国古代韵文的总称。而赋又别于诗词歌,独与文相近。赋同诗词歌一样,是我国文学的瑰宝之一。本文拟就赋之发生发展的历史探讨一下赋的某些特点,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份文学遗产的重视。(一)赋,最早见于《诗·大雅·燕民》:“明命使赋”,“赋政于外”。《传注》:“赋,布也。”《笺注》:“赋使群臣施布之也。”国王命臣将政令施布于民,也即铺     

汉赋渊源论

我想,研究汉赋的起源,首先对汉赋应该有个粗略了解,这对于“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可以说是题中之义。汉赋,顾名思义,就是汉代的赋,有如说“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以其所处时代取名的。赋是一种综合性文体,它既有诗的严整、韵律,又有散文的叙事描写的某些特点,人们通常说它亦诗亦文,半诗半文,是文学的两栖类。我以为赋这种特殊的文体,更接近散文,可视为中国古代带诗的散文。这种文体产生于战国末期,到了汉代繁荣发达起来,蔚为文坛主流达四百余年。其间递嬗演变,形体风格各具面貌,初起则多为骚体(如贾谊的《吊屈原     

试析刘勰论赋的几个观点

赋为非诗非文、似诗似文的一个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样式，自先秦产生以后，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日益发展而兴盛一时。在此期间，虽然有不少人，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曹丕等，对赋发表过种种的看法和见解，但多是较为零碎、片断的议论。真正对赋体文学开始进行专门研究，并在理论上作出较为全面、系统阐述的，则是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诠赋》篇，集中探讨了赋体文学。另外，他在其他篇中，如《群骚》、《时序》、《夸饰》、《才略》等，也涉及了赋的问题。这些构成了刘勰颇为完整的赋论体系。刘勰在《文心雕…     

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新局——从整理“文话”谈起

中华文化垂五千年,其文学作品可谓洋洋大观;■世所罕有,文学理论往往伴随着文学创作而产生,自从魏晋南北朝,用“文”“笔”两分法,将作品加以概括后,则“文”即韵文,“笔”即散文,介乎韵散之间的曰“骈文”。于是韵文、散文,骈文构成了中国文学体裁分类的三种基型,历千百年不稍变。 从事文学理论的学者,就沿着这三种基型分道扬镳,于是在韵文理论方面,继钟嵘《诗品》之后而有诗话、词话;在散文理论方面,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而有文话,在骈文理论方面,继萧统《昭明文选》之后而有评点、选本和四六话;研究辞赋理论的有赋话;小说、戏曲是后起的异军,从事评论的又有小说     

诗意栖居与对诗词歌赋的文类观照

赋是主要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的特殊文体,它也少量地存在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和越南诸国的文学之中。就文体习得的有效性而言,赋乃是掌握诗词歌赋等韵文之文类问题的关键。然而,独在中国文学创作场中一枝独秀的赋却是西方文学中的缺类,也是大多数东方各国文学中的缺类。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层面上审视赋这一中国文学的独特的文体,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在比较的视域中对诗词歌赋进行通盘考察,不仅有益于阐释中国文学的文类特征,并且有益于发挥中国的固有文学理论对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理论的能动作用。     

宣物莫大于言 存形莫善于画——“语－图”互文语境中的洛神形象

文学（语词）与绘画（图像）是把握古代文化中洛神形象塑造的两个基本维度。文学中的洛神形象从远古神话和各种民间传说中走来，并且经过了历代文人的阐释、演绎甚至赋意，“赋自诗出”与“诗自赋出”反映出文学洛神形象塑造的基本取向。洛神形象还常常体现在绘画、插图等艺术世界中，“辞所不到，图绘之”成为图像洛神的价值追求。而实现“索象于图，索理于书”、“两美合并，二妙兼全”式的“语－图”互文并最终走向“语－图”弥合，才是洛神形象的最完美展现。     

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

中国传统诗歌至汉代为一大转关，成为八代诗史的开端，由此衍发构成了与唐诗直接沟连的艺术系统。特别是在文体方面，五言诗的盛行与赋体的确立，更显示了汉代文学形式的划时代特征。就五言诗而言，“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脑也”（钟峰《诗品序》）；赋体则最初由诗六义中作为创作方法的“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含义与楚辞的特殊形制结合而成。然而，在汉代之前，不仅五言诗“其体未备”，“逮汉……始以成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而且赋体也是虽“兴楚”而实“盛汉…     

汉代颂赞铭箴与赋同体异用

汉代是赋文学的时代,但汉代的赋又并不都是以赋名篇的。诸如颂、赞、铭、箴,因其较注重句式的整饰和用韵、换韵,不独可与赋同入韵文的范畴,而且大多数篇章文辞繁富,重在铺陈,与赋实为同体异用,这是汉文学研究中应予注意的问题。兹分别论列之。一、颂颂是诗三百中的庙堂诗歌。“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大序》)所谓以成功告敬神明,其实     

“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赋、比、兴起源于《周易》

<正> 《诗经》是大家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关于《诗》之三义的“赋”、“比”、“兴”,虽一向歧解甚多,但视三者为三种写作方法的观点,却为古今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并进而认为《诗》是“赋”“比”“兴”的源头。如元人杨载有言:“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并说,此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其实,并不然,就以比《诗经》成书为早的《周易》而言(其与《诗经》的部分作品,可有年代上的交叉),其卦爻辞歌诗中,就可以找出完整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视野中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大都是从赋与诗的关系入手来谈对赋的认识和界定问题,但在具体论述赋与诗的关系上又各持己见。或从“不歌而诵”的角度认识赋;或从赋为诗之“六义”之一的角度来论赋;或从赋为有韵文的角度来论赋。但很少把赋与诗之讽谏作用联系起来,表现出与一些大陆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这种角度有利于对赋体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为我们的赋学研究打开另一面窗口。     

中国诗歌押韵的起源

本文认为，诗与散文同时诞生，但韵文的出现却远远后于散文。虽然商代已出现同字（音）相协的“前押韵”形式，但同韵相协这种真正的押韵形式乃萌芽于商周之际，而成熟于西周中晚期，与叠音构词、双声叠韵构词等其他声韵复叠形式大致同时发生。至此，汉语诗歌完成了从原始艺术向早期古典艺术的转变，中国第一种古典诗体——四言体也就成熟于此时。这是文学本体意识觉醒的开始，也是真正文学创作萌芽的标志，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韵文“成熟度”的认识，反过来为鉴别上古诗文真伪以及铜器铭文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另一种标准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小说革新的贡献──梁启超与晚清“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是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的领袖，又是晚清杰出的文学大家，他在文学上致力于文学革新，倡导文学革新运动，为中国文学逐渐摆脱封建文学的羁绊，促使中国文学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是在诗、文、小说（当时文人将戏曲归之于小说范畴）等领域全方位进行的。梁启超称之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就成绩和影响而言，“小说界革命”最为突出，它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走向，扭转了中国小说从乾隆以后走向低谷的不景气而走向繁荣，走向近代化，也为“五四”新小说的…     

试探《离骚》的特殊句法

《离骚》是天下的奇文。它围绕“上下求索”、“留楚求合”这条主线,循环往复、回肠荡气,一唱三叹。这是它结构形式上的特殊,一奇也。句法上也有其特殊,它在先秦散文和韵文句法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造,突破了先秦散文的散而趋向于求韵律,突破了“诗三百”的整而趋向于求活跃,在词语组织的次序上富于变化,使它奇外有奇。下文试探其特殊的句法,以就教于通家。     

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

<正> 赋作为在先秦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而这一时期的荀子和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奠基者,所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赋到了汉代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样式,后人便把它同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汉赋”。而作为汉赋典型的则是那些专门以帝王贵族宫苑和田猎游宴为描写对象的所谓“汉     

《辞赋文体研究》简介

《辞赋文体研究》（郭建勋著）200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辞赋文体纷繁复杂,极具兼综性与边缘性,这种特殊品性,使其在中国古代文体尤其韵文文体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书旨在对辞赋文体形式和表现特征进行全面的厘清与总结。其中第一、二章分别探讨了骚体赋、诗体赋、文体赋、“七”体、律赋和宋代新文赋的形成和文体特征,属于辞赋的分体研究;第三章论述大赋与小赋的区别、各自的形式特点及其兴衰流变,着眼于对“大赋”与“小赋”这两个重要范畴的清理和辨析;     

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对象与分期

所谓赋学批评，主要包括有关赋的理论表述，同时也包括赋的创作实践所呈现出的审美流向。对二者进行系统的描述与阐释，是赋学批评史的任务。 与诗相比，赋是一种产生晚而成熟早的文体，它“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兴起于战国，大盛于两汉，并成为一代之文学，至魏晋南北朝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时人的心目中，其地位甚至要高于诗。表现在辞赋创作上，因作赋而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者，更是不乏其例。因而，这一时期，探讨赋的产生源流、总结赋的创作经验、梳理赋的发展演变、确立赋的价值地位以及分析赋的声韵、对偶、用典、造句等…     

教学教成了“半拉子”

古来文史不分家,从来是“亦文亦史”。到后来文史分了,学史的不知文,学文者不知史,主要在解放后特别明显。1955年我来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时,大学分设中文、历史两系,我入历史系,令授“中国史学史”课。我对史有偏好,亦粗知文,然而教出来的学生形成偏枯。毕业后,学生留校任教者能写洋洋大篇的史学论文,而于诗与韵文则从不涉笔,几于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