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援助与民主发展：美国的选举援助对印度尼西亚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在印尼民主化进程中,美国为其提供了各种形式的选举援助：支持有关选举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支持强化选举管理和选举监督机构的能力;开展和支持印尼的选民教育活动,以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组织开展了选举监督活动,推动印尼重要选举的顺利进行;为印尼政党发展提供支持,促其成为真正民主的政党。美国的选举援助,有助于提高印尼选举的可靠性和可信度,提高以民主方式产生的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有助于培育印尼民众和精英的民主精神和民主素养,提高民众对选举以及民主制度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印尼民主政治发展,有助于印尼实现民主的巩固。     

“发展援助危害论”及其评析

国际社会对发展援助的作用和效果一直存在争论,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战后巨额发展援助并未能帮助受援国从根本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却给受援国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以彼得·鲍尔、丹比萨·莫约、安格斯·迪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发展援助失败论"和"发展援助危害论"的观点,认为发展援助损害受援方政府治理能力、滋生并助长受援方政府腐败问题、抑制受援方吸引投资进而减缓经济增长,并建议国际社会应该以渐进但坚决的方式取消发展援助,改之以发展国际贸易、加大直接投资、利用国际资本等途径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上述观点揭示了发展援助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的部分原因,并阐释了发展援助对受援国的负面影响,但在发展援助短期内无法全面停止的现实情况下,创新援助方式、改善援助效果、提升援助效率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迫切议题。     

全国民主基金会与美国民主援助

成立于里根政府时期的全国民主基金会属于冷战的产物,它虽然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旗号,但其经费来源主要是美国国会拨款。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期,这个组织都是美国对外'民主援助'的主要机构。全国民主基金会主要通过四大核心机构在海外从事推进其所谓的民主活动,即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国际共和党研究所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学会。另外,它也资助所谓'极权国家'或'半极权国家'内部推动民主化的非政府组织。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民主援助'活动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海外全面推进美国式民主是其主要目标;在非政府组织外衣的掩护下,它经常赤裸裸地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同时,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它也紧密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外交和安全战略     

奥巴马政府对缅甸援助政策析评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缅甸实行"务实接触"外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同缅甸加强联系和接触,推动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在此过程中,援助是美国使用的重要政策性手段之一。美国一方面向缅甸提供民主援助,通过选举援助、政党援助、培育公民社会等方式直接介入缅甸的政治、社会变革;一方面提供各种专项经济援助和投资,帮助缅甸发展经济,为政治改革的继续提供动力。然而,扩大对缅援助并不意味着放弃制裁,在未来可预期的一段时期内,援助和制裁交替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将是美国影响缅甸政治走向的重要手段。     

冷战后美国私人基金会对中东欧国家的民主援助解析

冷战结束后,美国私人基金会对中东欧国家的援助呈突发性增长,并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培育公民价值和倡导公民参与为目标,以为非政府组织提供培训、项目和资金等支持方式的民主援助路径。美国私人基金会对中东欧国家实施民主援助既离不开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的现实支持,也离不开全球化全面快速推进所提供的机遇。它们行动的理论依据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民主的基石。它们的民主援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美国推行民主输出战略和推动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发展,但却不是使该地区民主得以巩固的关键因素。     

新理念、新模式:中国参与国际发展的贡献

国际发展实践的新变化,尤其是中国等新兴援助大国扮演的新角色,正在对传统国际发展思维与模式产生冲击和挑战。在国际发展主体上,发展中国家是落实发展政策与实践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发展援助的对象;在国际发展进程上,民生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民主次之;在国际发展路径上,发展中国家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找到发展的最佳通道,西方道路不是万灵药;在国际发展机制上,现成的援助体制有诸多弊端,新兴发展援助国的新鲜经验和成功故事对国际发展富有启发。总之,当今国际发展理念与政策的变革势在必行。中国在发展援助领域的新角色、新实践为国际发展增添了新理念、新活力,带来了新图景、新希望。     

中国对非援助的实践经验与面临的挑战

文章通过对中国对外援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沿革的回顾,说明中国对非援助的发展脉络与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历史沿革紧密相连,援外实践也在过去5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展干预为特点的支持性援助体系,为有效帮助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的模式。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发展援助方式的变化,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形式、援外管理体系以及与西方社会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合作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奥斯陆协议》后的巴勒斯坦国际援助及其后果

1993年巴以签订《奥斯陆协议》后,西方国家、联合国机构与一些阿拉伯国家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了大量援助,伊朗、卡塔尔等国则是哈马斯的主要援助者。西方国家援助巴勒斯坦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援助、推动巴以和平进程、促进巴勒斯坦社会经济发展及谋取其自身利益。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援助既有民族同胞情谊与穆斯林兄弟之情,也有扩大自身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言权的一面。国际援助为巴勒斯坦提供了必要的发展资金,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困境,却又加剧了巴勒斯坦的对外依赖性及内部的腐败与分裂,尤其是为哈马斯生存乃至壮大提供了重要经济基础,这些都表现出国际援助的复杂性及后果的多样性。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转向与效应评价

通过对国际发展援助和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沿革进行梳理,可见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发展脉络和国际发展援助的历史沿革紧密相连,中国也逐步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展干预为特点的支持性援助体系,为有效援助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路径。文章采用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项目数据和2016年非洲晴雨表对于中国对非洲影响力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非洲公众对于中国援助的效果评价。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在对非援助中不应盲目扩大援助规模,应该考虑优化援助的效果,特别是将援助用于与非洲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用最少的开支取得更大的成效,从而真正推动受援方民生改善,提高非洲的自主发展能力。      

“欧盟对外援助”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综述

本文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研究"为线索,重点对欧盟对外援助研究作横向归纳和评析,同时,就对外援助研究领域内的著名学者斯多克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纵向评析。本文用三种研究取向、两种研究层次、三种研究路径以及援助领域研究的进展来框定目前国际政治学对于发展援助理论的研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