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代考古墓葬出土礼器看列鼎制度

从周代考古墓葬出土青铜鼎,大致可看出列鼎制度形成发展之脉络。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为列鼎制度萌芽阶段,此时同级贵族列鼎多寡不一,尚未形成定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为列鼎制度的正式形成与规范阶段,部分墓葬列鼎数和文献上所记载的＂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的情况相吻合;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为列鼎制度的普遍僭越阶段,此期列鼎制出现了遵守与僭越并存的现象,而这正是这一时期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激烈斗争的真实写照。     

由清华简《系年》看西周帝籍礼之兴废

新公布清华简《系年》首章有对西周兴衰过程的俯瞰性描述。其中,"作帝籍"和"弃帝籍"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就周兴而言,"作帝籍"是武王能够克商的重要手段;就周衰而言,"弃帝籍"则是周宣王败师千亩的直接原因。通过对帝籍礼沿革的详细考证,可以判定这一记载具有一定真实性。可以说,武王"作帝籍"在克商的过程中,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宣王因"弃帝籍"而导致千亩之战的失败,则与后人之附会有关。     

西周趋向动词的类型学考察?

文章以周原甲骨、西周金文和《诗经》的趋向动词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穷尽性的分析统计。周原甲骨和西周金文中的趋向动词与《诗经》趋向动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相同的,当时民族共同语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同时,《诗经》趋向动词的语法功能明显比周原甲骨和西周金文趋向动词更为丰富且灵活。《诗经》语言反映的是周代民族共同语,其深受商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周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则是周民族语言的典型代表。西周趋向动词可与其它动词构成连动式,能带宾语,但不带宾语的情况更为常见。趋向连动式仍以趋向动词位于其它动词之前为主,位于其它动词之后的仅一见。     

夏代是中国国家的起源

中国古代传统说法,把夏、商、周称为三代,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已显示有国家的意义。夏代起于何时?其说不一。中国历史年代,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八四一年,才是正确纪年的开始,以前的年代不甚确切。那么,夏代年代究应如何断限呢?根据史记夏本纪注引《竹书纪年》说夏“有王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三统历》说夏是四百三十二年,商灭夏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六十二年,当由此上推,得出夏的年代断限。则夏代应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时间约五百年左右,距今约四千多年。解放后出土的偃师二里头文化,洛阳王湾出土的文物,根据测定数据,在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论西周进入初期封建社会

要解决西周社会的性质问題,首先要谈谈殷周生产力的水平。殷周是青铜的全盛时代。殷代以前是否曾经使用过金属制造的器物,考古学上还沒有发现。但古代文献中不乏使用金属制器的传说。熟知的传说是《史记、封禅书》中:“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同书:“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     

周代阉宦制度论札

阉宦产生于西周,是历代史学家所共认的。《后汉书》、《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在记载有关宦官的制度时,都从西周写起,清世祖讲得更为明确:“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周始具其职。”然而,关于周代阉宦制度的具体形态,却无人论及。本文仅就几个问题试作论述,以此求教史学同仁。     

“岁鼎克(昏耳)夙有商”考释

<正> 1976年,在陕西省临溱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出土的西周铜器《利簋》,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为研究殷末周初的历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但是,对《利簋》铭文“岁鼎克(昏耳)夙有商”的考释,众口不一,互有出入。有人解释“岁鼎”为“戍晁”、“(昏耳)夙”为“陟侵”,纯属主观臆测,不需详辨。其余各说择其要者,分别讨论如下。“岁”,唐兰先生认为“岁从戊声,甲骨文常用戊或(冫戊)代表岁字,金文也用戊字代表越国的越。此处也应读作越,越夺音近。”吴孟复先生从此说,并作了补充:“岁”     

“三礼”雅乐的艺术构成

雅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决定了雅乐发展的节奏,雅乐体系的成熟标志着礼乐制度的成熟。“三礼”雅乐体系所对应的是礼乐制度的成熟形态,大概范围当是西周穆王以后至春秋时期。由于礼与诗、乐特殊的渊源关系,《诗》文本的形成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又和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同步,《诗》文本形成的历史正好与雅乐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相一致。《诗》、“雅乐”和“礼乐制度”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同源同构关系。“三礼”雅乐体系不是对雅乐发展动态过程的记录,而是对这种同源同构关系发展到稳定、成熟阶段的历史描述。     

《利簋》释文商榷

<正> 关于《利簋》,张政烺、于省吾,商承祚三先生皆有释文,各有所得,惟皆有未能犁然当心之处。谨陈管见,以就正于诸同志。张政烺先生释为: “珷(武王)征商,佳(唯)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有商。辛末,王才(右)(?)(师),易(锡)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方亶)公宝尊彝。”商承祚先生则以“朝岁”连读,以“鼎克”两字为句,“昏夙有商”四字为句。于省吾先生则以“岁鼎克闻”为一句。余与张先生同。谨按:首两句当如张、于两先生读。商先生以“岁”训“时”,并以与“朝”字连文,今按“朝岁”连文,古时似无此语例。     

大盂鼎新论

大盂鼎是最重要的西周青铜器之一,自清道光初年发现以来,累经学者讨论,与西周早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密切关系。鼎的出土地点有不同的记载,陈梦家先生《西周铜器断代》曾征引辑录,①大别之有岐山礼村、郿县礼村两说。近年岐山考古界同志对此有所辨正,庞怀靖先生指出郿县并无礼     

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述评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一个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27件有铭珍贵文物,分别名之为逨盘、逨鼎、逨盉、单叔鬲、单五父壶、叔五父匪、“天”盂。这批器物为西周晚期青铜器的谱系研究、断代研究提供了标准器,对西周积年及诸王在位年位的推断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映证了《史记》所载西周诸王世系的正确性,对研究单氏家族及中国的家谱发展史有重要意义。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伐纣天象与岁鼎五星聚

因为历史上缺少直接记载 ,武王克商之年是历史年代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而记述有关伐纣天象和历日的文献 ,多出于后人之手 ,时间跨度很大且互相矛盾。因此 ,要利用这些文献记载的天象考查克商的年代 ,必须去伪存真并设法把许多不同说法统一起来。作者认为 ,文献记载的武王克商时出现的五星会聚现象和新出土西周铜器利簋铭文记载的“岁鼎”(木星中天 ) ,对于讨论克商年代都很重要 ,应该予以重视。文章对文献记载的伐纣天象 ,五星聚 ,西周铜器月相纪日和“岁鼎”进行了讨论。     

从《诗经》的景物描写看西周社会生活

《诗经》三百,大约产生在周武王至周敬王时期,绵延六百年左右。就空间言,大致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地区。如果说,古希腊荷马史诗被西方人奉为圭臬,是现今人们认识西方社会上古文明史的窗户,那么,我国的《诗经》则是用诗的语言向人们提供了更为绚丽多彩的我国上古社会历史生活画卷。在这幅画卷上,我们可以寻觅到西周社会前期历史发展的踪迹。同别的史诗不同的是,西周“史诗”是通过大量景物描摹,再现周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各个时期生活状况。     

西周封国的政区性质

分封之制,发端很早.相传禹时已经置有万国.①至于商朝的封国,不但见诸古籍,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西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分封制度的.西周初期曾经进行了三次较大的分封,即子朝说的“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②以后陆续又有增封.西周一代封国究竟有多少?今已无从确指.《吕氏春秋·观世篇》号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看来为数一定众多.根据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物的铭文来看,西周分封,除了赏赐礼器、珍宝、奴隶、田亩以及专事征伐的弓矢之外,还要任命受封者去统治一个地方,这就是封国.封国疆域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论“三礼”中凸现的西周礼仪教育模式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享誉天下,早在西周时期便开始大规模礼仪建设。西周以礼为治国之本,形成淳朴的民风,百姓安居乐业。西周灭商后能迅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们大力推行的礼仪教育。《礼记》、《周礼》、《仪礼》等古代书籍中记录了西周礼仪教育的原貌,西周礼仪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方法灵活。时至今日,仍可为现代礼仪教育提供重要借鉴与启示。     

厉王在位年考——兼论西周诸王在位年数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鬲攸从鼎铭云:“唯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官(彳屖)大室”,此鼎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列为厉王时器,刘启益同志《微氏家族与西周铜器断代》一文(见《考古》1978年第5期),也认为此鼎是厉王时器。鼎铭中的“卅又一年”,刘启益同志释为“卅又二年”,这是因为“一年”二字在铭中是合文,有误释为     

《易经》成书年代新证

《易经》究竟成书于何时，是关系到正确认识、研先、评价《易经》的重要问题。本立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易经》最后成书当在春秋早期。文章着力于内证，在六十四卦中远出益卦、旅卦、鼎卦三个具有代变性的卦，作为考察对象，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别从《易经》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商业和日常生活用具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其结论是：益卦六四艾“为依迁国”是指西周末年郑国东迁之事；诱卦所触及的远地行商具备西周末年，尤其是春秋早期，远地行商刚刚起步、正待风行的时代特征；鼎卦中的鼎，究其形状和铸造方式，显然属于春秋早期，而它能作为一般的煮食之器出现在依神而存的《易经》里，更是春秋早期礼制遭到破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