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治”的法治基础及作用机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德并重"社会治理新模式,突出了德治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法治观形成。从国家视角看,法治和人治是相互对立而不能并存的两种社会治理模式。但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是可以和德治共生。通过道德规范约束人的内在良心,法律规范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共同服务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在法治国家,把德治建立于法治之上,通过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相互作用保障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达到霍布斯追求的人的"自我保全和更为满意的生活",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因此"法德并重"社会治理新模式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区别于西方的东方法治观。     

邓小平法治思想“五论”

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令人常学常新。通过学习、实践与思考,我们认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主要概括为以下“五论”。一“目的”论自古以来,怎样治理国家,是人治,还是法治,一直存在争议。在比较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分析人治危害的基础上,邓小平着力彻底解决人治与法治问题,并明确提出依靠法治治理国家的方针。1986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清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并强调：“要通过改革,处理…     

人治、法治与德治刍议

人治在国家治理中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并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但由于人治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故应当摒弃;法治在国家治理中虽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单靠法治国家是治理不好的;应当充分认识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法治和德治”并举的治国方略,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价值基础

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地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一个重大决策。改革开放２０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不仅从重人治不重法治的社会状况下...     

试论法治与人治

法治与人治都是治理国家的方式，而且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不是要完全摒弃人治，而是要肃清专制思想，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与道德素养，从而找到人治与法治的最佳契合点。     

治理国家既要靠民主更要靠法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将与人治思想和人治行为彻底决裂并致力于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研究我国治国方略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新形势下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性，对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增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作用。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求建国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探求治理国家的途径。依靠民主跳出“周期率”是毛泽东同志重要的治国思想。１９４５年７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参政会参…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之我见

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是中国未来的法治走向。中国社会正在由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这种变革应从摒弃人治、走向法治做起,从而实现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     

谈“人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实行人治还是实行法治这一问题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即使进入了当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经被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有些人仍云里雾里,不知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不能真正理解人治的基本内涵,甚至受外来势力的影响,盲目的抨击时政。简单的把人治理解为专制,甚至把法治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际上广泛意义上的人治存在于每一个阶级社会。人治和法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人治。第一个角度是具体历史领域的人治,具有特定的含义;     

对现实主义法学的反思

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制传统的国家，人治是中国制度文明的主旋律。法治的传统是人类制度史上的主要遗产，它造就了有序的社会。中国现在正处在法制现代化的时期，应回到传统中去，树立法治观念，使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由外部强制变成内心信念。     

走向法治

人治和法治是阶级社会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在社会历史总是朝进步方向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下，法治将成为社会统治方式的必然选择。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社会奉行的一直是人治的统治方式。在统治者眼里，“国谓诸侯之国，家调卿大夫之家”，国家即为家天下，家长制被视为一种当然。在那样的社会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等级制度森严，统治者奉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的愚民政策。尽管朝代盛衰，帝君迭更，这种方式却一直得到延续。人治社会的产生是当时社会生产力…     

对法治和人治讨论的认识

当前法学界在法治和人治的概念理解上是颇有出入的。如果对讨论命题的概念理解不一,讨论自难一致。我认为法治应是指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并反映其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而制定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来办事;人治应是指按照统治阶级的某一统治者个人意志来治理国家、来办事。目前,有的同志     

论“要人治,还是要法治”

(一)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我们今天的 讨论与历史上的争论本质上不是一回事 顾名思义,“法治”就是以法治国。什么是“人治”?古往今来说法不一。例如,人治是指重视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是指领导者不民主的工作风和思想作作风;是指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由人来作决定;是指执行法律的人;是指“清官之治”;是指对当权者的培养、选拔;是指重视道德、舆论、教育工作等等。我们不赞成这些解释,因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治理国家要不要人和需要怎样的人这类无须置疑的问题,而是指治理国家的“人”(主要是指统治阶级),以什么为依据、采取什么途径、达到什么目的来治理国家。国家都是人来治理,要     

"法治"、"德治"相统一治国方略新境界

人类社会的治国方略大体经历了"人治--法治"两个阶段,按照内在规律应该向着"法治和德治有机统一"的阶段发展.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及时提出"以德治国",是人类治国方略的新境界.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复兴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需要彻底完成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成法治国家。这是我国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顺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变化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伟大变革。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领域的革命,首先要锁定重点领域,加快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打造法治政府,以此撬动法治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革命。同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民主和法治实现国家治理的深刻革命,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和定型的必由之路。     

理论自觉与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尝试——读郭星华《法社会学教程》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的确立,中国开始了由一个传统人治国家向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艰难转变。在这场凤凰涅磐般的制度嬗变中,法律由于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而一举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控制手段,     

人治与法治的比较研究——论以法治国的重要意义(上)

在治理国家的方法上,是实行人治还是实行法治的问题,历来都是人们所极其关心的一个问题。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理论家对人治和法治问题都作过深入的探讨,提出许多有益的见解,但由于各自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因而不可能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指导下,对人治和法治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学术界批评指正。     

“四个全面”: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视野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仅具有阶级统治职能,还具有社会管理职能,而且政治统治职能都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可以说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的一般职能,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实现了国家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国家权力行使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变,但在此过程中,各个领域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新矛盾,给我们的国家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此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四个全面"的提出不仅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更有力地推动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视野。     

树立宪法至上权威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

法治与人治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人治社会强调权力大于法，法从于人，而在法治社会中强调法大于权，人从于法，所以当个人意志与法律相冲突时，谁服从谁，便成为法治与人治的主要区别之一。法治社会中，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法律至上应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对此，西方法学家进行了论证。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包……     

“法治”的含义应当准确——与张春生、阿喜两位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含义，必须正确处理法治与法律、法制，法治与专制、人治的相互关系，法治的基本内涵与标志是民主政治与法律权威；与专制相结合的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人治的形式之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将“法律全都转化为道德”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法治需要弘扬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