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天竺使之铭》词语释读辨析

本文对<大唐天竺使之铭>进行了全面研讨,并提出相关结论.首先,就碑铭的篆额书写风格,指出其对汉碑额篆书风格的继承和创新特色,并论证碑额"出"(之)应释为"之"字之不谬;其次,对碑铭正文文体指出其是唐骈体文,略述其形成的过程及特征;对碑铭的主题思想作了概括,指出有一定文学价值.最后,对碑铭某些词语释读予以辨析,这是本文重点所在.本文以照片为准,寻绎碑文,证诸典籍,多方论证,试图对时贤校释,进行清理,管见所及,试作新释.     

宗嘎唐代汉文摩崖碑铭补考——兼述吐蕃古道

1990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吉隆县距县城宗嘎之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一通额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碑铭.1994年《考古》第七期发表了文普队介绍此碑铭的文章(下称普文).笔者于1993年2月和1994年7月两度赴宗嘎对碑铭进行了详细的临摹记录,并拍摄了照片.兹试就碑铭及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考释和探讨,以求教于藏学界同仁.一、碑铭碑铭镌刻在一山咀修凿出的平整崖面上,其宽为81.5厘米,残高平均为51厘米.碑铭阴刻楷书24行,其中部分文字漫漶不清.又因其下端已损毁无存,原刻满行字数已不可估计.现每行残存6至11字不等,共计211字.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系篆刻阳文,清晰可读.依据笔者的临摹记录并参照所摄照片,碑铭与普文所刊布之文字基本相同,只是个别字略有差异.兹将碑铭录文如下,并补上普文所漏少量字.     

《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

１９９０年６月,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境内发现了一通额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碑铭。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首次为唐代王玄策使团出使印度,以及唐代中印交通中“吐蕃——泥婆罗道”的路线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材料。资料刊布之后[１],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此碑的内容及涉及到的若干重要问题作过认真的研究,发表过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意见。[２]     

邓恩铭(水族)

坐落在贵州省荔波县城向阳路21号的邓恩铭烈士故居,是一栋普通民居瓦房,门前左侧长着一棵枝繁叶茂、四季常青、盘根错节的伞状大榕树。1969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回顾党的一大情形时,曾以追念为党的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一大代表邓恩铭为榜样,来对全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化名黄伯云,1901年1月5日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城关一个普通的水族劳动者家庭。     

《三千书》新探

《〈三千书〉初探>》一文中认为<三千书>深受越南方面的影响,是越南字喃对地区性的方块壮字之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三千书>的使用者壮族布傣族群的前身是越南的王族,<三千书>现象反映了布傣族群深厚的帝王情结.     

墙盘铭文的书法艺术价值浅析

《墙盘》铭文堪称西周金文成熟时期的典型代表,其铭文文字较多,记载内容涵盖历史、政治、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从书法角度讲该铭文在笔法、结构、章法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鲜明特征,对后世书风影响深远.本文着眼于《墙盘》铭文的书法艺术价值,重点探讨该铭文的释文、笔画、结字、章法等.结合前人的...     

常惠对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贡献与台湾出版的“俗文学丛刊”

1918年春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发起了征集歌谣活动,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他草拟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拉开了中国俗文学和民俗学运动的帷幕,极大地吸引了正在该校学习的青年学生常惠.常惠(1894～1985),字维钧,笔名常悲、为君,北京人.曾在震旦大学、北京法文学堂、北京大学预科和法文系学习,1924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兼任孔德学校法文教师.     

它有助于廓清历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大唐天竺使出铭》管见

<正>1990年6月，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与四川大学考古工作者组成的文物普查小分队在西藏吉隆县境内发现了一块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唐代初年摩崖石碑。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早期唐与吐蕃的关系、中印古代交通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这块石碑发现于吉隆县城以北约4.5公里外的阿瓦呷英山口，其北面为进入吉隆山地的古道入口，南面则可直通中尼边境重镇吉隆。石碑所在地海拔高度为4130米，是西藏境内现存海拔最高的一处碑刻。     

论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从印度和大唐引入了佛教.吐蕃时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使吐蕃与周边民族加强了文化交流,同时也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随着唐蕃甥舅关系的进一步稳固发展,吐蕃不仅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明,佛教的引进与佛经翻译也成为唐蕃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就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界交流和佛经翻译进行了概述和探讨.     

刘智改编的波斯文文献

一 刘智的<天方性理>以<本经>肇其端,他在<本经>的注释中提到了七种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文献,其中有四种为波斯苏菲古典著作,一种为阿拉伯文的神学著作,另外两种文献不详①.<本经>相当简短仅约1600字.刘智在书中提供了80处参考文献,平均每20字就有一处注释.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从人"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为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论民族概念的政治属性--从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看"民族"与"族群"

“民族”是一种多元、多维和多层的综合性的社会存在 ,因此 ,随着观察者的立场、视角和背景的不同可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定义。本文仅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使用“民族”和“族群”的情况 ,从考察欧洲法律文书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入手 ,探讨“民族”的政治属性 ,并以此展示近几年在国内广为流行的“族群”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充分认识“民族”的政治属性 ,将有助于我们消除在对待“民族”概念上的一些误解 ,有助于提高对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性认识 ,在实践上有利于各民族在国家层次上的整合     

从庄子"小大之辨"论达到逍遥游的前提

“逍遥游”是庄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大多庄学研究者过多关注“逍遥游”具有自在逍遥方面的涵义,而忽视“逍遥游”境界具有层面上的差别和达到“逍遥游”的前提。本文在梳理前人对庄子“小大之辨”理解的基础上,指出“小大之辨”是达到逍遥游境界的前提。并且考察中国先秦典籍中“大”这一范畴的不同内涵,指出庄子诗学思想中的“大”与先秦其他各家不同,超越了伦理层面的道德意义而更具有审美层面的内涵,与处于西方文明源头的朗加纳斯的崇高范畴具有汇通意义。位于人类文明早期的朗加纳斯和庄子在各自文化的源头确立了崇高在社会及艺术创作中的地位,是对人的自由精神的一次提升,是对人超越现实要求的肯定。     

"鞑靼模式"与"车臣道路"的比较

鞑靼斯坦与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两个自治共和国 ,它们曾分别于 1 990年 8月和 1 990年 1 1月提出了主权要求 ,但是其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经过与俄联邦中央谈判 ,达成妥协 ,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形成了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新模式 ;而后者却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并升级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 ,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本文试图分析 :为何“主权之路”起点相近 ,其政治结果却截然不同 ?一、历史发展道路鞑靼与车臣都是在沙皇俄国的长期武力征服过程中被并入俄罗斯的。鞑靼人早于车臣人与沙皇俄国发生了联系。“鞑靼”这一族称最初泛…     

关于术语"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一词最早出现于１７世纪中叶的西方。此词除去政治学的含义,从字面上理解是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因为民族（ｎａｔｉｏｎ）用的是单数。实际上,在“民族国家”里除了建立国家的主体民族外,还居住着其他人数较少的民族。民族中...     

"华夏族"正义

鉴于史学界对“华夏族”这一概念使用的随意性 ,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华夏族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复合概念 ,不是指古代某一部族 ;华夏族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 ,至春秋战国时才开始用“华夏”作中国的代称 ,对远古的原始部族不能使用这个称谓 ;并分析了将仰韶文化创造者误认为“华夏族”的原因以及“华夏”的文化意义。     

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

自格林·考奇教授在其专著<发展人类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人类学"之概念伊始,种种对于发展概念之讨论与争辩从未停止.建诸于西方话语霸权视角下之应用人类学已然于困境中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获致"重生".然则,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性、衡一发展模式之强植、发展之经济理性最大化、传统与现代之二元分野皆于渐趋远离他者在地哲学之维下不断切割着学术与应用间之"互惠".本文,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少有关注之"幸福感"相关问题之探讨,由此,使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从"幸福感"之心理层面获致突破与惠与.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之种种探讨与辨析,并非为得获致广为认同之发展概念,其意旨在乎反思与关照他者眼光之种种可能性.幸福感之于发展人类学研究之介入亦非某种突兀之举,其早已存之,此文之种种思考起到明晰与彰显之作用.     

剑气箫心两依然——龚自珍的人生哲学

龚自珍是个"剑气"与"箫心"兼具的人.堂堂的"剑气"化作批判社会、变革天下的理想抱负和刚直不阿、奋勇前行的人生动力.但理想的破灭和人生道路的坎坷,又使他用哀怨的"箫心"抚慰自己的心灵创伤.     

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

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 ,对应中文的直译可理解为“族”或“族的” ,属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应用范畴。该词在英文中没有形成名词形式 ,在与group连用后形成了复合名词ethnicgroup形式。在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以后 ,ethnicgroup一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流行开来 ,用以分析这些国家基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要素基础上的“认同群体”。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ethnicgroup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 ,在引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 ,中文翻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和“族群”等 ,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但是 ,学界在研究和应用这一术语时 ,缺乏对ethnos及其派生的ethnic和ethnicgroup源流的关注。本文就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早期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 )的含义演变和应用情况做一梳理 ,并指出了这一术语的流行属于西方国家“族类政治化”裂变的产物及其表现出的“后现代”话语的特点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社会背景作一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