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政思想初探

“仁政”是孟子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他的政治理想。“民为本”是仁政学说的核心 ,制民之产、薄其税敛、以身行道、宽猛相济、与民同乐、选贤举能、礼治德教等不仅是仁政说的思想内涵 ,也是实施仁政理想的具体措施。孟子的仁政学说 ,对于今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道德建设 ,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功利论和道义论的对立及其超越

功利论和道义论都是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立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强调的是个人利益,认为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道义论强调的是整体利益,忽视、甚至扼杀个人利益和个性发展.由此,二者在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关系上是对立的,在工具性和目的性关系上也是时立的.功利原则把行为所获得的功利效果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道义原则把行为的道德根据归结为它本身的善及符合一定的准则和规范.因此,功利主义所提出的义务是实质性的;道义论所提出的义务是形式的.功利论是在工具或手段意义上来使用道德的;道义论是在目的意义上谈论道德的.因此,功利论提出的是相对的义务;道义论提出的则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义务.集体主义道德避免了功利论和道义论的片面性,实现了时功利论和道义论对立的超越.集体主义道德不同于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它不为利己主义行为作道德上的辩护和论证."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集体主义道德的核心.集体主义道德也不同于以"群体本位主义"为基础的道义论,因为后者是用虚假的集体来压抑、限制个人的自由和发展.集体主义道德实现了外在的功利价值和内在的精神价值的统一,功利原则和道义原则的统一,也体现了道德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统一.     

古代中国"王霸并用"观念及其近代形态

孟子秉持以德服人的仁政立场和王道政治,立场鲜明地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荀子则认为"王"、"霸"概念在政治理想与目标层面,并不存在根本差异,所不同者只在于前者表征一种纯粹的王道政治,后者体现现实倾向的政治治理.韩非子王霸论的核心,其实在于内政治理以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在列国兼并过程中求得一席之地,最终目标仍然在于王道.荀韩王霸并用的观念,在秦汉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仅长期获得认同,而且在近代亦为中体西用观念提供了理论资源.     

情感哲学视野中的“恻隐之心”——兼论孟子情论的全球性价值

当今欧美的"情感哲学"研究方兴未艾,从这种最新哲学视角出发来反观中国儒家哲学,特别是孟子的"四端"思想,可以获得"比较哲学"方面的诸多新启示。本文从五种情感的角度来阐发孟子哲学的"情理结构":一、"情感理性"的角度:究竟是"端",还是"心"?二、"动物情感"的角度:"四端之端"到底在哪里?三、"道德情感"的角度:"四端"顺序与"四心"程序。四、"积极情感"的角度:由"性善"推出的"情善"。五、"人类情感"的角度:孟子情论的全球价值何在?由此可见,孟子的关于"情"的思想,具有全球性的价值和意义,这意味着中国的智慧并不是地域性的智慧,而是可以跻身为世界性的智慧。从孟子"情论"出发的这种"情理结构"应是执两用中的:从现实出发上,那是"道始于情",从生存境界上,乃为"孔颜乐处",所谓"执两"(一始一终)而"用中"(度的把握),才是中国儒家得以全球化的"普世智慧"!     

"心性一体"与"心性二体"——早期儒学心性论发展路向研究

心性论思想是早期儒家思想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中心线索.从《尚书》《礼记》到《孟子》中的心性论中凸显的是道德的形而上本体论,强调的是人如何通过外在的道德实践来明心见性、尽性而知天.从《孔子家语》、郭店楚简到《荀子》的心性论思想则体现了早期儒家质朴自然的心性观,而人如何通过外在的学习和实践来教化引导自身的性情,就成为这一思想发展路线的特点.早期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往往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对于早期儒家思想的理解也不能完全偏于一极而忽略其他方面.     

人、人性与治国方略——儒法治国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主张德治仁政,法家奉行依法治国,表面上针锋相对,其实都与人性理论一脉相承。孟子的性善说为仁政提供了可能性,韩非的人性自私自利说论证了法治的必要性。其实,儒法乃至先秦政治哲学在人性之中寻找统治之方的做法透视了人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各执一端所导致的在各自领域道德和法律的僭越带有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具有借鉴、启迪和警示作用。     

读《孟子》札记

文章总结《孟子》在仁政、教育、修养等方面的思想内涵。     

孔子、孟子、荀子之“礼”论

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把尊礼看做"正名"的重要手段,并认为"礼"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孟子把"礼"与国家的存亡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主张尊礼时要善于权变;荀子认为"礼"对社会的意义是全方位的,礼是为政的大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同时主张礼法并用.他们三人"礼"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礼"关乎国家存亡,都主张用"礼"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思维路径不同,孟子在"礼"论中摆设了"仁政"的前提,而荀予以儒家为宗,同时吸收了法家的营养,以"礼"为纲,以法为纪,主张"礼"法皆用.荀子的思想也许更实用,孟子的思想则富于理想化.但不论怎样,实用的思想自然不会被抛弃,而理想化的思想也没有因为在当时无法实现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神权天皇制与象征天皇制间的"制度的断绝性与意识的连续性"——以法社会学、法文化论为视角

从法文化论以法社会学的视角,可以看到日本近代以来在从神权天皇制向象征天皇制的转换中,表现为"制度的断绝性与意识的连续性";而作为被创造的传统,神权天皇制本身存在两面性,即"近代性与前近代性"和"普遍性与固有性".     

欲望的克服如何可能?——先秦儒家的道德心理学诠释

欲望和道德的关系一直是先秦儒家哲学的一个中心议题。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他们都主张克服欲望的羁绊,塑造道德的人格。然而在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上,他们持有不同的立场。孟子主张通过"寡欲""养气""立志"的内在方式来实现对于欲望的克服和道德良知的发展;荀子则主张通过学习"礼法"的外在努力来充实"义",使之成为克服和疏导欲望和情感的道德力量。相比于孟子的内在方式而言,荀子的外在方式无疑更加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儒家道德理想。     

司马迁的义利观对“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启示

司马迁的"义利观",一是认为利是义的物质基础,强调物质利益活动的社会基础地位;二是认为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利诚乱之始",强调统治者应轻徭薄赋,清明廉政;三是认为致富要走正道,富者应多行仁义;四是鼓励并赞赏不计贫富、舍身为国、行侠仗义的行为。司马迁的"义利观"做到了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它对于我国当前提倡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载对孔子仁学的诠释——以“仁智”统一为中心

仁,是孔子思想的最高价值观念;仁学,则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部分.至北宋,包括张载在内的理学家对孔子仁学做出了种种有价值、有深度的新诠释.其中,张载对孔子仁学的诠释尤其令人瞩目.以“仁智”统一这一问题为中心,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张载哲学对儒家传统仁爱观的突破,二是张载对“欲仁”与“致学”关系问题的诠释,三是张载对“仁”与“礼”关系问题的诠释.     

论儒家义利思想的逻辑体系及其意义

一般人们往往以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尺度武断地将儒家义利观认定为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其实传统儒家义利观是不断“与时进焉” ,不断演进和丰富的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儒家义利观体系 ,即 :本体论层面和价值论层面。在道德本质上 ,它坚持了道义主体论倾向 ,逻辑表述为 :义为利之本 ,义重利轻 ,义以建利 ,义利统一。就价值而言 ,个体人在现实中所面对纷争进行正确选择应具备的道德素质是基础性应用价值 ;更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于政治伦理意义上 ,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传统儒家义利观 ,经过不断演进 ,通过有效解决现实世界利益冲突形成道德观念体系和操作原则 ,成为中国主流义利观 ,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义利观转换与公有制兴起的思想基础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义利观的转换来实现利益原则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义高于利是正统看法,不过仍然重视公利,认为其高于私利。于是,在晚清国家生存竞争过程中,追求国家富强这一公利成为中国思想界新的"义",从而经由"公利"的过渡,完成了义利观的转换,实现了利益原则的合法化。作为追求"公利"的手段,公有制也因此获得在中国兴起的心理支持。而公有制之所以被视为追求国富的手段,是因为它在此时受到了三种经济思潮的综合影响:国家掌握财富的传统经济思想、动员储蓄与实现快速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学思想、消灭私有制以超越现代化弊病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三种思潮的合流,成为支持公有制兴起的思想基础。     

论《庄子》为政观的成因

庄子的为政观是崇尚素朴本真、清静无为,主张绝圣弃知、排仁绌义,向往“小国寡民”式的自然的社会生存方式。庄子之所以形成这种为政观,既与当时的社会背景、道家的思想学统和理想追求有联系,又与当时儒家伦理思想的错位滥用相关连。     

“风起于青蘋之末”——孟子性善论探析

作为《孟子》一书的灵魂，性善论的影响至深至远。孟子的人性论建立在人的主体精神日益自觉、人们对人性的探讨日渐深入的基础之上，是对孔子的人性观念的发展。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是一种先天的资质与倾向，通过心的感受与省思得以培养，通过本性来完成天的意志。性善论虽未能有效地行诸当世，却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政治，并为社会锻造出一个士人阶层，最终沉淀于儒家的基本品格之中。性善论还是士人阶层乌托邦精神的根底所在，作为士人价值观的核心，乌托邦精神体现为“道”对“势”的制衡，并在个体人格领域以审美自由的方式获得彰显。     

贾谊政治思想的再发现

贾谊的政治思想是与秦汉中央集权新体制紧密相连的。贾谊论秦之过的重点落在秦“不改暴政”上 ,暴政是由“弃礼义”造成的。因而 ,他为汉王朝制定了实施“仁义之政”和重建“礼制”的汉政和汉制。这正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也是贾谊为汉王朝制定的“治安策”。     

国家社会主义市场转型：问题与争议

市场转型研究通常包括四类问题: 各种资本(特别是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 ) 的回报率变化、倪志伟之“市场转型理论”的普适性问题、产权结构变化以及转型的最终结局。本文试图厘清上述诸问题研究的基本发展脉络，并着重阐述它们间理论上的关联。在制度转型研究中，凡研究当今中国和东欧市场转型的人员应当注重分析国家在大规模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中心作用，并意识到所谓的制度变迁，不仅包括正式制度的改变，也包括非正式限制的变化。     

论儒家的“为己之学”

“为己之学”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思想,意义是指求学的目的,不在于功名利禄,而是在于成己成物,即在自身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这种思想有其深厚的心性基础,即孔子的“仁”学思想和孟子的“性善说”。这种本善之“心性”成为儒家“为己之学”的“源”与“本”,正是此“本”使得儒家的“为己之学”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示出它对社会、对自然的无限大用。     

论人权国际法保护的逻辑基础——以米尔恩“低限人权说”展开

米尔恩的人权哲学认为,人权并不是西方竭力宣扬的理想标准概念,而是最低限度道德标准所要求尊重的一些基本权利。虽然人类生活具有多样性,但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共有的,因此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权。米尔恩＂低限人权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有效协调了＂主权优于人权＂和＂人权优于主权＂的争论,为不同文明圈关于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提供理论平台。唯有各国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才能承载人权国际保护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