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及其阐释学意义

任何阐释都是公共性行为,是人与人之间对话与交流的一种方式,因此阐释行为必定发生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共同体的产生和演变有着漫长的历史,呈现多种不同形态。从周代至魏晋之际,先后出现了"贵族文学共同体""经学文学共同体""介于自律与他律之间文学共同体"和"自律的文学共同体"等四种形态。魏晋之后,除了"贵族文学共同体"之外,其他各种文学共同体形态都并行不悖地存在并变化着,而且各自还都衍生出许多次级形态。文学共同体的产生和演变与社会政治、文化、主体身份都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视为某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文学表征。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发现诸如文学评价标准的形成、文学的"区隔"功能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传统装饰文脉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装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伴随着中国几千年社会生活的变迁,体现着人的生命欲求和艺术鉴赏。我们通过对传统装饰文脉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可以从一个潜在层面认识中国传统装饰的艺术特性和文化品性以及深层民族精神的内核。     

论结合

一般意义上的结合是指人与物、物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结合的重要形式。科学的结合，其本质就是发展就是创造，其基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马克思主义不断得以发展，并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结合在具体活动中仍存在着偏差，如脱离国情，忽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缺乏整体观念等，都是对结合的不利因素     

切斯特顿随笔与共同体文化

切斯特顿随笔对共同体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传统与文化断裂、思考惰性与文化危机、教育与文化愿景这三个层面。传统的存留不仅是一个凝聚着社会关注的思想焦点，也是一个事关共同体文化发展的社会问题。切斯特顿对传统的态度更多意味着一种充满辩证法的审慎与稳妥，体现了一种对既有秩序感的依恋，以及对共同体未来的文化忧思。在切斯特顿看来，思考的惰性与对进步概念的误读其核心是一种智识缺席，这种缺席不仅阻碍了社会进步，也危及了共同体文化的良性发展。切斯特顿对教育的关注不仅具有文化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也以一种对话精神渗透着一种事关共同体文化发展的愿景思考。     

通道与走廊：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的绿洲社会研究

塔里木盆地的绿洲社会既有很强的同质性,也有很强的异质性。不同生计方式的人群通过物与人的流动建立起相互离不开的关系,绿洲之间广泛存在的通道和以通道为依托的商旅活动为绿洲社会的整合提供了途径。通道连接着长城—天山走廊与河西走廊,既强化了塔里木盆地绿洲与祖国其他地区的关联,也孕育了绿洲社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心性。因此,要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引领绿洲社会的研究,而将“通道与走廊”作为观察和认识绿洲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     

东盟一体化的重要文化建树——“共享与关爱的大家庭”愿景

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以东盟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被描绘成一个充满激情与温馨的“共享和关爱的大家庭”。这是一个远大而美好的愿景，交集着东盟特有的战略与文化，蕴含着东盟丰富的共享价值和凝聚人心的文化力。     

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

1 一种文化形态是一个民族在某一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于其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总体。这是指广义上的文化。它包括三个层次:首先,它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其次,它具有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其三,它具有一定的观念形态。由于以上条件存在着种种差别,就形成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具体文化的各自特征。因此,谈到具体的中国文化也只能从认识和了解它的这些特征开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医患信任模式

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类似于现代医学及相关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医患关系"和相应的"制度信任",但存在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宗族和社区伦理秩序以及熟人关系法则之下的独特信任机制。在中国人的传统医学生活中,职业伦理、文化制度和亲缘伦理关系是建构医患信任的一般机制,地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舆论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病人与医生都被束缚在特定的关系场域和规则之下,依从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和社会秩序,并在其中发展出具体的信任模式。     

移动与生存:跨界民族的适应与教育活动——以延边朝鲜族为例

就人的社会意义而言,文化是其生命力之所在。特定文化能否得到有效传承,直接决定着特定人们共同体继续存在的可能和意义。从人类历史来看,传承文化的方式和途径丰富多样,其中最直接、最有效而又最具形式化特征的方式和途径毫无疑问就是教育。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迁徙移动特征显著,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发展机遇而形成跨界移动的突出特点。在适应不同生存环境、积极应对生存发展和竞争压力的过程中,朝鲜族发展了特色浓郁的教育文化,形成鲜明的教育信仰,增强了朝鲜族的集体意识,在传承朝鲜族文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文化土壤

家族企业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有其 特殊的伦理文化环境 韦伯认为，西方的劳动制度是理 性的，西方之外则不存在。理性主义劳 动制度的具体特徵之一是科层制。在 这种制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确 定的规章制度所决定，人们之间的工 作交往不需要也不会有多少感情投入。 这种特徵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普遍化”了。在这种社会中，甲与乙 打交道时，甲不是与乙这个具体的人 交往，而是与乙所代表的职务交往，职 务关系成了甲与乙的之间的社会关系， 它具有普遍性的形态或形式，即它已 被“抽象”…     

欲望与人格——论张爱玲小说的人性意蕴

人是各种欲望的综合体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多是处于欲望、社会文化环境与人格的冲突之中 ;在小说中 ,张爱玲从显型与隐型双方面揭示了人的欲望 ,并且通过一系列女性形象对女性生存问题进行了探索 ,是“五四”以来“人的发现”的深化和具体化 ;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欲望的束缚、个体为了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需要而带上的人格面具 ,也都是张爱玲小说中的表现对象     

丝绸之路形成的东方因素分析——多样性文化与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为了揭示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交流对于人类文化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以便凸显维护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意义,以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为基础,采用综合考察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各地主要文化因素及其交流聚合现象与突出特点的总结,进而解析丝绸之路形成的东方因素。研究认为:中国在丝绸等方面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以及对西方世界诸如小麦加工技术等发明创造的需求,从而构成了丝绸之路形成的东方因素;政治因素虽不可否认,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试析宗教伦理的涵义和问题

理解宗教有两种思路:一是狭义的,将宗教视为和其他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等并列而不同的另一种独特的社会精神生活现象;二是广义的,将宗教理解为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基础,理解为人性或生命存在的形而上学根基。根据两种宗教思路,宗教伦理有两种释义:着眼于个性形态,指在宗教领域和宗教活动中,由信奉者群体遵守的,从特定信仰体系里引申出来的一套伦理规范,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等一样,属于一种特殊的伦理领域或伦理形态。着眼于共性意蕴,关涉的是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价值生存模式,将人的整个社会伦理生活秩序指向了某种终极意义或终极信念。依此,宗教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探讨人类生存的伦理秩序和信念根基之间的关系,一是人心道义秩序与信念根基之间的关系,二是社会伦理秩序与意义共识之间的关系。     

农民“反行为”何以可能?——以产权认知与物的分类为视角

河东村农民中盛行的偷盗铁矿石、私自开铁矿等"反行为"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在对铁矿归属的认定上,农民的观念与法定产权之间存在冲突,即农民具有独特的产权认知。进而,这一产权认知嵌于农民在日常实践中形成的"物的分类"图式,而这一图式是塑造农民行为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可见,农民认知与行为方式受到地方性知识与内生秩序的影响。我们必须超越理性小农和生存伦理的假定,在特定文化情境中揭示农民的行为动因,以其本土实践来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观的文化批判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所蕴含的文化批判精神指向一切既有的和将要生成的事物,它最主要的批判维度有三：一、指向尚未生成的可能性的疆域;二、指向现有的造物（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的造物）的自在性和异己性;三、指向主体自身,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从悲剧与政治、经济、历史的多重内在建构关系中来阐明悲剧的本质,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揭示人的存在具有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悖论性质,显现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空间,从外在的价值批判转向历史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批判与超越。     

主体个性还是文化象征--身心体验的信仰人类学研究

宗教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经历了由神灵思想→社会、文化象征→内心、主观感验的探讨过程,即由神学本体论→社会、文化本体论→人性本体论的研究趋线和脉络.赋有主观能动的主体自我与间性之身心互动的体验方法,是内心信仰的人类学研究的适合路径,阈限的反结构是其验证.     

社会指数研究中文化差异与幸福感研究关系探析

关于文化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幸福感判断,学界存在两种相反观点： 一是认为文化差异会造成情感、心理等因素上的差异,从而影响自我阐释和幸福感的判断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背景差异不会导致调查结果差异。通过社会学调查实例结论,对两种观点进行分析： 前者更倾向于具体指标的分析,对具体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的参与更为有效;而后者则将各指数因素归纳作整体把握,有助于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幸福感研究若要完成有效的政策制定参与,应重视社会指数研究的旨向与目的,将前者纳入后者调查范围,重视数据的二次分析。     

论中美人权之争的根源与特性

人权问题是很长时间以来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美人权之争之所以长时间存在并且在某些特定时期左右中美关系的发展,其根源主要在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人权观;中美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国家所强调的不同侧重点;中美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文化传统对人权观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中美不同的历史经历的深刻烙印。这些因素使得中美人权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可避免的。此外,中美人权之争还具有三方面的特性,即长期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从中美人权之争的历史来看,两国的政策和做法完全不同。从目前来看,解决中美人权之争的关键在于美国方面。     

中西方体育精神的差异及其文化根源

中西方文化由于自然环境及人种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则加剧了这一差异。通过对中西方体育精神不同特点的分析探寻其各自的文化根源,以丰富与发展本民族文化,进而为促进文化多样性作出贡献。通过对具体体育活动项目的考察,可以发现中西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呈现出内在性和超越性的不同面貌。探究其文化根源,认为恢复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