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交往与政治信任——基于JSNET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2009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调查"数据,考察了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个体网络交往和公共参与交往对居民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春节拜年网和社交餐饮网指标对政治信任水平无影响关系甚至存在负面影响,但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和社团参与程度,与政治信任水平存在正向关系。因此,发展社团组织、鼓励群众关注公共事务,是提升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的有效渠道。     

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旅游影响下海岛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获得感研究——以广西北海涠洲岛为例

广西北海涠洲岛作为我国最大、地质年龄最年轻的古火山海岛,在海岛旅游发展的驱使下,逐渐成为北海旅游的重要吸引物和休闲旅游度假胜地。随着涠洲岛旅游的纵深发展,旅游对岛屿上社区居民的获得感逐渐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前,在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如何理解和提升海岛旅游目的地居民的获得感,对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文章以北海涠洲岛居民为分析对象,基于扎根理论,对其旅游获得感进行建构,提出了居民的获得感主要由经济获得感、社会获得感、文化获得感及环境获得感四个维度构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海岛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获得感的有效措施,促进海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南京回族散居化的挑战与应对

城市回族散居化已成为一个趋势。散居化对回族社区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回族居民从社区群居生活方式为主转变为家庭个体生活方式为主,从而导致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之间形成一定的张力。具体体现在回族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传承、民族认同、宗教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并存。南京回族应对挑战的主要方法有:重视清真寺建设,加强宗教文化宣传,重视重大节日安排,开展慈善救助活动等,希望以此重建社区文化内核。     

经济发达地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多重影响因素——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调查

休闲活动状况、公共生活以及社会比较是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2008年CFPS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调查数据显示,休闲活动对于主观生活质量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但是某些休闲活动对主观生活质量的作用其实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公共生活作为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以后的研究中不应该被忽略;社会比较对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具有十分显著的解释力。     

不患贫而患无助: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湖北省城乡居民家庭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综合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两类模型,比较分析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对剥夺因素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抑制作用,社会救助则对城乡困难居民社会公平感有促进作用;比较而言,社会救助的社会公平感促进效应更为稳健。其具体表现为：较之城市社区困难居民,城郊、乡镇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低,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相对剥夺感更低,相应地,农村社区困难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高,城郊、乡镇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次之,城市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最低;较之未获得社会救助的城乡困难居民,获得过社会救助的困难居民更有可能发生社会公平感,且社会公平感水平更高。正所谓,不患贫而患无助。缩小层际差距、促进阶层融合、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是提升社会公平感的题中应有之义。     

旅游集聚对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以海南省为例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旅游集聚对居民整体经济福利的影响,涉及全省和各市县两个空间尺度,同时比较旅游业总体及入境旅游业集聚带来的经济福利影响差异;利用问卷调查法获得居民个体福利影响,主客观方法相结合使研究更具说服力。研究结果表明:海南省全省旅游业集聚对于经济福利各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各市县居民因旅游业集聚获得的整体经济福利存在地区不均衡性。主要原因包括旅游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政策倾斜程度、各市县旅游发展历史及知名度、对旅游业的重视程度、游客停留时间长短及人均旅游消费水平差异等;居民个体福利所受到的影响也不一致,仅有50%的居民享受到旅游集聚带来的经济福利,尚有部分居民因为旅游业发展降低了经济福利水平。政策制定及旅游规划过程中需注意区域及市县旅游发展平衡问题,同时需考虑旅游收益转移及再分配问题。     

语言让生活更美好：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评价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的重要标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和2015年的数据,考察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口学指标以及经济、社会等因素之后,普通话能力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替换变量法以及基于条件混合过程(CMP)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是稳健的。女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非农业人口的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更加明显。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ping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在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可见,语言能力具有幸福效应。国家应该继续加强普通话的推广,为民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服务于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网络社会资本与居民创业：以微信使用为例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交流对居民生产和生活日益重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的数据,以微信使用情况为例,系统探究网络社会资本对居民创业的影响及可能的作用渠道。结果显示,网络社会资本有助于居民创业,且对发展型创业的影响大于生存型创业。异质性分析表明,网络社会资本对教育水平较低、农村居民、原生家庭社会阶层较低、父亲有过创业经验的居民促进效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网络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信息资本机制、便利融资机制以及线下互补机制促进居民创业。     

从回族文化特征透析回族居民的幸福感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幸福感的体验指数日益增加。回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独特文化表征,使回族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其内心的幸福体验指数相对较高。     

河州调查--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一个缩影,其反映了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严峻事实,在民族地区具有普遍性.通过对临夏州的个案剖析,提醒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以新的发展思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民族地区的各类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问题.这一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的关键,就在于中央不仅要从政策上给予支持,而且还要从制度上加以创新,更要从发展战略上做出重大调整.     

新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居民消费结构状况对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很大的影响。该文以新疆城镇居民的消费状况为研究对象,采用2005年的相关数据,建立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并对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分析,旨在提出扩大新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对策。     

文化适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光环下的回族武术

回族武术是我国传统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文化底蕴。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3项少数民族武术,其主体内容均与回族有关。回族武术的形成有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留存状态和发展现状在其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多元的文化系统。     

从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相对独立性角度探讨立法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经济立法不但关系到民族地区的根本经济利益,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与非民族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相比较,仍然有很大差距。由于民族经济的相对独立性特点,民族地区立法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具有重要地位及贯彻的必要性。     

民族乡小城镇建设的几点思考

民族乡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重要补充,民族乡小城镇化是我国城市化的组成部分。民族乡建制为民族镇是民族乡小城镇建设的必由之路。法律地位不明确等问题导致民族乡小城镇建设陷入困境。法律法规赋予民族镇以民族乡同样的法律地位,是民族乡小城镇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发展途径。     

西北回族聚居区天课制度研究

伊斯兰天课制度被中国穆斯林视为＂天命功课＂,现今依旧存在于西北回族聚居区,继续发挥着其效力,深刻影响着回族穆斯林的生活。本文试图通过甘青地区穆斯林社区个案研究,阐释西北回族天课制度的内涵及特点,并努力反映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北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嬗变。     

民族旅游地居民分类与支持行为： 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的视角

在民族旅游地的发展中,居民态度及主客之间的关系是旅游产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文化适应理论,通过开发Berry文化适应二维模型,对贵州黔东南黎平肇兴侗寨241位社区居民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旅游情境中,居民在主客跨文化互动中具有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四种文化适应类型,并以整合型居多;整合与同化意味着文化适应程度高,分离和边缘意味着文化适应程度低;女性的文化适应程度比男性高;文化适应程度越高的居民对旅游产业的支持度越高,具体而言,文化适应能力较强的居民对旅游者更加热情,也更愿意为目的地进行推荐宣传. 因此,旅游规划和管理部门应重视并着力提升民族旅游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适应能力,使其既能自信地展示和传承民俗文化,又能与旅游者进行热情、友好的互动,从而在文化、经济等层面推动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中生产要素效率的制度分析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的经济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制度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一普遍性特征出发,将全国150多个民族自治地方作为研究对象,以制度变迁为主线,试对民族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效率的制度约束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经济开发与消费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叙事主题往往是与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分不开的。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要探究和发掘的是：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中，市场条件下和消费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有关经济、生存、日常生活的表达，更多的是通过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想象来完成对自己本民族发展的自身体验，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共同体发展想象实际上是国家想象。     

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群体交错污名研究———以郑州市A建筑集团农民工与B区社区居民为例

污名作为贬抑的标志,不仅造成社会排斥与社会交往矛盾,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绊脚石.近年来,针对精神疾病、肥胖、边缘群体等的污名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污名化问题也成为了考察群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大群体为研究对象,选取共计120名被试,分别通过外显测量及内隐测量的方式考察两大群体间的污名现状,探讨是否存在交互污名现象.结果表明,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居民群体有着外显污名化的倾向而内隐污名效应并不显著;相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外显污名较为缓和而仍存在较为显著的内隐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