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立足族群认同、集体记忆的相关理论背景,选取历史记忆的理论视角分析族群边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探讨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及其变迁的相互关系,认为族群边界是能动的,一方面藉着历史记忆来承载族群认同的根基性情感,另一方面藉着历史记忆来为趋利避害的族群认同及其变迁提供合理化解释。这对田野调查工作以及建构族群发展史工作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普拉斯《阿里尔》诗集中的文化记忆

评论界惯常认为普拉斯的经典诗集《阿里尔》是她在婚姻破裂时极端情感的“自白”,个人记忆的表达.本文通过从文化记忆的视角诠释她的《阿里尔》诗集中的名字所包含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下大屠杀的恐惧、文化记忆下的核战争,以使读者摆脱“自白”对她的诗歌的束缚从而真正理解《阿里尔》诗集.诗集被置于历史时空中审视时不仅是普拉斯个体记忆的缩影,更是集体文化记忆的再现,它展示了诗人作为自白派诗人的个体痛苦和经历,也暗含了诗人对政治和历史中集体记忆的关注,尤其是对二战和战后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的关注.作为20世纪伟大的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以其独特的诗歌书写了特别的文化记忆并且重构了历史和现实.     

记忆的重构与现实的再造——《台北人》主题透视

《台北人》中一个极有价值却没有得到明确阐释的主题,在于这群游离于故乡母体之外的流亡者对待记忆与现实的不同态度。记忆的重构与现实的再造,是反映人类生存困境及沟通的艰难的方式之一,而童年因素、父辈影响及历史原因则是白先勇塑造这群行将消失的老灵魂的深层动因。     

拾回与传述：中国图瓦人射箭比赛记忆解读

历史记忆在拾回与传述的过程中充满了发挥、想象与建构,透过并不真实的历史记忆可以窥见隐藏在其中的族群历史文化片段。中国图瓦人的射箭比赛仪式记忆充满了矛盾表述,显示了历史记忆在拾回和传述过程中的“工具性”以及“超级精英”的影响。在现实“夸耀”的需要下,射箭比赛仪式已经成为中国图瓦人族群文化的展演载体,也自然成为划分与他族群界线的衡量尺度。     

传播历史记忆——星期天夜光杯“记忆”和“上海珍档”比较谈

历史和记忆,历来有很大的关联性,它们互为依存,互生共长。在历史长河中留存的记忆,一方面展现过去的形态,另一方面又为现在,乃至将来提供一种借鉴,指明一种方向。报纸作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在传播历史记忆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记忆”和“上海珍档”是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周刊两个关于历史记忆传播的版面,前者,以个体记忆为重点,后者,侧重城市记忆,通过对两个版面在传播历史记忆方面异同的描述,将历史画面,转化成丰富、可感、真实的场景;将历史记忆,转化成指导现实的一笔财富。     

唐以降黄梅禅宗祖庭记忆的位移与重构——以地方志和碑刻资料为中心

后起史料的层层叠加,使得人们在黄梅禅宗祖庭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产生了模糊认识,历史记忆的模糊与现实的需求相结合,使得清以后人们对黄梅禅宗祖庭的认知与唐代的情形已相去甚远。地方志和碑刻资料有助于还原历史的原貌和揭示历史记忆层累式构建的道理。     

辽宁“铁西三剑客”的经验表征与现实旨趣

“铁西三剑客”以记忆镜像的方式实现对当下现实的真实隐喻,记忆既是承载作品内容的基础框架,又是推进情节展开的深层结构。他们善于通过个人人生际遇的极致性描摹实现时代大潮中集体性经验的深层透析,在历史的苍凉感与社会变迁的彷徨感中融入个体生命的创伤体验。他们在时代经验的形象描摹中有效实现想象与现实关系的重新建构,在想象现实化与现实想象化的动态结构中探索生命自由的终极愿景与冲破历史迷雾遮蔽的最佳选择。     

庆典: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而现代生活中的各类庆典提供了考察其实在性的经验领域。庆典与社会认同有关,而集体记忆是连接两者的中间力量。庆典和集体记忆紧密相关：通过凸显文化符号、与历史的勾连能力以及对当前现实的诠释,庆典既可以复活旧的集体记忆,也可以制造新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又和社会认同紧密相关,通过制造共识和辐射话语力量,集体记忆能有力地推进社会认同。     

地域差异的社会记忆与影响

关于社会记忆,它关涉的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还包括极强的现实问题。因为它们不仅在暗示着人们对历史的看法,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当下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记忆可以成为不同集团演绎权力的方式,如强者可以通过塑造记忆来控制弱者;记忆也可以成为民众的弱者武器。     

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

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叙事的问题,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关于革命历史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的现实反映到革命的历史化讲述,再到历史的革命化讲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来建立革命历史的整体记忆。革命历史的外在时间谱系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确立,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关键。     

凉山彝族民间文艺中月亮意象的文化蕴涵解读

在凉山彝族民间文艺里,月亮意象承载着彝族历史文化记忆,是彝族生命情感和审美情感的凝聚之物,表达了彝族先民 的生存智慧与奉献精神。从凉山彝族民间文艺对月亮文化的追溯、重铸和延展三个部分,探讨月亮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 代性,厘清凉山彝族月亮意象的文化内涵和现实价值。     

梦与记忆——论《秋千》中掩盖的历史

玛丽·贾维尔的短篇小说《秋千》对梦和记忆进行了探讨,体现出作者对历史虚构性的深入思考。小说交织着梦的隐喻和现实的刻画,虚实难辨。然而在梦的精妙外衣之下其实是一场受目的驱使的记忆的旅程。在爱子情感与记忆的虚构性的同谋下,儿子已经离开母亲这个历史事实被母亲刻意隐藏了。而同样是在二者相互作用下,母亲“梦回”过去,揭开了这段被掩盖的历史。     

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

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叙事的问题，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关于革命历史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的现实反映到革命的历史化讲述，再到历史的革命化讲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来建立革命历史的整体记忆。革命历史的外在时间谱系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确立。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关键。     

从博物馆探析城市品牌形象建构的文博路径

<正>在新型城市化建设进程中,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仅有代表硬实力的完善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还应有代表软实力的系列文博艺术场馆及其给予市民的集体记忆。博物馆具有深厚文化历史内涵和丰富教育资源,是城市展示其品牌形象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是人们了解、学习和熟悉城市发展历史的重要窗口,更是形成市民集体记忆的特殊平台。作为北京地区的大型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近年来借助新媒体传播技术,不断创新内容传播,强化历史记忆与现实共情,成功塑造市民集体记忆,为首都城市品牌形象的创新构建探索出新的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的共同历史记忆

中华各民族在自我繁衍生息和共创中华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共同而持久的历史记忆。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受到严重影响时,共同历史记忆就会被激活,并转化成维护共同体根本利益的磅礴之力和具体行动。以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践基础形成的长期“统合”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记忆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资源。以“统合”记忆为核心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之一和重要组成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中,发挥着凝结和巩固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共同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追根溯源的重要依据、团结奋斗的实践动能和未来发展的力量源泉。     

时空交汇处的守望与沉思——试析李晓君散文的文化追求

阅读李晓君的散文，感觉其中有诗性的飞扬、有现实的沉潜，还有知性的思考。记忆、现实相互缠绕，通过自己一系列的生命空间来展示时间的流逝。散文以潜伏者的视角，游刃有余于不同空间的人与事，既有历史记忆的温情挽歌，又有现实生存的理性反思。作家不温不火沉入生活的日常状态，通过诗画融合的艺术追求，体现了一种冷静中和的散文气质。     

苗族历史移民族群性表述方式的变迁——以鄂西南官坝苗寨为例

历史上的移民现象是中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各移民群体在移出地经过长期积淀,形成了特定的族群性表述方式,这些固化的表述在迁徙过程中印记到了移民群体的历史记忆当中,落业初期迫于需要传统的族群性呈现出集体失忆状态,但在扎根移入地后,留存在移民群体中的历史记忆在现代背景下被重新表述,形成了历史移民族群性的现代表述方式。历史移民群体族群性的当下表述体现出历史性与现实性、情感性与工具性的多重动因。     

梦与醒的通路：苏轼的“应梦”叙事与记忆改写

通过联想建立起的抽象对应关系,苏轼寻找到梦境与现实相互转化的现实依据,为“人生如梦”命题提供理性解释路径的同时,也使其“应梦”故事的书写,形成了以抽象关系而非具象的图像对应为核心的固定叙述模式。当梦境经过了较长时间而转化为记忆时,梦醒转化的现实逻辑也促使苏轼在保留抽象对应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梦境记忆的改写。出于对风格、主题等文学内部因素的统一性与自我形象塑造等现实层面的考量,苏轼对梦境记忆的改写也呈现出作为书写策略的面相。苏轼“应梦”故事的书写显示出作为文学作品的记忆书写所处的过去、当下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复杂状态。     

身份建构中的历史叙事——以白先勇、严歌苓两代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是北美新老移民两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故土记忆,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建构历史的使命感与解构历史的现实感、演绎历史的轨迹与边缘立场的书写。从作家的身份出发,探索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式形成的不同创作风格以及由此呈现的族性书写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