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民本与"治法"思想再研究——基于中西观念的比较

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法治思想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民本与人治观念,即便是被后人普遍推崇的黄宗羲,其思想仍然没有超出民本与人治的范畴.将其视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法治思想事实上是混淆了民本与民主,"治法"与法治的概念.通过中西两种观念的对比,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     

宪政与民主内在联结的渊源刍议

宪政民主是西方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从历史渊源来看,宪政和民主都与法治存在着紧密联系,“法治”这一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当时强调的是法律对所有人的平等性,民主是这一概念的自然产物。民主的发展在古希腊表现为直接民主,其极端化的发展是法国大革命,是一切秩序的消失,因而也就是法治的消失。民主与法治的互动在宪政的发展中找到了平衡。作为英国法治进程丰碑的《大宪章》确立了早期宪政的精神和体制框架,此后,以美国宪政之路为代表的近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发展,基本都是在宪政的框架体系下进行的。     

宪政概念辨析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和宪政理论中,宪政论的核心问题是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对宪政的解读呈现出多种话语。宪政是以良宪为前提,民主为基石,法治为载体,人权实现为宗旨的一种政治理念、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因此,把握宪政的真谛,必须剖析宪政与宪法、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关系。     

困境与出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法治之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不仅强调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但作为西方文明产物的法治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基础,体现出人权、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民主法治的文化精神。因此,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探讨了我国法治进程中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     

徐复观对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评析——兼与儒家政治思想比较

徐复观认为,西方近代经典自由主义主张理性至上、伸张自然权利特别是财产权促成了西方民主与法治的形成;然而以洛克、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强调资产阶级追求无财产的权利和自由,是以牺牲劳动者的权利和自由、牺牲平等和分配正义为代价的。他主张对自由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将先秦儒家思想包含的德治思想、民本主义和政治抗议精神等核心价值与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实行创造性的融合,以便在中国开创体现着民主与法治精神的新型政治文化。     

马克思宪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宪政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或宪法政治,它以宪法为前提,民主政治为核心,法治为基石,人权保障为目的。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没有对宪政进行集中论述,但他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宪政思想的同时,对宪法、民主、法治以及人权等宪政要素进行的深刻阐释,对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西方法治模式的借鉴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问题突出,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在社会管理创新大背景下,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西方法治模式,认为西方法治是由于经济、社会和民主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平衡关系形成的,也即西方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上将民主(政治参与)和经济的考量寓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对社会这个系统下的商品经济发展、价值观和法律三个子系统分析,认为三者的动态平衡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当下的法治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时代谱写我国民主法治新篇章及其逻辑

中共二十大报告把民主与法治分别独立设章,凸现了对两个问题的重视。理解这两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和新境界,有助于切实增强制度自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主要是相对于西方民主而言的,全过程只是形式,人民民主才是本质,在研究和宣传中不能舍本逐末,不能为了刻意追求创新而抓住枝节问题大做文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遵循和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必须结合学习报告进一步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     

人类法治理论的由来与发展简论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在我国最早系统阐释人治思想的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法治理论应分为中国古代法治、西方古代法治和现代法治。中国古代法制的基础是专制法治 ,而现代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制下的民主与法律

古希腊文明历来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它所提倡和推崇的民主理念、法治的思想不仅滋养了整个西方文明,对世界法制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千载而下仍然留给我们深深的回味与思考.毋庸置疑,民主与法律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脚步不断演进,但民主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法律的进步,而法治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民主不断完善.本文试就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的分析,探究雅典民主发展的特质、民主制度下法治的理念和实践,以及对当前中国的法治化进程的启示.     

检讨我们的法律观

法律观是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 ,也是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从西方主要法学派别的角度看 ,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是实证主义的法律观 ,缺乏对法律道德价值的追求。而法律应当有自己的道德追求。现代法律观应当是一种权利本位的法律观 ,因此 ,法律应当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合理分配社会权利的权威性规范的总和     

从儒家德治思想看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

德治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宏扬是中华民族虽累经专制摧残却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借鉴现代民主、法治精神 ,才能使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精华发挥出应有的建设性功能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的精神追求

中国社会已进入转型期，当代中国公共管理面临严峻的挑战，应对挑战的关键是重塑公共管理的精神。重塑公共管理的精神要坚持中华文明的内核：以人为本的思想、仁爱思想和中庸之道，也要吸收西方民主政治和法治精神的合理成分。这样，才能保证公共管理的改革坚持正确的方向，实现社会与公民、国家与人民、政府与市场、政治与生活之间的共通。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思想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法家都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因而其法治思想存在着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尽管如此,两者在为何实行法治（法治的理论基础）、如何实现法治（法治的主要内容）以及通过法治要达到什么目标（法治的最终目的）等许多方面尚存在重大分歧。分析、研究两者的异同及其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周公的“明德慎罚”法律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德才兼备的周公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较系统的法律主张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卓越的刑法思想体系完备,内容充满历史进步性和时代先进性,标志着我国夏、商、周时期的法律思想有了重大发展。尤其是他提出的“明德慎罚”法律思想理论,包含了“崇尚德政”和“慎用刑罚”的主张,充满睿智和人性的光辉,对后世充满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当今法治与社会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青年法律教育的理念误失与重建——福冈灭门公案的法理学议论

青年法律教育理念的误失主要体现在法律教育广普性、深厚性之缺失,内在根源在于人权保障理念的缺席。对青年,法律更应人性化。重建中国青年法律教育理念任重道远。     

论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法律保护的理论逻辑

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样态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晴雨表,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状况是一个国家人权保障水准的标尺。保护与救济社会弱势群体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法律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保障权从社会公平的角度,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文明和人道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宪政国家与专制国家相区别的一个标志,是民本主义的反映。应然逻辑从平等生存权、人的尊严、平等发展权等三个维度要求国家社会必须保护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实然逻辑要求国家社会建构以宪法为核心、立法为基础和司法为手段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权网络化的法律保护体系。     

传统法律心态问题探究

传统社会形成的人们对法律问题的政治性心态、调和性心态和道德性心态构成法律心态的典型形式。这些与"一切以法律为唯一准则"的现代法治理念形成冲突,在对传统法律心态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在肯定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批判其中的不合理成分,用现代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心态进行改造,以形成政治问题法制化,利益主体确定化,道德问题法律化的现代法律心态。     

环境资源法学基本理念的含义、来源和发展——一论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理念

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理念是指合乎自然生态规律、社会经济规律和环境规律的基本观念。它是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基本理念的概括、提炼和科学抽象,是环境资源法学科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环境资源法学目的、价值、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映。主张通过对传统法学基本理念的扩大、深入和重新解释,将当代环境资源法学的一些重要观念纳入到传统法学基本理念之中。环境资源法的基本理念的形成和成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认识的结晶。如下因素对基本理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各国环境资源法所确立的重要观点,特别是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所确立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基本政策和思想观点;国际环境资源法所确立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基本政策和思想观点;著名环境思想家、理论家和活动家所阐明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观念,特别是著名环境资源法学说所论证和概括的环境资源法学的基本观念     

反思中国化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命题的再商榷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下确立法律信仰的理念,必须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暗合中确立法律信仰的中国式语境,这需要明晰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力量之源和实现路径。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中,确立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是建立良法之治,在法律移植中实现法律的价值重建;法律信仰的力量之源并不是建立政府的权力型权威,而是建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主治＂理念;在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实现路径并不是从宗教信仰中嫁接信仰的精神动力,而是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打造人民信任的法律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