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年间八世司徒云南之行及其文化交流——基于《八世司徒传》史料研究

藏文文献中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载史料极为丰富。《八世司徒传》中关于八世司徒·却吉穷乃于清雍正七年至八年(1729—1730)间赴滇西北朝拜鸡足山并与当地各民族进行文化交往的记载,既是研究滇西北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清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佐证。文章通过对《八世司徒传》中这一重要史料的翻译、注释、解读和研究,探讨了八世司徒云南之行的成果和意义。     

关于乌洛侯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就乌洛候的文献记载、名称含义、与室韦的关系、地理分布及流向等问题提出了看法，认为《魏书·乌洛侯传》是研究早期乌洛侯历史的基本史料，《通典》、《旧唐书》和《唐会要》中新增入的唐代乌洛侯史料有一定价值，《北史》、《太平寰宇记》和《新唐书》记载的乌洛侯内容都是抄录的前代史书，价值不大。从史料分析，《魏书》记载的室韦包括了乌洛侯，东魏以来的中原人已将乌洛侯看作是室韦的一部分。南北朝至唐代，乌洛侯居地有所变迁，《魏书》记载的乌洛侯人活动在甘河、雅鲁河之间，《旧唐书》记载的乌洛侯人南迁至洮儿河与霍林河之间。缺乏文献根据，单纯从对音角度得出的乌洛侯的名称含义及其与后来古代部落、现代民族关系的结论，是难以取信于人的。任意对音的作法，有悖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是不可取的。     

关于匈奴、乌桓、鲜卑的“大人”

一众所周知,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在倭人的社会中,有汉民族说的所谓“大人”。该书记道:“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略)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这种“大人”,除见于同时代的匈奴、乌桓、鲜卑和挹娄等外,也见于西域各国。而     

日本人文身习俗探析

提起日本人的文身,或许有人会联想到现代日本社会上那些被称为"地痞"、"无赖"(ヤクザ)的人,因为他们是有文身的.实际上,日本人的文身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就记载了公元二、三世纪时日本人的文身情况.     

《西夏志略》考

《西夏志略》一书,见于近人编的几种西夏书目。如清道光中瞿世瑛撰《清吟阁书目》,载有《西夏志略》,但不记卷数,亦不著作者名氏。孙殿起《贩书偶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部卷五载:“《西夏志略》四卷,载记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旧钞本,后有何元锡印梦华馆印各一方。”在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中,有与《贩书偶记》大体相同的记载。今所见《西夏志略》皆为传抄本,国内如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文化宫、南京大学等图书馆都藏有传抄本,其所分卷者与各书目所载     

倭族的源流

以前,我们把带着水稻栽培技术渡海到日本列岛来的日本人称作倭人,那么,这些倭人的故乡在哪里呢?查一下历史文献便可得知,在记录周代情况的《论衡》中,有三处提到倭人。如:“周时天下太平,……倭人贡鬯草。”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倭人把出产于长江上游一带的鬯草,即放入黍酒中的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万年灵芝,贡献给早期的周王朝。就是说,渡海到日本来的倭人的同族,也居住在远离日本的长江上游地区。     

《宋史&#183;吐蕃传》辨误

众所周知,《宋史》是《二十五史》中最芜杂、错误最多的一部书,其《吐蕃传》部分的某些记载也难免有误。《宋史·吐蕃传》是研究宋代吐蕃的基本史料。为了在研究中更好地利用《宋史·吐蕃传》,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历史以真实,有必要对其作一定的考证。     

回鹘西迁及东部天山地区的政治局势

自八世纪中期称霸漠北、威镇西域的回鹘政权,由于内乱、天灾和外侵而在840年前后分崩离析。瓦解后的回鹘及共所属诸部大体分为两部分。以乌介可汗为首的十三部逃往漠南,溃散后,大部融合于其他民族中。有关这一部份回鹘的史料较多,活动线索较清楚,此不赘述。另一部分从漠北西奔。 《新唐书·回鹘传》(6130—6131页)记载到:     

《朗氏族谱灵犀宝卷》中的《格萨尔》史料研究

《朗氏族谱灵犀宝卷》中册记录了朗·绛求浙桂与岭·格萨尔王五次会晤的情况,涉及《格萨尔》中八位主要人物,甚至记录了岭·格萨尔王无子嗣的情况;下册记录了元朝时期帕竹政权首任第巴大司徒·绛求坚赞与灵藏、邓麻、馆觉等部落的交往,这些部落均为《格萨尔》中的岭国部落。这些史料在《江孜法王传》《汉藏史集》等藏文史籍中可得到印证,还被《西藏王臣记》《吐蕃历代赞普史》等藏文史籍所引用。文中涉及的地名、行政机构名均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有注记,与《德格县志》记录保持一致,并且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清史稿》中能够找到文献出处,说明中央政权一直在关注着西藏地方政权此起彼伏的更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古代文学的边疆史料应与汉文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因此,《朗氏族谱灵犀宝卷》记录的《格萨尔》史料是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有助于《格萨尔·林葱族谱》的辑佚。     

《明史·广西土司传》论说

清张廷玉等修纂的《明史》,据明政治现实,创立了阉党、“流贼”、土司三列传,为前代封建正史列传所未有。其中《土司传》十卷,分别记载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五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全书的卷三百十七至三百十九是《广西土司传》。此传对明代广西土司及瑶壮等少数民族的状况,作了纪述。故此传对广西土司制度及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它论说,对进一步了解此     

辽代皇族六院部夷离堇房相关问题考

本文利用新解读的辽代契丹文石刻资料研究成果,与汉文石刻资料及文献史料相互印证,对《辽史》的《皇族表》、《皇子表》及传、纪中关于皇族六院部夷离堇房记载不清楚的问题及错误予以匡正,搞清了痕得瘾.帖剌、解里宁.蒲古只和曷鲁宁.匣马葛三个历史人物的父子关系,解决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这三个人物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三个人的争议问题。同时,纠正了《辽史》中的某些错误记载,也纠正了以往学界对《耶律羽之墓志》的误读,厘清了辽皇族六院部夷离堇房复杂的世系,列出清楚的世系简表。又对帖剌与玄祖被害案、蒲古只与释鲁被害案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

在此对尚未见史或未曾正确记载的西藏昌都地区丹玛岩上吐蕃赞普时代的摩崖刻文作简单介绍。在过去的藏族史料及近期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吐蕃金石录》、《吐蕃文献选读》等书中没有记载或未曾正确记载。其原因是:西藏史料《王统世系明鉴》中载:     

从《多仁家族史》析乾隆朝晚期的清廷

《多仁家族史》的作者多仁丹津班珠尔(1760或1761-1806年以后)以一个西藏贵族俗官的敏锐眼光和极为生动的手笔,对自己在1792年至1793年间亲临清廷和京城的见闻,作了详细的描述。本文通过对这一传记中的有关朝廷和京师的记载来介绍和分析当时的清廷,回应几种外邦史料对18世纪末清廷的记载,以补充说明清朝官方史料的不足。     

《第巴法王传》所载明末蒙藏民族关系史事考述

明末清初西藏地方的历史错综复杂,尤其是崛起于后藏的藏巴汗政权与哲蚌寺为首的格鲁派之间纷争不断,但相关历史事件的记载或语焉不详,或有所阙失,使人不明就里。而《第巴法王传》所涉明末西藏内部政治纷争等方面的记载,为此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通过解读《第巴法王传》中关于藏巴汗与甘丹巴家族、蒙古土默特部、格鲁派寺院集团三方联合势力之间斗争的记述,可知甘丹巴家族、蒙古土默特部在其间发挥的作用。传记显示,第巴法王丹增洛桑嘉措虽流落青海,但受到火落赤部的尊崇,其在密切和巩固甘丹巴家族和土默特火落赤部间的联盟起到了重要作用。火落赤家族与格鲁派之间有多层面的关系,火落赤通过大力支持格鲁派来维护其区域霸主的地位。该传有关火落赤部内讧、却图汗家族之宗教信仰及灭青海土默特部、固始汗率和硕特部攻入青海灭却图汗等事件之记载,亦极具史料价值,可与《西宁卫志》等史书所记互补互证。     

论第巴达孜巴

康熙五十六年,卫拉特准噶尔部大策凌敦多布率军进入西藏,结束了和硕特汗庭在西藏的统治,建立起以达孜巴为第巴的西藏地方政府。以往的研究主要受著名藏族文学家策仁旺杰所著《颇罗鼐传》的影响,将达孜巴视为准噶尔人统治下的傀儡。但是《颇罗鼐传》关于达孜巴的记载并不十分可靠。相关汉文、满文、藏文及外文等不同来源的史料证明,达孜巴在藏地拥有很大的威望与权力,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准噶尔人任命的傀儡。而准噶尔人也正是由于对达孜巴信任有加,颇为倚重,才能在卫藏地区较为稳固地统治了近3年的时间。     

馆藏汉文古籍少数民族史料评介

一、汉文古籍与民族史料概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古代通史或断代史等综合性的史学著作中,记载着我国众多少数民族之历史发展概貌及各民族间的关系。从纵的描述看,我国史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为少数民族立传。《史记》为边疆少数民族立传开了历史先河。《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便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民族传记。并且将记载和研究会为一体,自此成为史书传统,后来的史学著作多摄此例。从专题文献检索角度考察,整部《廿四史》除了《陈书》、《北齐书》外,都有记载少数民族的专项传记,尤其是辽、金、元三史对有关民族记载不…     

浅谈史料的运用与分析

本文主要是通过载于《历史研究》的一篇《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与《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论夏族的起源》《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以鲁西南考古为中心》等文章的对比,来对史料的运用与分析进行了讨论.上述文章中所引用的一些史料内容相近,然而文章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有些引用史料不同,而结论相近.究其原因有多种可能性,可能在于不同的作者想要表达的主旨不同、可能在于所引用的史料并非第一手资料,也可能在于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并不互相印证.     

辽太宗皇后考

《辽史》卷七一《后妃.太宗靖安皇后萧氏传》与《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太宗萧皇后传》分别记载了辽太宗皇后的情况,虽所记多有不合,但以往学者多认为所记为同一人。本文通过考证,认为二书所记太宗皇后虽多有乖谬之处,然非为一人至为明显。辽太宗先后有两位皇后,二人均姓萧,又均为辽太宗之母述律太后之女至,故极易为人们所误解。     

“岛夷卉服”和古代海南黎族的纺织文化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记载:“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但“岛夷”在何处,“卉服”为何物,盖因其文辞简约,语焉不详,后代学者的注解又不一致,故众说不一。综观历代的注解,大抵有五说:(一)、日本说。清胡渭《禹贡锥指》四海图注:“倭与东鳀即扬州所云岛夷卉服也,”东鳀“后汉谓大倭王国,即今日本。”(二)、浙江舟山(定海)说。《定海厅志》引元《吴莱甫甬东山水古迹记》记载:“昌国即《禹贡》岛夷”,元代昌国州即今定海;(三)、琉球、菲律宾群岛说。扬守敬《历代地理沿革图》说:岛夷“当以琉球、吕宋诸国当之。”(四)、台湾说。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一记载:“台湾,《禹贡》扬州之域。”(五)、海南岛说。宋苏过在《斜川集》中说:“苏子居岛夷……其民卉服鼻饮,语言不通,”宋哲宗时,苏过乃是随父苏轼谪居于海南的。     

浅谈史料的运用与分析

本文主要是通过载于《历史研究》的一篇《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与《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论夏族的起源》《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考古发现与夏商起源研究——以鲁西南考古为中心》等文章的对比,来对史料的运用与分析进行了讨论。上述文章中所引用的一些史料内容相近,然而文章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有些引用史料不同,而结论相近。究其原因有多种可能性,可能在于不同的作者想要表达的主旨不同、可能在于所引用的史料并非第一手资料,也可能在于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并不互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