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解放的终极形式,其最终实现必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为了尽可能贴近人类社会现实,早日求得“人类解放”,中国共产党极具洞见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虽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类理想共同体,但却共同蕴含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的根本要求、“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的关键旨趣、“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的实践逻辑以及“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这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人类社会现实,共同构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前提和价值取向,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演进逻辑

在历史情境、现实社会和理想世界之间得以通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性、先进性的内在要求。以全球化理论为思想渊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追寻理想社会的现实呼吁,未来走势必然指向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以全球化理论为逻辑起点,以共享发展为逻辑主线,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演进的最终逻辑归宿趋向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差异探析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人的发展问题的重要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提出的应对全球化浪潮的中国方案。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是等价的,更不能任意将其混为一谈。二者在历史传承、构建视角、实现际遇、实现手段、最终目标上有着根本不同。新时代,厘清二者关系,尤其是明晰二者的区别,对于确定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历史方位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维解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提出的重要理念,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时代课题。从理论来源、时代发展、价值诉求、实现路径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解读,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着眼于理论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源于马克思的部落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等共同体思想;着眼于时代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承接,也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发展的时代选择,还是解决现代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着眼于价值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诉求在于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普遍安全、清洁美丽的世界;着眼于实践层面,从摒弃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冷战思维、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创新性发展、树立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的全球发展观出发,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的路径。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全球大视野和人类文明新高度,强调对国家有限性的超越,蕴含共赢共享的价值诉求,是在"类"关怀、国际交往理论、共同体构建路径等方面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智慧的结晶。     

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界定了“真正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从人的本质出发,人的真正共同体应超越共同体的虚假性,实现自我与他者和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共在,促进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做到:自觉倡导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尊重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张力;全面理解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共同体的自由繁荣相统一的科学内涵,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性基础;始终坚持价值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正确立场,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感召力;科学把握共同体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客观逻辑,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信心和决心。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的贡献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涵养于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真正共同体理论是在批判继承虚假共同体和自然共同体基础上发展而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自我与共同利益相结合中,在维护主体之间的自由平等中,在全面共赢的发展中丰富了真正共同体理论的时代内涵。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理念,需要呼吁国际团结合作,建筑国际抗疫战线,需要推进共赢发展,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对韩国舆论的分析

相较欧美舆论,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较高,态度更为中立、积极。其关注动机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外交路线、中韩关系、国际新秩序探索、国际合作等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对文在寅政府依循该理念提出的"中韩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地区和平与一体化、加强文化价值传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等方面抱有期待,亦在"中美争霸"、新"天下秩序"、民族主义等多维度存有疑虑。为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韩传播时呈现的抽象化、单向化倾向,中国应重视该理念与韩国重点关注议题与主流价值——如"东亚共同体"、多边主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环境卫生合作等的话语对接,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马克思的“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风险挑战日益突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着眼人类的总体福祉,重新找回被遗忘的“人类意识”,形成共在共生的发展理念.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回答“人类是谁”“人类将往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时,始终保持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照和价值关怀,这突出地体现在其“类哲学”上.马克思从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维度对人的类存在、类本质进行了规定,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角度探索了人的异化和扬弃、社会的分化和整合的进程,从而为今天守护人类的共同价值底线和重建人类社会的共同体秩序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处于马克思“类哲学”的思想延长线上.     

论世界主义及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资鉴意义

世界主义者在反思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一种全球共同体的观念。全球共同体既是世界主义确证全球正义等规范原则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其理想目标。建构全球共同体包括三个方面:全球正义是道德基础,世界主义民主是制度保证,培养世界公民则是其文化条件。世界主义的全球共同体观念在批判霸权主义、促进世界正义等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致性;但是两者在对民族国家的作用、世界正义的主体以及价值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的理解上存在本质区别。我们既要避免世界主义的内在缺陷,又要借鉴其积极因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资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丰富且深刻,诠释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契合了世人对和平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彰显了对中华儿女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时代担当,是社会主义中国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有机统一的重要体现。该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以直面"三大危机"、顺应"两大转变"、重塑"一个秩序"为实践进路推动全球治理不断向好发展,团结世界人民一道共商发展路向、共治全球事务、共建美好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必然,是合乎规律的正确选择,是世界各国共赢、多赢的战略抉择,是开创人类更加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     

传统“恩感”文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是形成全人类的大规模合作机制。人类合作经历了从小规模到大规模合作的过程,恩感在形成合作关系的过程中至关重要。恩感的核心要义有二:第一是施恩者不图回报,第二是人类应达成对施恩行为进行肯定的共识。中国文化中的"礼"和"义"都与恩感有关,"礼"的本质是"敬",核心是强调感恩和报恩,"义"的核心是不图回报的施恩。恩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使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维护。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情感基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竞争,情感基础是怨恨,结果是助长了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核心价值是尊重与共赢,情感基础是恩感,完全符合中国的礼义文化,结果是勾画出全人类未来的美好蓝图。     

数字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和数字调试性三大全新的属性特征,能够促进人类数字社区的出现与演化,并将促成一种数字时代的世界大同思想——数字世界主义的诞生。数字命运共同体将赋予数字人类一种全新的、超国别民族的数字文化身份,给予数字人类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数字文化归属,成为追问数字人类的人文精神形态和人文精神价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共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之所以能够赢得普遍认可与广泛共鸣,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潮流和层出不穷的人类共同难题挑战下,它积极回应了各国对和平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生态美好的共同诉求。共同诉求意蕴着具有共识:和平发展的趋势化意蕴着安全共识,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意蕴着利益共识,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意蕴着价值共识,生态危机的扩大化意蕴着责任共识,这些多维共识促使各国意识到只有达成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天下一家的大家庭理念,才能实现全球的共建共享、共治共荣。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的六重时代价值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准确把握复杂多变的国外形势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彰显出了六重时代价值：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完善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丰富了合理的全球治理内容;坚定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自信心;超越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逻辑悖理;形塑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这六重时代价值为我们坚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建成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注人类的生存境遇和未来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时代回响。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直接规定了人的共同体的生存方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深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以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21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在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和引领世界文明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全球意识形态大变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变化,表现为自由主义走衰,社会主义温和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反建制倾向的右翼保守主义升温。21世纪意识形态政治呈现出的转变由三股社会经济力量联合推动而成,包括工人阶级放弃革命,使得"告别革命"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主流理念;中产阶级遭遇"集体下沉",焦虑与挫折感不断累积,成为社会震荡的源头;而原本处于政治生活边缘位置的新兴群体则在极力反精英、反主流的同时,持续释放来自草根层、非主流和建制外的强烈不满情绪。问题的实质是世界政治从利益政治走向了认同政治。在国际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寻求人类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致力于打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壁垒,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确立人类共同价值,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价值指南。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直面诸多挑战,真正走出一条聚同化异、包容开放的文明对话之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化及其落实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实现了从政治主张到宪法概念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长期倡导和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写在宪法序言当中,共同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观,发挥着解疑释惑、克服挑战、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多边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过程中更有重要意义。在国际法上讨论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区分政治和法律概念,特别是要在国际法的范畴内,充分考虑国际法的性质、特征和运作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方案、中国贡献,也是全人类的智慧和不同国家共同的心声,反映国际法应有之义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积极反响,相关概念和规则先后写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决议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国际法上获得广泛而深入的确认和落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进一步提升掌握和运用国际法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