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胡适中西文化比较观的得失及其历史启示

胡适中西文化比较观的得失及其历史启示刘芳胡适一生经历复杂，涉猎广泛，著述颇丰。然而，其主要事业是在文化思想领域，特别是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终生为之著书立说，施教讲演。应该看到，胡适的中西文化比较观是在前人中西文化比较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中...     

新旧之争与新文化运动的正统问题——以张东荪与傅斯年等人的论争为中心

1919年初,在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新旧之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张东荪与傅斯年、胡适等在《时事新报》、《新潮》上展开了一场是否应该在输入新文化的同时破坏旧文化的论争。张东荪提出在全力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持"不骂不破坏"的态度;傅斯年与胡适则强调输入新文化的同时必须破坏传统文化。在论争中,他们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对方的主张,却因此更加强了"因相近而区分"的心态,并隐隐显现出分居上海与北京的两方对新文化运动正统的争夺。在某种程度上,日趋激烈的新旧之争也并非新与旧之间的文化竞争,反倒是基于不同西方思想资源的新与新之间的竞争,表现出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多义性。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其民族观不仅着眼于抗日,而且对中国国族的定位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趋向的同时,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理论颇多契合。傅斯年的民族观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现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族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来审视傅斯年的民族观,将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傅斯年民族观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新学术的建构——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为中心的探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通过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以及书信、回忆录和史语所出版物等相关材料,可对该所前期(19281949年)的工作方针、组织机构、制度建设、学术工作和学术成果作一系统考察。史语所的创建和发展反映了现代学术企业成长的要求,其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既与傅斯年的领导有方密不可分,又充分证明了现代学术体制的优势。     

试论民初管子研究之转向——以梁启超、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降,诸子学走向复兴,作为其中一支的管子也日益受到学者关注。时值民初,胡适将《管子》定为伪书,梁启超颇受其影响,修正了以往的部分学术主张。此时期管子研究因之出现从阐释到辨伪的学术新转向。     

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新阐释——以胡适民间文学观中的哲学意蕴为视点

胡适常被视为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继承人和践行者,但事实上,胡适的哲学思想来源并没有这么简单归一.康德的道德哲学与永久和平论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胡适对民主、自由、平等等问题的思考,并关涉到对民间文学关键词如“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等的诠释,而这历来为学界所忽视和误置,由此也暴露出长期以来对胡适的解读有表层化和浮泛化倾向,更多是从政治和社会的视角出发,严重缺乏在概念和理论后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上的考量和细察.澄清胡适民间文学哲学思想来源,既是对学科本身的一种历史还原,也将为学科的当下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造社会”与社会改造——以五四前后傅斯年的思想为中心

在五四前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中,傅斯年另辟蹊径,提出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社会改造的关键在"无中生有地造社会","造有组织的社会"。傅氏的"造社会"论揭示晚清以来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认识并不清晰,社团实践亦存在根本缺陷,"造社会"可谓正本清源。五四前后亦有不少人从组织的角度探讨社会改造的途径,但如傅斯年那样注重个性与社会责任心统一,注重理想类型的社会组织建设的思想并不多见。在五四后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应有的社会改造、社会建设事业被社会革命所压倒,一度中断。故五四之际傅斯年的"造社会"论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日讨论社会建设问题的起点。     

现象学社会研究方法论——以舒茨为中心的探究

现象学方法论对于社会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现象学的“朝向事情本身”的原则以及有关描述、意向性分析、意义构成、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在实践上,现象学方法论足有成效地开辟了知识社会学、理解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民族志等学科的研究领域。阿尔弗雷德·舒茨在他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等著作中奠定了现象学社会理论的研究基础。本文以舒茨为中心,考察现象学社会研究方法论的来龙去脉,阐明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的主要路径和评价其思想史意义。     

马克思法哲学方法论的承继与超越——以法本质观为视角

科学研究的进步从终极意义而言就是方法的发展,法哲学也不例外,人类认识改造世界离不开方法这一重要媒介。法的本质问题是法哲学不可回避的前提性重要论题。唯心主义法哲学家把法的本质归结于神的意志、上帝的意志、人的理性,导致法本质问题陷入神秘性与思辨性。马克思立足于社会生产实践,在法本质的探索中,固守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立场,承继与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辅之以严谨的历史分析研究,拨开了笼罩于法本质上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层层迷雾,揭示法本质意志性与物质制约性的统一,法学从此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天主教的生命观——以堕胎问题为中心

堕胎问题在近现代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受到天主教的密切关注与积极回应。自上个世纪以来,堕胎问题开始从社会各种问题中凸显出来,并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广泛持久的争论是其基本特征,焦点则是胎儿的＂人性＂问题,由此而有的神学、哲学、伦理学等研究进路将这一问题推向空前的深度与广度。天主教基于其特有的生命关怀及神学哲学进路,在面对堕胎问题时,表现出强烈的超越性色彩,成为了全球关注堕胎问题的超越性构成力量。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叙拉古情结"——以胡适为中心

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爱惜羽毛" 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 却百折不挠. "四一二事变" 后, 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 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 接近、 受挫再到反抗、 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 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 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 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 是 "叙拉古" 母题下 "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的典型样本.     

胡适与现代序言视阈下小说批评的新形态——以“四大奇书”批评为中心

在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现代序言中,胡适意图将序言批评构建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新形态。他通过对“四大奇书”技艺“本领”的关注、对“四大奇书”及其续作合符于现代文艺思想的肯定、对“四大奇书”文献进行细致“考据”等方式,为“大胆的假设”等“科学”定性寻求证明之道。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序言批评试图以新的思维方式及话语模式对通俗章回小说的知识形态展开现代重构,进行一种带有整体性特质的批评引导,最终对通俗章回小说的文化意义进行新的规定。此类批评扩充了通俗章回小说被认可的接受渠道,亦是一种新的经典构建思路,不仅增强“四大奇书”的多元意义,亦有典型的方法借鉴价值。     

"亚东本"小说序跋与古典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以胡适为中心

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系列白话小说最显著的特色就是由当时活跃在新文化运动第一线的名人为其新作序跋,以胡适为代表人物.通过对胡适序跋的深入研究,我们看到,胡适通过"亚东本"小说序跋创造了"从考证出发的治学方法"为主干的古典小说现代学术范式,并从社会、历史、语言、文学多元视野来探索小说价值,本文认为胡适所作的序跋正是其建立小说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及其比较——融合、继承与发展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当今最令人瞩目的经济学分支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已经渐进地融入主流经济学。追根溯源,它是对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新、老制度经济学派都把制度纳入其研究对象,但到目前为止,它们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却迥然不同。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共性在于,都对正统经济学持批判态度,其基本方法论都是多种"主义"的融合。老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历史主义、本能主义、进化主义、实用主义、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融合,还包括个体主义的成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制度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融合,又受到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乃至有回归进化主义的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宛如一个大集合或是大熔炉,集众家之长,把利己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可称得上是各种经济学派的融合体。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和理论假设与主流经济学趋同是它兴起的根本原因。     

赫胥黎“存疑主义”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影响——以胡适《水浒传》、《红楼梦》考证为例

"存疑主义"是胡适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从赫胥黎自创的Agnosticism这个概念中截取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胡适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的考证中一直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尤其是他的《〈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等重要论著,其写作过程和文章结构无不是"存疑主义"这一学术方法的体现。这种方法在胡适对白话小说文字的研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古史辨派“科学”形象的自我塑造——以顾颉刚、胡适为中心

20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辩派通过塑造一种区别于传统主流学术的科学范式，迅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新派别。在此过程中，顾颉刚与胡迄在占位竞争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各自对于“科学”的不同阐释，呈现出古史辩派对于中学与西学的不同选择及其复杂的思想面貌。     

清代中后期经学家的戏曲观——以焦循与俞樾为中心

焦循与俞樾戏曲观的基础是性情说。以性情为根据,他们描述了文学、文体的发展脉络,戏曲则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从而使戏曲的存在获得了学理上的依据。二人又视戏曲为学问并进行研究,且俞樾的戏曲创作将知识学问及对现实问题的思考通过戏曲这一文体展示出来,体现出教育普及与救亡图存的倾向,在客观上拓展了戏曲教化的范畴,对清末民初梁启超等人的理论与创作起了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