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白”走向“对话”——网络时代行政话语模式的转向

话语就是权力,话语背后隐藏着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当前政府的官方话语正遭遇到巨大的危机,但也出现了诸多调整和重构的新变化。对应于政府单中心的权力结构,行政话语是垄断性的独白式话语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发展,行政话语将会形成多元化的对话话语模式。政治民主化、社会权力结构的多元化等环境因素,提供了行政话语模式转向的现实基础。     

论国家义务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成

正当化诉求是宪政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家与匪帮的相异在于国家的正当性,民主程序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是拥有主权的人基于契约放弃权利而存在,国家有义务为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合法有效行使受委托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界限标准、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及人权原则。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是政治正义的必然要求,政治正义性是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基本准则;人权及其保障是国家权力的本质与来源,民主是限制公权与保障人权的最佳政治模式,其为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具体指征;人权实证化为国家正当性的证立构造了合法性基本原则,国家义务论具有证成国家正当性的奠基功能。     

经济权力与商界小说的话语实践

近20年来,中国商界小说空前兴盛并彰显出表现现实的独特能力,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权力"合谋"的结果,其中经济权力的介入至为关键。经济权力的影响与渗透首先借力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商人阶层的崛起,其次是通过大众媒介干预社会审美趣味,此外还表现在对作者创作的实质性操控上。这推动了商界小说由文学场域的弱势话语向强势话语的转向,伴随这种转向,商界小说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日益凸显其话语力量。     

儒家宪政的传统与展望

儒家宪政包涵了根源性的政教关系、共同体治理体系、政体架构以及政治主体性与认同等基本宪制维度,而致力于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符合宪制规则之精神。这个宪制—宪政视角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关键契机,也促使我们反思诸如封建专制、儒法关系、内圣外王、政道治道等流行的叙事套式。儒家宪政提倡一种开放、理性而彰显公共价值的宪制会话,在与古人、西方和各种思想进路的对话中促成积极的共识,而这又有赖于一种儒家公民人格的形成和拓展。     

政道重要还是治道重要?

正牟宗三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最大缺陷之一,是只关心"治道"而忽视"政道"。政道是政体模式,治道是治国方式。中国人自古只讨论治国方式,不知道改造政体;由于士大夫"始终不向政道用心",中国自古只有"治权的民主",没有"政权的民主"①;由于士大夫一味向治道用心,理想的政治"只有靠著‘圣君贤相’的出现"②。因此,在他看来,政道远比治道重要,现代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政体改造而不是治道探索。然而,牟的观点可以说犯了哈耶克所     

为何权力代替了权威——辛亥革命百年反思

晚清清廷陷入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新政改革无法扩大政治参与,最终引发革命。辛亥革命的复杂面相在于民主与封建彼此纠缠。辛亥之后,中国不是以制度安排,而是通过权力攫取试图重建秩序的统一。宪政之下,政治是一门我活你也活的妥协艺术,但在权力为中心的乱局中,政治却变成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政治权力的角逐,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缺乏超越于意识形态和派系利益之上的制度性法理和公认的政治价值。辛亥革命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革命接踵而至,每次统一的结果,建立的都是独断权力的中央威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和法治始终缺乏。     

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蒙元际君臣政治关系的隐喻转向

蒙元际君臣政治关系从"父子"隐喻为主转向以"主奴"隐喻为主,主要表现在社会和政治运行以及君臣对待等诸多方面。这一转向在实质上实现了类似制度变迁的结果,导致了中国古代历史脉络的断裂和模块嵌入型的秩序接续。转向之后,"主奴"关系成为社会交往的"一般等价物"和差序格局的跃迁通货,而既有的专制共治结构也倾斜失衡。     

后现代主义的民主批判与重构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其在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批判中,形成了全新独特的后现代民主路线图,包括置人的特性于民主制度设计的首要地位;反对人的专制与独裁思想;反对法律、法规、规范、普世制度等具有权威性的制度规范与霸权话语;对权力的制约应扩展到所有领域,不能囿于国家统治权;走日常民主、话语民主之路。     

文化·政治·权力：西方文化政治理论关键词辨析

西方文化研究通过重新思考文化、政治与权力等概念,将文化与权力进行话语接合,形成文化政治的话语形态和批评范式。文化政治理论批判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结合大众文化形态,对文化语义进行扩容。文化政治将文化视为弥散着权力的意义版图与话语质态,不管是日常生活世界,还是表意的文本符码,都成为权力生产、传播与弥散的文化存在。文化政治理论重构了政治的话语内涵,形成微观政治、生活政治、差异政治与话语政治的多元政治景观。文化政治理论重新思考权力问题,强调权力的微观性、生产性、弥散性、对抗性等特征,批判性审视权力在日常生活、文本话语结构与文化实践中的生成、繁殖、流转与抗争,以文化介入、文化改革与文化治理的方式推动社会朝着自由、民主、公正与多元的方向发展。     

关于发展中国家现代政治秩序建构路径的思考——从民主与宪政两个维度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问题。由于民主与政治秩序、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民主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运行存在困境。作为一种制度,民主自身不足以良性运转并存续,它是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宪政可以提供化解政治冲突的"元规则"和制度平台,可以增强国家能力,可以实现权力的和平更替和规范并保障民主的运行,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现代政治秩序与民主"共生"。     

论知情权话语在我国兴起的知识背景

知情权话语在中国兴起的背后有对自由和民主的一般政治诉求、对市民社会思潮和治道变迁的回应、有经济理性分析方法对政治系统的渗透以及保障知情权的全球历史情境和我国的法理反思等多重学科的知识背景。     

民间组织兴起与当代社会秩序转型

当代中国的新型社会控制模式,应建构多元互动、民主理性、自主协商的法治秩序.我国近年40余万民间组织的蓬勃兴起,成为构造自主协商性法治秩序生成机制的主导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秩序中,促进由"单向管理"向"双向合作"的转型,构建了权力与权利的多元互动制约体系;促进由"被动分配"向"主动协商"的转型,构建了自主自律秩序的生成机制;促进由"无为他律"向"参与自律"的转型,构建了公民性品格的塑造平台.民间组织兴起中的"中国问题"主要是管制与放任、自主与依赖、民主与参与、统一与多元,建立民间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合作机制是中国现实的选择,因此,民间组织监管体制需要努力推进,但却不能过于激进.     

鲁迅小说对启蒙话语的勘测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社会变迁中各种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除了揭示传统社会话语结构中统治者话语对民间日常话语的控制与剥夺，启蒙话语与原统治者话语的斗争以及启蒙话语与民间日常话语间的裂痕．还显示了对启蒙话语本身的警惕。鲁迅对启蒙话语的反思与勘测，也揭示了被遮蔽多时的中国文学自近世以来所面临的困境。     

确定性思维视域下的西方民主话语：表象、本质及其批判

深刻反思西方民主话语,既要从话语结构层面揭示它的虚幻性,又要从话语本质层面揭示它的内在逻辑。近代以降,随着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民主话语被赋予以资产阶级政治话语为核心的正确性与真理性。现时代,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的笃定并非仅是意识形态的现实选择,更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确定性思维的必然结果。因此,仅从民主的本质与历史揭示西方民主话语的真实性,并不能彻底批判它的虚伪性。只有在审省西方民主话语确定性思维的基础上,才能揭示其模糊性本质及其广泛传播的现实路径,进而阐明模糊性在民主话语的体系构建与话语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正当性与比较优势。深刻反思西方民主话语的确定性思维,是批判西方民主话语和破解西方民主转型思维的有效切入点,有助于增强当代中国的民主话语自信。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对君主专制正当性的批判

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价值正当性建立在"君权神授"和家国同构衍生出的"家天下"理念之上。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揭穿"君权神授"的谎言,使封建专制统治丧失天命的价值正当性;批判"家天下"的虚伪性和反人道本质,使得封建专制制度又失去了人性的价值正当性,动摇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     

关于当前我国有限政府建设的思考

本文以历史的视角对有限政府的思想渊源和治道实践作了梳理 ,围绕我国建设有限政府的社会条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作了分析。认为有限政府不仅是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而且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可行的途径。因此 ,有限政府建设必须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两方面入手 ,加快行政制度的创新和政府行为的转变 ,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试论“共和”话语与“大国善治”

在当代政治语境下,"共和"不止是一种政体,其话语精髓在于它对政治生活"公共性"的由衷关切,即:对于制度构架,注重"治道的多元共谋";对于社会生活,强调彰显公民美德、消除怨恨、崇尚宽容、相互协商、达成妥协,营造和谐公民文化氛围。这在"民主"已取得话语霸权的后革命时代,是真正实施"大国善治"的强力助推器。     

中国司法的“翻译”式增长

在传统政治话语范式由于多元利益的分化而渐趋失范时,司法话语成为一种替代安排.这意味着中国的司法改革更接近于一种在既有权力结构之下制度话语的转换.司法必须以其符号体系完成对于政治话语的翻译与重述,并将政治权力通过政治-司法的向度转化为司法权能的增长.在实际治理中,抽象的司法语言为获得进入具体情境的便利,构筑与司法所指事件的同质语境,也常常采取反向度翻译的方式.在双向度的互译中.司法运作机制的渐变反作用于政治权能之源,并促动政治权力结构在司法话语之下进行重构,而作为这种调整的结果,则是国家治理术的转型与司法话语权的转向.     

试论政府权力的递延效应

政府权力在运作的过程中 ,具有向政府官员的亲近人员递延的效应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文化影响深远的社会 ,表现更为明显。政府权力递延效应的存在 ,对正常的政治秩序、政治利益以及政治改革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