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证成与机制建构

区域协同立法是指跨行政区域多个立法主体，为解决公共治理领域的共同问题，按照各自的立法权限和程序进行分别立法、相互对接的地方立法模式，其具有地方立法、跨区域立法和合作型立法的特征。区域协同立法的政治价值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经济价值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社会价值是提高区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法治价值是回应区域法治发展需求。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基础是整体性法治、居间性资源整合和区域性利益均衡。区域协同立法仍需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明确，同时需要建立健全沟通协作、立法参与、交叉备案、联合评估和统一指导等机制。     

论统筹城乡发展中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

创新城乡社会管理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源于西方语境的协同治理,为推进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中社会管理提供了借鉴范式。鉴于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困境和制约因素,我国应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基本架构的多元合作型城乡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并通过优化协同治理主体结构、培育优质现代社会资本、构建社会管理协同机制和改善城乡管理体制机制环境等路径,推进城乡社会管理协同治理。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政治协同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但其进一步发展却面临"行政区行政"的层层阻力。化解行政区行政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矛盾的根本途径不在于行政区划的调整,而在于区域内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因为行政区经济的产生不在于行政区划本身,而在于行政区的"行政"。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质上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其相应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是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区域政治协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从现状来看,实现我国区域政治协同发展,必须创新区域行政立法方式、建立区域行政管理机构、建立和完善区域地方政府间行政协调机制。     

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协同发展:机理及效应

在全球产业发展模式呈现高度"服务化"与"区域协同发展"兴起的双重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协同发展主要包括产业互动、区域联动和制度协同三维,需经历协同发展引致、产生和升级三阶段演化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其协同发展的主要特征、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也有所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协同发展效应与制造业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创新与合作效应以及溢出与交易成本效应两个方面,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会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协同发展效应显现。各地方应根据区域特点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差异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协同发展政策,从三维度完善区域产业协同框架。     

福建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分析

通过分析福建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宏观背景、历史演进、以及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如基础建设重复布局、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协作领域狭窄、合作机制欠缺等,并针对这些问题,从历史、自然、行政、政策、社会五方面对区域协同发展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政府应及时掌握区域协同发展的演进规律和发展变化趋势,应构建区内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各要素全面发展的机制和框架,形成一个结构优化、富有活力、高效持续的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应提升协同发展的认识并树立新的协同发展观,应建立跨九地市组织协同发展机构及其运行机制,有必要建立九地市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协调机制。     

理解中国区域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发展的视角

中国的经济转型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商会、行业协会、公益组织等各种民间团体大量涌现.通过社会动员、汲取政治资源、与政府合作等参与方式和策略,民间力量逐渐成为区域发展和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它改变了政府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民间力量的兴起对我们理解中国区域治理模式的变迁和未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方治理：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跨区域协作治理研究——以Y青年总会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跨境区域和跨制度合作区,面临不同区域、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磨合以及多核心城市协调等社会治理难题。基于该区域社会的复杂性及公共领域合作的困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需要建立起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本文以协作治理为理论视角,将Y青年总会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着重从领导体制、协作机制以及会务活动三方面对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治理的实践进行考察。研究表明,Y青年总会在参与大湾区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在凝聚、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粤港澳三地交流与融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增强港澳青年国家意识以及维护区域稳定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中国式区域治理体系、机制与模式

中国式区域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治理、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治理什么和怎样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发展是区域内、区域间竞合共赢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国式区域治理呈现出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共生演化逻辑,更加注重通过系统架构、创新驱动、优势再造、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来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突破区域发展的各种约束,寻找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基于此,提出“体系-机制-模式”(SMP)的中国式区域治理分析框架,建议完善以政府网络为核心、市场网络和社会网络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体系,拓展网络化、生态化等多样化区域治理,提升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确区域治理的核心机制,构建以科层、契约和合作“三位一体”为主的多元化治理机制;通过有效的区域治理,在政府层面形成价值共同体,在市场主体层面形成经济共同体,在社会民众层面形成命运共同体,最终为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三重共同体”模式这一新思路。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立法研究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制度设计有利于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需要,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环境治理的制度创新。当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还面临区域能源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产业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困境与区域法律政策协同性不足、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性不足等现实问题。从我国区域能源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环境治理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的现实来看,在区域能源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在东部地区协调立法处理好经济与环境问题,统筹协调好西部地区区域规划问题,通过立法方式实现区域资源配置一体化;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以制度形式固定产业集群化发展成果,完善绿色供应链制度以实现产业协同融合,建立互通交流的数字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在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发展路径方面,应在辅助立法原则下保持协同立法的谦抑性,形成超越“部门”与“地方”的特别法;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法律路径方面,应明确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的权利义务,实现应急情...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

我国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机制,有区域行政协议、区域性组织、区域协作立法、区域行政规划和区域行政指导五种。在国家与社会维度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是一个行为法问题,是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其依据是宪法第15条,内容的合法性在于遵循区域平等原则,程序的合法性在于公众参与。其中,区域平等源自公民个人的平等权,既约束国家对不同区域公民的公权力行为,又约束不同区域政府机关间的行为;公众参与在区域治理中具有更丰富的特点,既是促进区域平等的途径,又是在行政内部机制失灵时推动制度运行的动力机制。在国家组织系统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是一个组织法问题。其中,区域行政指导和区域行政规划,实践了宪法和组织法上规定的领导,蕴含着领导事项、领导方式和领导区域等要素。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人大的作用应在各方支持下按照政府治理的要求予以加强,以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民意基础。各地开发区管委会的设立并非都具合法性,其职权中不得包括行政强制措施权、冻结和拍卖权以及有关人身自由的处罚权。行政区政府机关之间的主要合作机制是区域行政协议。它是宪法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现和对市场主体的尊重,它对缔约主体的约束力有赖于缔约各方的诚实信用。     

国家区域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区域政策因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区域问题而生,是国家为了推动区域发展,促进区域协调,依据区域比较优势而对不同地区作出的政策安排。所以,区域政策构成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调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特别是"十一五"以来,随着国家区域政策的不断细化、实化和差别化,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十二五"时期,区域发展仍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内国外环境较以往更加复杂。新的时期,国家将继续着重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论社会稳定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稳定在区域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社会稳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体现为它是地方产业结构、产权结构、产品结构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稳定在区域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体现为它是地方权力体制、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地方司法体制、地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支撑;社会稳定在区域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体现为它是地方各种主体文化活动、地方各种主体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调整、地方各种主体文化活动所构成的整体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体现为它是地方社会流动、地方社会转型、地方社会改革的重要基础。     

国际社交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革命性影响

随着社交网络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强势入侵,国际社交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带来革命性影响。国际社交网络中的政治参与能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机制、衍生机制和涌现机制对国家政权安全产生威胁;国际社交网络中的恐怖主义扩散能够通过回音室机制、群体极化机制和非对称优势机制对社会安全与稳定产生威胁;国际社交网络中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够通过分化机制、削弱机制和渗透机制对国家政治制度安全产生威胁。国际社交网络中的跨境数据流动能够模糊政治安全的治理边界,削弱主权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权威性、合法性和独立性。因此,应利用国际社交网络掌握政治安全发展态势,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基于网络空间主权的命运共同体。     

从市场保护到权利发展——转型社会中的区域治理

从世界范围来看,区域主义大概可以分为政府联邦主义和社会联邦主义等不同的类型,这就决定了区域治理不仅仅体现为维护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治理,更应该体现为一种基于公民权利保护之上的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经历了政治大区、经济大区和功能性大区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建和权利保护的增强.在新一轮的区域治理中,公民权利与社会本位将被逐步强化,公民本身也不再仅仅成为区域治理的对象,他们既是区域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更是区域治理的行为主体.     

新区域主义视野下京津冀协同治理及其制度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协同治理更上升为国家战略,当下亟须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新区域主义理论突破了传统府际关系中的政府管理思维和管制模式,在顶层设计方面提出了在中央层面成立高级别的区域发展协调机构、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协议等制度创新。当然,新区域主义理论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适用性仍有待实践检验,路径优化仍然面临多种可能性。     

区域经济调控初论

区域经济调控是改变我国各大经济区域的不平衡发展状况的重要举措和必由之路.区域经济是一种有别于宏观经济的中观经济形式,这就决定了区域经济的调控主体不同于宏观经济的调控主体.区域经济调控权的行使和区域经济调控机制的运用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而言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本文就我国区域经济调控的含义、性质、主体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求为我国理论界对区域经济调控的探讨和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中国区域战略发展的新趋势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区域政策出现新的变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自贸区建设等区域政策的提出与推进体现了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意图。在这一过程中,区域政策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区域政策的综合性提高,国内区域政策与国际区域战略相结合,区域政策转向与城镇化规划相结合。综合型区域政策的推动需要提升规划的功能,在区域政策的规划与实施中,地方的作用不断增强,区域成为央地互动的平台。     

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基于社群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转型期的中国,诸多协同要素及各种干扰源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其中,体制吸纳限制了权力系统的开放性,利益冲突损害了自组织的协调性,信任式微稀释了子系统的协作性.在社群主义的理论视野里,共同善是协同者参与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开放的话语构成了协同者真诚、平等、友好对话的共同场域,情感、责任、相互依赖和互惠则是协同者互补联结的纽带.因此,须将社群主义的观念植入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中,通过培育利益共享体、责任共同体,重塑治理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使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有机的合力,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     

区域公共治理中的政治协调的梗阻与政策路径

区域公共治理过程中,单一中心治理带来的政治协调的障碍主要在于: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区域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区域公共治理绩效评估的梗阻.从政策系统分析主要是三个层面原因:政策主体上,政府利益自利性侵蚀公共性;政策空间上,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缺失;政策组织上,科层结构导致传导机制扭曲.要消解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梗阻,选择或创新区域公共政策的政策工具、运行机制和政策过程,主要在于构建区域公共治理多元主体体系、建设开放性区域公共政策体系、创新区域公共治理模式.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契机、困境与进路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领域和骨骼系统,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将有助于提升区域社会经济要素的交流效率,降低环境资源成本。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顶层设计、区域公平发展环境现实需要、交通一体化纵深推进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深化实施,均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当前,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存在制度保障不充分、体制机制壁垒、投融资机制缺失、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与矛盾。为此,基于适应区域长远发展、依靠创新动能转换、着眼绿色交通社会再生产体系、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效用的目标导向,应当从顶层设计完善、体制壁垒破除、信用体系建设、投融资机制创新、运输结构调整等方面提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绿色发展的实现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