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旃陀石窟壁画中的说一切有部思想

阿旃陀石窟所在的西印度地区流行小乘说一切有部戒律,阿旃陀壁画很明显地体现出说一切有部的影响：小乘佛教不礼菩萨,说一切有部更是重视表现释迦牟尼的前世经历,这些表现佛陀累世修行的佛本生故事构成了阿旃陀壁画最主要的表现题材;从这些本生故事的文本来源看,约半数可以与说一切有部的律典对应,尤其是如大善见王本生、独角仙人本生壁画,描绘出了说一切有部律典特有的细节特征;从阿旃陀壁画的表现主旨来看,也很明显地表现出说一切有部重视因缘果报、主张禅修持戒等思想倾向。     

克孜尔石窟裸体女性形象源流考

克孜尔石窟裸体女性形象来源旧说——希腊说、犍陀罗说或龟兹本地说,经分析是难以成立的。印度本土艺术中裸体女性形象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随着佛教流布而传播开来。对克孜尔石窟与印度本土艺术中的裸体女性形象进行体态、姿势和装饰等方面图像学的考察、比对,可以确定克孜尔石窟裸体女性形象来源于印度本土艺术,其裸体女性形象无疑遵循了古代印度的审美法则。龟兹开放的社会和包容的心态,为裸体女性形象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龟兹佛教艺术与阿艾石窟壁画

龟兹是古代西域佛教较兴盛的地方 ,开凿石窟是龟兹佛教艺术的重要形式。龟兹佛教石窟有其主要内容和特点 ,阿艾石窟则表现出深受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 ,是这一时期龟兹地区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略论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哲学思想

“说一切有部”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三百年(约公元前二、三世纪)从上座部分裂出来的一个重要派别,所谓“一切有部”是说一切法(事物)皆有自性,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实有。一、说一切有部的三藏及论师说一切有部留下了丰富的经、律、论三藏,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记载,玄奘从印度回国时,带回了大批佛经,属于说一切有部的经、律、论共六十七部。     

克孜尔中心柱石窟分期的再研究

“克孜尔模式”石窟是以新疆克孜尔中心柱石窟为典型代表的,是古代龟兹人在吸收外来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而开凿的,在我国佛教石窟遗址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缺少有关开凿石窟的纪年材料,对其进行分期断代非常困难。然而中心柱窟的分期断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中外学者已经发表了不少包括中心柱石窟在内的龟兹石窟的分期断代意见,结论各不相同。通过考察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窟,从形制的变化、绘画内容演变、绘画风格以及克孜尔石窟在佛教石窟艺术中的地位入手,提出自己分期断代的观点。     

洛阳测影与“洛州无影”——中古知识世界与政治中心观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所云"洛州无影,与余不同",多被学者阐释为作为外来传统的佛教与中国本土认同的冲突,是关于中国和印度谁是世界中心的争论。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面相,而且未必是义净本人的真实意图。要理解"洛州无影",需要深入剖析贯穿中古时代的洛阳测影传统,其内涵远远超出中国、印度文化冲突说,归根结底还是不依王法则佛法难立的思想意识在发挥作用。政治学说往往建立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科学"知识体系上。"洛州无影"和洛阳测影的传统揭示的中古知识世界和政治的关联性,是理解中古知识与信仰的重要层面。     

“天竺之路”与“天台之路”：中国佛教的抉择——兼谈玄奘在中国佛教中地位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两位伟大僧人,玄奘和智顗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佛教道路,其中玄奘走的是＂天竺之路＂,他远赴印度取经学习并最终成为印度佛教唯识学专家和佛经翻译家,而智顗走的则是＂天台之路＂,他来到天台山隐修以寻求适合中国人的佛教解脱法门并最终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与玄奘只是照搬印度佛学而毫无创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顗表现出了佛学上的巨大创造力,开启了中国佛教创造自身中国化模式的大幕。中国佛教正是在选择智顗模式而抛弃玄奘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发展壮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玄奘对于中国佛教的重要性还远不如智顗,尽管玄奘比智顗更具知名度。     

克孜尔110窟佛传壁画的意义

克孜尔石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石窟寺遗址,其壁画以大量的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探讨克孜尔壁画的意义。古龟兹地区与新疆以东的中原地区及以西的犍陀罗等区域内的佛传故事有差异,差异的原因有地域的差异,亦有历史和民族的差异以及和佛教的传播和流行的佛教宗派有关。     

论龟兹石窟中的伊朗文化

龟兹石窟包括今之新疆库车、拜城、新和地区的石窟,总数达500余个,其规模之大可以和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相媲美。尤其可贵的是,龟兹石窟在建筑、雕塑和壁画上融合了古代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原汉族文化的成分,使龟兹艺术呈现出内容丰富多彩、风格纷繁多样,形象绰约多姿的风貌,为国内外学者所重。     

鸠摩罗什少年时的龟兹石窟

本文阐述鸠摩罗什少年时的龟兹石窟，其中包括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四禅、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佛教义理在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表现及其对少年鸠摩罗什佛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僧肇佛学哲理探微与新知

僧肇所弘扬的大乘中观般若学曾经盛极一时,且使具有较强理性思辨的魏晋玄学从此终结,将般若学从玄学中析分出来,同时从认识论、本体论、解脱论等哲学理论高度,为中国佛教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圆融体系,并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及思维方式,以及隋唐时代的天台宗、三论宗、禅宗,直至宋明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纵深发展.然而,僧肇佛教哲学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不仅运用了玄学的词句,思想上也与玄学划不清界限.     

佛教生命伦理的仪式表达

佛教内含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仪式和典籍等都是其表达方式。佛教仪式与佛教典籍在表达义理时形式不同:典籍以文字为载体,强调对佛教教义进行哲理和学理的思考;仪式以表演为途径,侧重对佛教教义的感悟和体验。正是仪式的过渡性和过程性使得信众从典籍中学习到的佛教生命伦理思想实践到日常生活中。     

义解:移花接木--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

中国佛学对印度佛典的理解与解释近乎一种文化"嫁接".最初的佛典讲解者必须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入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因而采用了一种用中国儒道学说来比附印度佛教学说的"格义"的阐释方法.关于"格义"的使用年代与确切含义的理解,学界有不同看法,但考其精神实质,应是一种"傅会中西之学说"的方法."格义"方法充分证明了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阐释学原理.自东晋至隋唐,阐释佛教教义的"疏"、"论"大量出现,学术争鸣通过对佛典文本的阐释差异表现出来因对同一经典的不同阐释而形成派别,因对不同经典的阐释而形成各种师说,因对不同经典的尊崇与发挥而形成不同宗派.通过对<法华经>"方便"一词各种解说的考察,可发现中国佛教的经疏有四个特点,即阐释的附会性、扩展性、细密性、多元性.佛教义学的疏论,是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典范之一.     

佛教故事群中的女性——以《经律异相》之记载为中心

成书于南朝梁的《经律异相》,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佛教故事类书。其中的女性故事,写得也是多姿多彩,往往通过生动、通俗的故事形式,向信众宣传布施、持戒等佛教基本教义,并让今天的读者得以了解印度当年的妇女生活状况。在文学性上,既注重人物性格的典型性与复杂性,又能做到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在文学与文献学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从中国佛教的护生传统看贵州梵净山佛教生态文化

在佛教思想中,对生态环境始终持有一种宇宙论取向的关切。在中国佛教思想传统中,佛教伦理首先是一种教化伦理,是源于佛教基本教义的一种信行实践方式,而不是救恩伦理,不是启示伦理。其中,以念佛与放生的信行实践为主导的净慈传统,结合佛教修行活动的组织化实践,特别是其生命伦理、生活伦理、社会伦理诸层面的思想内容,对于当代佛教弘化的生态伦理建设极富启发意义,从而把自然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颇具特色的贵州梵净山,真正打造成独具佛教生态文化特色的西南佛教名山。     

明中后期的居士佛教初探

从明代万历初期始,居士佛学兴盛。明中后期士林佛学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遁入空门又不甘寂寞的上层僧人与信佛的官僚在都市的结合;另一种是厌世的文化人和劳苦大众同中下层僧侣在山林的结合,而居主导地位的是前者,正是这种结合推动了明后期佛教的复兴。明后期的居士们或念佛参禅,或诵经并潜研佛理,禅净合一的修行法门乃是最常见的修行方法。当时的居士大多当初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后来由信仰孔孟儒学转而信奉王氏心学,再而皈依了佛教,所以在哲学思想上反映出了禅理与心学相杂,又处处倡言儒释融通的特点。     

妙理与禅机

借一文一商两个案例可以测知,现代“妙理”中的禅机至少有五个征候:机锋、妙悟、取直、简约、敞开。它虽然不宜示禅理,却体现了“现代禅”的智慧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