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歌与“啰儿调”之关系溯源

作为民间俚曲的竹枝歌面貌早已模糊不清,但是在和古竹枝歌有着相近流传地域的现代民歌中仍然能寻到些许蛛丝马迹.文章从流传地域和演唱场合、结构形态和命名方式、宗教信仰和衬词蕴意等方面来论述重庆石柱土家"啰儿调"是民歌竹枝歌在传承过程中的嬗变和发展.     

竹枝歌与“啰儿调”之关系溯源

作为民间俚曲的竹枝歌面貌早已模糊不清,但是在和古竹枝歌有着相近流传地域的现代民歌中仍然能寻到些许蛛丝马迹。文章从流传地域和演唱场合、结构形态和命名方式、宗教信仰和衬词蕴意等方面来论述重庆石柱土家"啰儿调"是民歌竹枝歌在传承过程中的嬗变和发展。     

吸收与融合——元代西夏遗民社会地位及其民族融合的历史考察

元代西夏遗民的社会地位由其所处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形成差别，其社会阶层主要由官吏、民户、屯田户、军户、驱口、僧祗户等组成。西夏遗民入仕主要任武职和地方官，其中世代为宦的现象比较突出。军户在元代军户中所占数量极小，民户、屯田户、僧祗户都承担国家赋税，在社会地位上等同于民户；西夏遗民的民族融合主要是文化的吸收与融合，种族融合反而不是主要途径。     

重“学”与重“道”:关于苏辙道德文章的考察

苏辙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呈逐渐走低的态势。古代文章“一门三父子”的千古美誉,苏辙成为最黯淡无光的一位。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苏轼光环的遮蔽所致,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苏辙研究不够,认识不深。苏辙一生重“学”重“道”,强调学道既是学习之本,更是立身行世之要;他毕生追求道德文章相统一,故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致。苏轼与秦观不约而同地对此高度推崇,现代研究者不能熟视无睹。     

道与治——王安石以道求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王安石以"道"求"治"的政治哲学,是从早年到晚年演进深化的过程.在其早年,王安石认识到分裂的先王之道无法言治,于是从"道之不一"转而"求道之全".在学术中期,其以诠解经书、诠解经义的方式"求道",但因其释经行为存在主观性,传播方式存在强制性,使得他所阐发的道,并未得到士人的认可.至晚年退居金陵,他通过著《字说》诠解文字本义,来确保所诠经义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但王安石为把治世观念注入经义,导致《字说》中的文字诠解,往往牵强附会,故而由《字说》挖掘经义,由经义呈现圣王治世之道,再由道求治的政治哲学建构并不成功.     

梵曲“啰哩嗹”与中国戏曲的传播

本文对戏曲中普遍使用的“啰哩（口连）”的来源、使用场合及其与戏曲传播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啰哩（口连）”是梵曲,最迟晋时已传入中原;它一般在祭戏神时、婚恋场合、乞讨时、烘托气氛时演唱;元代的“啰哩（口连）”——吉普赛人,其波斯发音Luri,有乞讨和婚恋的意思;宋元时的路歧人在诣多方面与啰哩人相似,路歧应是Luri的另一种译法;路歧人、啰哩人在我国戏曲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道可道非常道”六字的断句

解读经典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对《道德经》中“道可道非常道”六字的解读为例，提出在解读经典时应该联系上下文，准确认识文意，以避免出现对经典的曲解、误解。     

有关西夏军制“几种人”的范围考察

西夏军政职官研究多年来是中外西夏学相当薄弱的环节，这与汉文有关史料的贫乏关系较大。西夏选任军职的程序当以册纳军籍为最基本的前提；以“宗族”为本位的的伦理法在法律上占有主导地位；西夏立法者巧妙引入了“有官品人”、“庶人”这一虚指的概念，适用于全社会的各个阶层，淡化了阶级对立的意识，掩盖了法律上阶级压迫的实质     

美术创作中“技”与“道”的关系

美术创作中,“技”是“道”的基础,“道”通过“技”来体现,一件优秀的美术作品都是既精于“技”,又重于“道”。要完成一幅出色的美术作品,就必须做到“技”与“道”的完美结合。     

历史、美学与互动:西夏音乐文化的三维考察

西夏党项羌音乐文化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版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音乐文化因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孕育出兼具民族性与包容性的风格特质。西夏开国原主李元昊提出"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美学原则。这一美学原则体现了西夏民族音乐思想形成的内在依据,塑造了音乐审美活动呈现的外部表征。在与中原汉族音乐文化的互动交流过程中,西夏音乐文化进一步确证了自身,获得了延展与提升。     

正本溯源话“本文”──对“道”与“本文”血缘关系的考察

在当今关于后现代文化的讨论中，“本文”（Ｔｅｘｔ）概念几乎无所不在。在人们的心目中，它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科学革命变革的标志和起点，然而其含义究竟如何？许多人尚不甚了了，对之误解和歪曲的事时有发生。作者在研究时发现，“本文”虽然是一个西方概念，却与中国道家之“道”有着多方面的血缘关系；如“消解”与“反者道之动”（老子）；“对话”与“负阴抱阳”（老子）；“本文”与“万物一马”（庄子）等，本“对话”在一个中国学者（Ｅ）和一个西方学者（Ｗ）之间进行，其本身又是一篇关于“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对话”。     

老子的“道”与一二三

老子的"道"的学说，比较自觉地把世界作为混成的尚未分化的统一整体来考察；他已看到了分化的倾向、因素和事实，而力图维护统一、整体的"道"的完满性。老子以此一以贯之，演绎出整个哲学思想体系。     

浅论“道”与“自然无为”

“道”是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自然”是“道”的根本属性,“无为”是“自然”的表现形式。在道家看来,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该遵从天道,顺应自然,方能“无为而无不为”。     

三论宗与“关河旧说”、河西道朗关系考辨

"关河旧说、摄岭相传",是历来三论宗对自宗思想传承的表述。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关河旧说"指鸠摩罗什一系学说。但日本三论宗却一直将"关河"理解为"关中"和"河西",从而将河西道朗纳入三论宗传承。很多日本学者和部分中国学者也支持这种看法,本文通过辨析吉藏著述中关河、关中等词语的内涵,通过考察吉藏对道朗学说的态度,指出吉藏在单用"关河"一词时,基本上是指"关中",只有两处是"关中"与"河西"的略称,而用"关河旧说"和"关中旧释"时,均指关中的鸠摩罗什一系学说,没有例外。吉藏以鸠摩罗什一系思想衡量道朗学说,既有赞同,又有批判。不应高估道朗对吉藏的影响,把道朗列入三论宗传承系谱缺乏思想传承根据,也与三论宗思想特质相悖。     

关于老子“道”思想的考察——与西方宗教思想之关联

对老子的道思想做存在论的考察,并将其与宗教的神性进行比较研究,便可以看到它所指谓的是超越万物的根源性存在,进而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     

《易传》“道”范畴的逻辑考察

本文通过对《左传》、《国语》、《老子》与《易传》道论学说的比较分析,对《易传》道范畴的内客及特点作了初步的考察和梳理,肯定了《易传》道论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老、庄之“道”与文艺之“道”简论

老子和庄子对于"道"的体认不同,但老庄关于"道"的思考,则无疑使得中国思想开始具备形而上的特质。老庄的"道"对于中国文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以一种"崇高的文艺精神"展现于文艺活动的过程之中。     

从“道”看中日两国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日两国虽为近邻,但在思维方式上仍然存在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一般都是从宏观出发,而日本人却往往习惯从身边的事物即微观出发思考问题。本文从中日两国对"道"的用法及理解差异方面来探讨两国人民思维方式的差异。     

宋代士人的人格精神与“道”

本文在文化历史的背景上,论证分析了有宋一代文化士人人格精神的根源和动因,指出宋代高扬的人格精神与历史中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生存环境的演变等等有着内在的联系。     

论石柱土家“啰儿调”的传承历史、现状及保护

石柱土家"啰儿调"曾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石柱县绝大部分地区,但现今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境地."啰儿调"的传承历史、传承现状令人担忧,作者在探索其濒危的原因的同时,提出了保护的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