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情感逻辑及其治理

社会结构紧张催生以负面为主的社会情感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直接导致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和爆发。换言之,抗争主体的情感动员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情感的社会行动者,抗争主体通过"悲情叙事""身份展示""戏谑表达"等情感动员策略,吸引了广大网民的关注和参与,促成了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迅速生成,但它在生成过程中却产生了"网络空间中的情感暴力""网络抗争诉求的煽情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情感"等情感后果。为有效应对和处置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生成所带来的情感后果,加快建设社会结构正义、努力构建合理的"情感规约"以及培育正向情感类型等是值得尝试的情感治理理路。     

抗争政治,还是非抗争政治——再论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

抗争政治范式的一支独大妨碍了我们对农民上访的理解,农民上访研究呼唤新的理论范式。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自我解构为抗争政治范式的兴起提供了机会和空间,而抗争政治范式的局限则为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回归提供了可能。由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演化而来的非抗争政治范式要返回农民上访研究的中心,必须从自我解构转向自我建构,完成自身的社会科学化。作者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非抗争政治研究框架,包括利益协调、权利规制、分类治理、组织再造、农民幸福以及规则框架等研究议题,并以此作为理解农民上访的替代框架,以期实现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在性质上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底层抗争,具有内在结构和正反功能。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是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学界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适应了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特殊性。以上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抗争的治理,使抗争达到有序化、有益化的效果。为此,要在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下,必须探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联,建构以政党为中心、国家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社会抗争的政治逻辑。     

"微社群"中青少年"表演式抗争"的缘起

在诸多形式的抗争行动中,"微社群"中的表演抗争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抗争形式和剧目类型.它相较于传统抗争体系中种种抗争形式不同,"微社群"中的表演式抗争通过戏剧化、夸张化的表演,制造视觉"凸点",编织抗争话语,进行抗争内容的创作.借助于网络这一平台进行传播,吸引眼球,从而表达诉求,为底层民众的抗争行动提供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基于利益损益的预期、情感语境的渲染、道德正义的身份认同和意见领袖的引导推动下,于社交媒体上进行资源动员,构成了"表演式抗争"得以发生并持续下去的机制.它们不是分隔运行、独立运作的,而是相互作用,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微社群"中"表演式抗争"的发生和演进.     

新媒体与基层社会的传播动员机制--“江门反核行动”个案研究

我国进入转型期后,基层社会中以社区为单位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新媒体对社区居民的动员和参与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刺激和联结作用,主要表现为线上的抗争性话语构建和线下的抗争性活动组织。在新媒介环境下,线上与线下的互动重构了社区居民的动员机制,重置了社会议程的话语权,公民作为传播主体发挥其传播力量,体现出传播赋权的特征,推进了社区发展与基层民主进程。     

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概念、类型与性质辨析

本文从以政府相关表述的回溯着手,考察了"群体性事件"称谓的提出与被公认,并对这一称谓进行概念化界定。认为:作为民众表达意见、维护权利的政治表达行动,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在体制外抗争但不反体制、聚众但非正式组织化的抗争活动。当前国内群体性事件尽管其类型多元化,但其基本性质属于传统的地方性抗争;虽有含暴力和低暴力的非法抗争手段,但一般是谋求解决现实社会的抗争行动,属于工具主义的抗争,并未呈现出反政权反体制的特点。     

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

近年来,社会抗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西方学者试图为世界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建构了社会抗争理论。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目前,政治过程理论的影响最大。受社会抗争理论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转型期中国社会抗争问题,形成了资源/条件视角、关系/结构视角、情感/意识视角、角色/性别视角。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解读倾向,未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抗争,尚有待进一步发展。     

国外环境抗争研究述评

环境抗争是环境社会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国外的研究中,环境公正视角的研究重点考量了环境抗争的成功因素,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的研究把公民社会的成熟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标识来考察环境抗争的约制因素,社会文化视角下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重要发现.不过,国外的研究仍有一些缺憾,这些提醒我们在开展国内环境抗争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及某些努力方向.     

网络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政治稳定研究

当前,网络以其传播速度的快捷性、传递内容的庞杂性以及参与的便捷性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网络参与所蕴含的强大聚合功能为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在网络上集聚、组织和动员提供了便利,因而网络政治参与带来的网络风险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主体需要控制适度的社会动员,逐步推进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治理网络风险需要从单一国家政府层面走向国家与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合作共治,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     

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

从"不怕"到"我怕",业主通过重构对邻避设施的认知而呈现出其主体性。邻避设施兴建方提出的"技术安全"、"依法行政"和"民心工程"的"不怕"叙事难以有效规训业主认知,业主由于"我怕"的认知建构而形成不同程度的抗争动机,并形成"无知者"、"隐忍者"、"从众者"和"抗争者"等四类群体,而后两者的出现使邻避冲突中业主行动升级和偏见动员成为可能。邻避冲突在中国城市中越来越频繁,在解决过程中政府应充分考虑业主主体性,开放公民参与,在认知层面建设"不怕"话语体系的配套系统—信任机制。     

国家、社会抗争与政治机遇结构——基于文本的分析与评述

社会抗争理论假设国家是决定抗争兴衰成败的关键行动体,而政治机遇结构将抗争与国家关联起来。国家中心论假设抗争结果是由国家政体和国家力量所决定,但没有具体阐释国家力量是如何影响抗争的。本文从国家与抗争变迁的关联性问题出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指出在政体既定的一国体制内,国家将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处理社会抗争运动,从而进一步理解抗争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性关联。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宣传动员机制与实践策略——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

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其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如何将宣传动员和专项治理实现有效整合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建构了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宣传动员类型和实践策略:通过政治动员实现压力传导;借助社会动员形成共识;通过共意动员建立共同体;依托行动动员实现资源聚集。本文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动员作为案例,阐释了超大规模国家如何在有效动员与避免社会失序、内部动员与外部动员等不同议题之间实现策略性平衡,以及政府部门如何在示范、刺激和信任的多重机制约束下达成治理预期。     

社会抗争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政府外部成本的视角

外部成本的存在是政府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以强制为基础的政府,只要在其宪政规制中无法将全体一致同意规则确定为现实中的政治决策原则,就一定使得部分公民出于自身偏好而产生的意愿与政府决策的结果相悖,由此承担政府外部成本。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在国家自主性特征的表达过程中,从宏观、整体视角出发的行动选择及其结果往往会在微观层面造成对少部分个体的利益损害,表现为政府外部成本,并由此引发各种形态的社会抗争,而社会抗争又使得政府外部成本发生了变更。最后,国家建设中的民主化进程推动着合法层面的社会抗争,并将原先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分散化对抗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由此又进一步加固了政府外部成本的存在。因此,仅仅作为国家建设中的一个维度的民主建设也无法完全消解社会抗争。     

农民维权抗争的无效表达:流于过程的情感行动——对西安Y区征地抗争事件的解读

已有研究为农民土地维权抗争行为提供了较多理解和分析框架.通过考察西安Y区征地活动,捕捉到征地事件中农民维权活动中另样一番鲜活图景:村民"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抗争策略的无效表达导致了维权行动流向一个追求过程的情感行动,失效主要原因在于维权抗争过程中双方的组织性及力量悬殊、基层政府"正式权力实施的非正式运用"的运作逻辑、农民可供利用资源的缺乏和集体高于个人利益的潜意识.     

媒体抗争的阶级化:农民与中产的比较

以往关于媒体与社会抗争的研究,多以中产阶级的成功个案为研究对象,并得出媒体对社会抗争有积极作用的结论。这些研究时常忽略了抗争主体的阶级分化,对农民、工人阶级鲜有关注。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同阶级所在的社会位置导致了其所掌握的媒体资源和媒体素养的差异,进而影响了媒体对社会抗争的报道。我们认为,阶级是影响媒体与社会抗争关系的重要变量。媒体"边缘化"或者积极报道社会抗争,与抗争主体的阶级身份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若干农民和中产阶级环境维权个案的定性比较研究,致力于观察两个阶级新媒体运用能力、传统媒体近用能力和策略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维权抗争的组织、诉求的表达、抗争合法化过程的影响。     

国内社会抗争研究范式的探讨——基于本体论与方法论视角

当前国内的社会抗争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态势.这表现在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研究内容的丰富性,研究方法的混合性和研究结论的争议性等方面.整体上,抗争研究的本体论依旧可以归为“抗争政治”的范畴;从方法论基础上看,存在着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两大传统;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则出现了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的融合趋势.抗争研究质量的评价应从各种研究范式的相互理解、承认和对话中寻找可能性.     

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机制阐释

互联网业已成为群体行动的舆论平台和发生渠道,通过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结构的供给与共识解读及建构,促使网络社会运动的专业化与草根化并行的发展趋势。围绕国家——社会关系的核心逻辑,以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框架建构等理论范式为研究框架,分析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政治机会结构与群体行动的互动与平衡,剖析网络社会运动的发生机理,并探索促使其有效发生的制度性资源配置的合理化路径。     

公民抗争行动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与解释

各种形式的闹大已经成为中国公共治理的重要旋律。本文界定了什么是闹大,并从现象描述和理论解释两个方面对它进行了分析。从描述性分析方面讲,闹大首先是利益受损民众公开地进行利益表达的过程,其次是弱势的抗争者进行外部资源动员的过程,然后还是一个公民主导的政府议程设置的过程。闹大反映了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问题,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包括了公民的原子化、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断裂以及政府的碎片化三个维度。治理体系的碎片化是萌生闹大的土壤,也是理解闹大的重要语境,但闹大又从不同方面修正和弥合了治理体系碎片化的问题。     

网络赋权与环境抗争

近年来,草根民众的环境抗争行动日益增多,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崛起,使环境抗争呈现出“网络化”的趋向.但是,网络媒体有着自身的运作规律,随着抗争客体在网络空间中的霸权再造,以及网络媒体自身局限性的不断显现,草根民众的网络优势逐渐丧失,尤其在“网络幻象”破灭之后,草根民众的环境抗争将会产生诸多负效应.有鉴于此,各级政府除了加强网络舆情监控,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之外,还更应看到表象背后的利益表达及草根民众的无奈选择.而合理有效的治理之道,在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吸引公众参与环境政策生产,以环境正义为基本准则,构建正规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     

公民网络表达、议题构建及社会意蕴研究——基于网络公共事件

公民网络表达在拓展公民自由权利、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在网络互动过程中,特定网络表达能激起强烈社会回应,进而造就了一系列的网络公共事件。综观网络公共事件,公民网络表达构成了网络互动的起点,在议题上形成了个人议题、社会议题和政府议题等分布,并孕育出网络文化意蕴、网络群体意蕴及网络政治意蕴,从而深化了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探索,培养了人们网络公共精神,为公民社会发展拓宽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