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本土生态智慧的理念表达与实践路径

"逆全球化"思潮使基于共同理念的全球生态治理策略出现"休克式"失效,推动了本土与传统生态理念的回归,中国本土传统的"天人合一""仁爱万物""以时发禁"等生态整体保护、生态和谐伦理、生态适时管理等理念,逐步得到国际环保社会的肯定与认同,是中国生态文明全球化进程中更应该被重视的理念,也是增强中国国际生态话语权、促进生态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转化的较好表达方式。在区域合作基础上拓宽全球生态治理合作路径,加强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建立生态屏障,健全全球生物入侵联合防控及监督机制,既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的基础理论,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全球经济治理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析视阈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制度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双重困境。在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的今天,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全球经济问题以及大国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客观上需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能够从方法论全球主义的视角审视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同时有助于促进分配正义、维护合作对话机制,避免秩序转型时期的冲突升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出路在于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维护多边制度秩序,促进全球共同发展,这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     

国际新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国智慧与方案

当前,国际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新的变革与重构。顺应时代潮流,汲取中国文化元素,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树立平等互利正确义利观等重要思想,积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安全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是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智慧与方案,展现了中国负责任世界大国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变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价值亟须优化、治理机制绩效有待提高、主权国家之间缺乏共识、美国霸权主义治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推进全球协商共治的创新性设计,它不仅倡导全球治理新价值,致力于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合作、逐步拓展全球治理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而且有助于中国积极参与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进而不断提高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后疫情时期经济全球化变局与中国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衰退中的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巨大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采取的禁航禁运措施导致全球价值链处于断裂边缘,这不仅给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也为逆全球化思潮提供了温床。尽管疫情中全球产业链回溯思潮涌动,但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的趋利性和各国之间愈发紧密的联系使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脱离全球价值链,疫情后全球化将依然在波折中前进发展,并迎来新的变革。疫情下的逆全球化思潮在冲击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和破坏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后疫情时期的全球化变局也为中国发挥全球价值链核心地位的作用提供了契机。为此,中国要高度警惕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趋向,要强化区域合作以巩固全球价值链的供需体系,发挥中国在WTO中的建设性作用,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构建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同时构建多中心产业链,应对全球价值链脱钩风险。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新国际主义与中国深化自由贸易区(FTA)战略的机遇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融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积极寻求国家和地区间合作共赢,参与建构地区共同体的新国际主义概念和内涵对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具有重大意义。同时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由之路,深化自由贸易区(FTA)战略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对当下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行为和中美贸易摩擦、两国竞争加剧的有力应对。中国是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因此,如何在"新国际主义"的制度内涵、利益内涵、观念内涵三个维度,为中国深化FTA战略实施做出正确选择提出可行性参考,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现实问题。     

NGO、反全球化运动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非政府组织日渐崛起,"以民为本"的全球公民治理日益替代"以国为本"的国际关系体系成为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反全球化运动是以NGO为主体的国际性公民运动,它针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强烈要求扭转和纠正全球的负面效应,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治理.NGO/反全球化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多种多样:有抗议示威、论坛会议、监督制约及倡导建议等方式,由此达成国际社会民主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协调形式     

全球经济治理困境:现实表现与内在动因

在当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未能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不平等日益加剧,全球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长期累积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世界经济因此面临许多新的风险和挑战。治理全球性经济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迫切议题。由于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利益分化、治理客体挑战加大以及治理机制存在的各种弊端和缺陷,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民主赤字、责任赤字和效用赤字更加凸显,并对世界各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行动提出了更高要求。新的历史阶段,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这既有利于推动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也是摆脱全球经济治理困境的根本途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可。在当今世界充满不稳定性,"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愈发彰显出其强大生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以对话协商取代冲突对抗,以共建共享应对动荡霸权,以合作共赢走出经济低谷,以交流互鉴促进文化发展,以绿色低碳应对环境恶化,以期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五位一体"的美好世界,这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经济民族主义的再思考

经济民族主义需要重新界定,这是因为以往的较多研究忽视了它的重大理论特征,即重商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相结合,而地缘经济学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特征.在"世界体系论"的视角下,中国经济处在全球经济中的"半边缘"位置.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落脚点应是国际经济协调和管理.首先是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和开放性经济集团的形成;其次是推动全球多边经济机构的改革与强化,建立新的全球经济治理规范.     

全球治理赤字的当代分析和中国路径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不断涌现新情况、新形势和新问题,解决全球性问题有赖于全球治理体系。但是随着逆全球化的抬头,非正式造法、非正式机制、非国际组织等的国际治理新范式逐渐抬头,以国际法治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治理机制也随之弱化,全球治理赤字加重。理解全球治理赤字,分析其中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把握当今国际治理的发展动向,探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不同身份和进路。     

以包容文化滋润开放发展

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唯有中华文明延绵不断、有序传承,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特质。包容文化在坚持自己传统特色的同时,以开放的胸襟,不断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的滋养,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形成了博大精深风格,特别讲究"君子和而不同"。无论是从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需要分析,还是面对逆全球化的思潮沉渣泛起、全球贸易战影响政治经济格局演变来看,进一步倡导与弘扬包容文化对推动全球开放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主动提出四个方面的重大举措来推动高质量扩大开放,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一步促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进入高质量开放发展的3.0时代,将为新的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正在全球快速扩散并在各地落地生根。由此可见,包容文化是促进开放发展的思想基础,中国已经开启高质量开放发展新时代,要积极推动更高水平的全球化,而新的全球化需要包容文化的滋润。     

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一项基于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的分析

2016年来,美欧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失范引发“逆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导致全球经济治理规制的“合法性”加速衰减和“有效性”不足,客观上要求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作为制约创新的主要变量,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成为影响治理创新成败和绩效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投资自由化趋势下降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成为治理议题调适的主要方向,而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边境后”贸易措施治理和各国“新工业化政策”影响下的投资政策变化成为规则重构的重点。鉴于此,中国应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扩大“公共物品”供给和凝聚新兴经济体利益共识的角度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并相应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的重塑和中国路径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形势不容乐观,目前已造成全球产业供应链中断、消费需求严重下降、金融市场跌宕起伏、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推进举步维艰,全球经济格局势必被重塑,集中表现在全球产业链、国际贸易、金融货币三大格局变动。在此趋势下,我国发展路径应着力深化同全球其他国家的各项合作,加快复工复产补齐经济短板,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类繁荣的新范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全球性治理危机一方面集中地体现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弊端的全面爆发;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浪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阿玛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以人类繁荣为宗旨,努力超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寻求一种将有尊严的人类生活包含在内的"能力路径",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由于该方案没有涉及全球经济、权力等核心议题,从而存在一定的缺陷。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以马克思"类存在"哲学为理论落脚点,超越以往全球治理的"能力路径"以及其他方案中存在的固有的对立和藩篱,寻求多元基础上的互利共赢、对话协商,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平与整体繁荣。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以经济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人权全球化、环境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 表征当今人类社会的综合性发展趋势, 从各个方面推动着中国法制的第三次变革。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进行的大规模法律法规规章清理、修改及中国加速融入全球治理结构, 标志着这次法制变革的开始。这次变革包括: 政治法律体制改革、法律体系重构及法的精神的转换。这表明, 在未来的法律发展进程中, 我国法律的现代精神、全球精神、人类文明普适精神、法律的职业共同体的职业精神等将更加鲜明, 更进一步贯通整个法律体系和法律的运行机制。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政策和策略述论

全球化是一种中性的关于世界不同体系的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和依赖过程的描述。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和剥夺导致了一种二元的社会后果: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分裂、地方文化的破坏、社会大众生计的艰难,另一方面也为"第三世界"提供了反对资本国际霸权主义的全球合作基础。当前存在着"反全球化"、"规制全球化"和"反思全球化"三种策略。反全球化策略其实是误识了资本全球霸权主义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关系,总体策略过于笼统;规制全球化策略是早期"福利国家"治理策略的延续,期望通过新的全球合作来规制资本的全球流动和残酷剥夺;反思全球化策略期望在全球公民社会兴起的基础上,通过全球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来重建全球人道主义的治理秩序。我们认为,反思和规制的互补和有机结合,才是应对全球资本霸权主义的现实选择。     

中国全球化红利及未来

中国全球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的全面发展,融入全球化,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赢得了全球化的最大红利。但2008年全球爆发的金融危机,意味着近40年的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红利已经释放完毕,全球经济社会将进入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走出全球危机时代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全球化必须实现大转型,寻求新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是全球和平发展,合作转型。遗憾的是,以全球化的改革转型走出全球危机时代的这条正确道路,目前还没有引起全球警醒,也还没有达成全球共识,更没有全球共同行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世界率先开辟了依靠改革、开放、创新转型,参与主导全球化走出危机的新道路,创造了全球化发展新模式。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G20应当持有的基本立场

全球化进程在改变着世界经济与政治治理格局.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传统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格局已日益表现出缺陷与不足,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对全球事务的参与,一方面挑战并改变着传统的全球治理格局,另一方面也弥补了传统格局在解决全球问题上的不足.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参与并决定全球事务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势,G20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地位正是这种趋势的主要表现,亦是全球政治格局进一步优化的表现.G20带给中国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以及与其他国家在各个领域合作共赢的机遇.中国应将G20作为加强国家间在解决全球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的协作平台,以替代G8机制,并结合联合国机制及其他区域性合作机制,把国家问的全球性合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与中国实践:困境、机遇与实现路径

现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着霸权主义、利益失衡、人权危机等治理困境。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积淀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变使中国以更积极姿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已具备现实可能。这种现实可能性部分源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单边化"和"碎片化"趋势,而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治理实践则为中国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提供了经验支持。推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变革,中国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通过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协调互动推动知识产权国际制度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进而实现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